文/王保贤

冤枉了毛泽东 曲解了宋庆龄
——评傅白芦先生的《“于不疑处有疑”》一文

文/王保贤

发表于《书屋》去年第2期上的傅白芦先生的《“于不疑处有疑”——以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为例》一文，一开始就引了“一位伟人”的“一段名言”：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傅文从始至终都没有提这位“伟人”的名字，其实大可不必，众所周知，这位伟人就是毛泽东；这段名言，出自他的《论人民民主专政》，时在1949年6月30日，是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而作的。

傅先生在引述了毛泽东这段名言后说，“长期以来”，国人“对其概述的史事一直深信不疑”，接着，他向读者介绍了张载“于不疑处有疑”的主张；然后，又引述了已故历史学家黎澍为《宋庆龄传》所写的序言里关于宋庆龄既“独立于国民党”，“也独立于共产党”的话；再后，就引述了宋庆龄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这段话的主要内容是：

早在海外活动时期，孙中山先生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也听到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早在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就对他发生了吸引力。他敦促留学生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共产党宣言》并阅读当时的社会主义书刊……”

傅先生看到毛泽东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又看到宋庆龄说早在十月革命前，孙中山在他的海外活动时期就“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听到列宁和俄国革命活动的消息……”，于是，就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显然，宋庆龄话中有话。她的话有着明显的针对性，她是对‘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个说法，所‘做出’的‘独立的判断’”；是对毛泽东所谈的“那段史事”“公开地”“表示‘有疑’”；并认为，这“进一步证实了”宋庆龄“是独立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

傅先生在引述并评价了宋庆龄先生那段话后，似乎害怕读者只相信毛泽东而不相信宋庆龄，就又引证了国内外的一些资料，通过这些资料，他特别强调：“以上史事，证明宋庆龄的讲话是完全可信的。中国的先进分子孙中山和他的战友们，虽然没有‘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但他们都是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就知道《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主义，而且，按照他们当时的理解，提出了‘三民主义学说’，这个学说后来成为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政治基础”。

傅先生在得出这一结论后，还列举了不少材料，这些内容，概括起来无非就是要说明，早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前，中国的不少先进分子就已经知道了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到或讲到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错了，毛泽东的判断，是“仅凭个人的亲历作出”的，是“以偏概全”；傅先生还胸有成竹地“分析”了毛泽东之所以会“以偏概全”的原因：他“是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又是一位富有浪漫主义情趣的诗词家，他在写这篇雄文时，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已经顺利开过，正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之际，踌躇满志，来不及深入去探究史事”；当然，在文章结尾，傅先生对出现在毛泽东笔下的这一“以偏概全”，还是非常“大度”的——他说这是“在所难免”的，而且表示，我们“虽不应为伟人讳，也不宜苛求于伟人，把史事弄清楚以免贻误后人就可以了”。

其实，傅先生完全没有必要费心地去搜寻那些资料，以“证明宋庆龄的讲话是完全可信的”，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情况稍有了解的人，都会相信宋庆龄的话的，而具体到毛泽东本人，也是如此。请看毛泽东在1945年4月讲的一段话：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其人，现在十四五岁的娃娃都晓得，……以前有人如梁启超、朱执信，也曾提过一下马克思主义。据说还有一个什么人，在一个杂志上译过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总之，那时我没有看到过，即使看过，也是一刹那溜过去了，没有注意。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不过以前在中国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290—291页）

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对于十月革命前中国少数先进分子已经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讲过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毛泽东是了解的；不仅如此，毛泽东在这里还明确指出， “讲马克思主义倒还是国民党在先”。

毛泽东这段话，出自他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1945年4月）上的报告。这个报告，过去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新中国成立后，它最迟是在1981年7月16日的 《人民日报》上公开发表的，后来收入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3卷中。在孙中山先生诞辰100周年（即1966年）的时候，宋庆龄看到没有看到过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笔者无法判断，但是，既然傅先生要通过宋庆龄的讲话来说明毛泽东对十月革命前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甚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情况缺乏了解，那就应该多读点毛泽东的书——毕竟，要批评一个伟人的言论，恐怕不应该太轻率了！何况，毛泽东1945年4月的这篇讲话，傅先生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

毛泽东这两段话，前后相差四年，时间不长。大概很难说，毛泽东在1949年的6月，忘记了他在1945年4月说的话了吧！大概更不能说，到了1949年6月，毛泽东就否定了他1945年4月的讲话！因此，对于那两段话，恐怕还得认真地阅读。而只要认真地阅读，我们就不难发现，在1945年4月的讲话中，毛泽东强调的是：在十月革命前，中国即使有少数知识分子知道马克思、恩格斯，但并没有人“真正知道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1949年6月的讲话，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毛泽东仍然是同样的观点，不过说得更为简单而已。这里的根本问题，不在于毛泽东说了“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文字上看起来好像与1945年4月的讲话存在冲突的话，而在于，毛泽东是要说明或者要强调：

“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只是在十月革命后，“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第2版，第1470页）

需要强调的是，正是在说了这几句话后，毛泽东才说：“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如上所述，毛泽东1945年4月的讲话，说明他对于十月革命前中国少数知识分子已经知道马克思、恩格斯，讲过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了解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可以说，傅先生对毛泽东在这一问题上的了解和认识，才是以偏概全的;他对宋庆龄那段话的分析，是想当然的——傅先生自己不知道毛泽东讲过这段话，为什么就一定认为宋庆龄也不知道毛泽东讲过这段话呢？退一步讲，即使宋庆龄真的不知道毛泽东讲过这段话，就能断言她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是“公开地表示”对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的那段话“有疑”吗？至于说这“进一步证实了”宋庆龄“是独立于共产党及其领袖的”，恐怕更是无稽之谈！这里不妨再提供一段众所周知的史实：1981年5月14日，宋庆龄所患的冠心病、肝癌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病情恶化；5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接收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5月16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予宋庆龄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病逝——试想，如果宋庆龄不是早就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能宣布“接收”她为共产党员吗？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1957年发动反右斗争以后，宋庆龄的态度“是有保留的”；到了“文化大革命”，宋庆龄“更是沉默不语，保留态度更显著”——这只能说明宋庆龄“独立于共产党”错误的指导思想之外，并不能证明“独立于共产党”，难道只有跟着“左”的错误跑才算拥护并溶入于共产党吗？傅先生《“于不疑处有疑”》一文中的分析，显然难以成立。

看来，正是因为傅先生冤枉了毛泽东，才会曲解宋庆龄的。

傅先生自己的以偏概全，导致了他反而一口咬定毛泽东是以偏概全；继而又作出了宋庆龄的“有疑”是由毛泽东引发的判断等等，不过，编辑出身的傅先生，最后还是从技术方面提出了一个对毛泽东的话进行文字处理的建议：“如果在用字遣句上稍事斟酌，比如将‘中国人’改为‘中国共产党人’，可能就不会引发宋庆龄的那番话语，当然更不会有我写的这些拙劣的文字了”——但这又使笔者疑惑了，请问，在十月革命前，中国有共产党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