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 婧 左 停 胡新萍

生计过程中的农民行动与自然资源
——以河北省两村为例

侯 婧 左 停 胡新萍

农户生计过程中各种行动的选择、形成过程,是农民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下与当地的自然资源互动的过程。调查发现:首先,农民在使用土地时,除了在土地上产生使其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资料外,还需要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因为土地是他们长期的生活保证;其次,农民需要某种特定的方式适应某一地理环境下的生态系统过程而达到自身生存的目的;第三,农户的生计过程不是各个生产活动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形成农民从事生产、生活的生产链条;第四,当农民无力改变自然使其为自己的生计服务时,宗教作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农民借助非自然力量改变自己生活的重要部分。

生计;农民行动;自然资源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进化过程中,不同类型的生态环境塑造了不同的经济文化类型[1]。某种特定的对当地资源的管理方式是和当地的特殊区域基础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管理模式嵌合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中几乎被人们所忽视,然而正是这些农户的考量和管理方式对揭示农民的行动特征和逻辑具有强大的作用。艾尔温和舒尔茨认为中国的小农和西欧与美国的农场主一样,是追求最“合理地”使用资源的经营者。这样的小农把传统的农业推到高效率的“均衡”[2]。被卷入现代化和全球化浪潮的现代人,虽然有部分敏锐的人觉察并且承认了乡土社会中乡土社会自身运转以及农民行动中可能的合理性,并将这种合理性进行抽象的提升归结为乡土特性或是农民行动的特征,但是还是很少有研究能够从农民生计的过程以及其他若干的社会变量中获取充分的学术资源进行证明,这为本研究的进行提供了很好的空间。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揭示在A村和 B村这种资源依赖型的乡土社会中,村民在解决资源有效和最大化利用问题上的行动及其特征,并力图解释这种现有的某些资源稀缺的境况下,农民如何将自己作为自然界中的一部分顺应及利用自然实现自己生计的持续。

一、适应土地:土地的人性化管理

土地是农户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农业生产的过程在很大层面上也是利用土地的过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到:“乡下人离不了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3]因此,农民在使用土地时,除了在土地上产生使其维持其生存的基本资料外,还需要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因为土地是他们长期的生活保证,在他们终老之前,土地是最后的保障。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实质包括 3个方面:第一,农村土地利用的自然可持续性。所谓自然可持续性,是把土地作为一种资源,作为生态系统而提出的。它要求人们在利用土地资源的过程中,要按照自然资源的容量决定其利用强度,并最终保护资源,提高其持续利用的能力。第二,农村土地利用的经济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是指在土地资源质量不发生退化的前提下,人们可以利用土地持续不断地取得净收益,使整个利用系统持续保持下去。经济可持续性要求土地资源利用效益不仅要考虑当前收益,而且要考虑未来收益。那些当前收益高,但利用方式或强度导致土地资源质量下降,引起未来收益降低的利用系统是不具备经济可持续性的。第三,农村土地利用的社会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主要是指局部区域与国家或全球、单个集团与整个社会阶层的公平性。只顾局部、个人或单个集团的利益,而没有顾及全局或全社会利益的行为,都会破坏系统的社会可接受性,失去社会可持续性[4]。

对于以种植业生产为主要生活保障的A村和 B村村民来说,土地也是最重要的生产对象。但是由于土地本身数量的有限性和质量的差异性,农户不得不根据自己对土地的认知体系进行有效的管理从而实现生产和生活的延续,而增加同等土地资源禀赋下农业生产所带来的收入。由于所处地区地势不太平坦,再加上自然条件较差,A村和B村质量较好的耕地面积非常有限。对于特定的农民而言,他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虽然村里由于外出打工人口较多,留在村里的村民可以租种其他外出打工村民的土地,但是家庭的劳动力人口是固定的。因此,村民可以耕种的土地还是比较有限的。资源的有限性导致村民在使用资源过程中的计划性。这个计划来源于农民对自己土地品质的了解以及对家庭人力和农作物可能产出的整体把握。

首先,在有限的优质的土地中,在保证基本消费作物 (莜麦、土豆等)的种植面积之后,农民会优先种植胡麻和甜菜这两种经济作物。但是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有 67%的农民种植胡麻的面积和种植莜麦的面积是差不多的。种植 1公顷胡麻的收入为 1 500千克 /公顷 (好的年景)×5.4元 /千克 (价钱不一定,还有 5.6、5.8元)=8 100元,但种植莜麦的收入为 1 500千克 /公顷 ×2.6元 /千克=3 900元,可以比较明显地发现,胡麻和莜麦相比,种植 1公顷胡麻的收入要比种植 1公顷莜麦的收入高,同时种植胡麻和莜麦相比莜麦耗费的人力要大于胡麻。因为在托运的过程中,莜麦需要扎梱才能托运,要比胡麻多出一个程序。除此之外,胡麻的抗旱性要比莜麦强。但是,对于农民而言除了经济收益和人力的考虑之外,还需要调整种植结构以实现自然资源与人的平衡,土地的营养成分随着某些产品的成熟而流失,因此需要适时地补充土壤的营养损失。胡麻这种作物对土地的肥力要求较高,如果今年某块地种植的是胡麻,那第二年的地肯定要种植其他的作物,如果继续种植胡麻极有可能没有收成。这种间歇可以使土地恢复肥力,从而可以维持下一年中作物需要的养分。农民很人性化地说“因为胡麻带来的经济效益高,所以对土地的肥力吸收比较大,因此每年都要让种植胡麻的土地歇一歇”。也正是因为胡麻这种作物对土地要求的特殊性,所以即使胡麻的经济利益较高,但是土地的情况不允许农民肆意地使用土地以获得其经济利益。正如费老所说:“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5]农民深知自家土地的状况,也深知各种农作物的“习性”。

其次,还需要将土地和作物状况以及家庭中的劳动力联系起来。对于农民而言,他们对土地的了解就和对自家孩子的了解一样。每块地可能种植什么,需要多少劳力,各个环节需要几个工,他们心里都有一笔清晰的账。虽然没有经过清晰的计算,但是这些知识已经内化在他们心里。在调查中,几十块钱也算不明白的老人,却清楚地知道耕作的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劳力,他们会提前找好合作对象,也会根据这些综合状况对全面的种植状况进行提前的规划。农民肯定不会让种植了作物但是来不及收割的事情发生,虽然没有农民拿着账本进行精密的计算,但是整个过程安排得恰到好处。同时,农民在选择种植何种作物时,除了考虑作物本身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之外,同样会考虑种植该作物的用工,以及能否兼业,并且兼业多长时间的问题,如果作物所产生的效益足以产生和出去兼业同等的效益,则农民会根据个人偏好选择出去打工或是在家务农。

案例:GFQ,G家去年种植了 1.5公顷的土地,因为地比较多,所以其丈夫出去打工的时间也比较有限,去年一年只出去了 3个月左右。但是今年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忙着公路、风车以及去年收成的事情,所以没有顾上翻地,但是如果去年没有翻地今年就没有办法种植。因为,当时公路、风车等带给 G家很大的利益,去年 G家的主要收入项目如下:

1、照看风车 (45元每个坑 ×2个 ×四个半月 155天)+拉线 (700)+风车挖渠 (6元 /米 ×150米 ×2/3(共三个人合伙))

2、公路打缝:2100元 (2.5元每个)+垫边 2 000元

3、胡麻 :6 000元

4、猪 1 600元 +马驹 (3 500元 +2 500元 )

5、叔叔打工 :3 000元

6、挖树 :700元

所以今年 G家总共种植的地也就 7亩左右。另一方面,G的丈夫也算计就算种地也没有他出去打工挣得多,所以和去年在张北附近打工不同,今年 G的丈夫经别人介绍去了山西大同打工,去那边打工可以保证一年间长期有工作干。

二、适应自然规律:资源管理的策略

土地的利用是在一定得自然生态环境中进行的,季节的轮回将农民的各项生产活动都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区域,因此,种植作物的过程也是和自然气候不断互动的一个长期的过程。人类的社会生产从来没有离开过地理环境,当然也受到自然地理差异性的影响,乃至制约[5]。中国农民历来就有丰富的经验。著名农学家贾思鳃在《齐民要术》中曾给出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强调不误农时,因地制宜地栽种和管理作物,深耕细作,轮作,套作,混作和合理密植,自然资源以及环境对于人类行动的反馈成为了农户行为的有效制约因素[6]。人类为了生产有价值的生存资料,就需要尽可能地将生态和环境的能量转化到植物和动物中,这就要求人类不能随心所地的安排自然资源和环境,相反人需要某种特定的方式适应某一地理环境下的生态系统过程而达到自身生存的目的。因此一个地区农作物耕作状况与其品种结构都是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资源条件而形成的,并且具有相对稳定性。对于适应自然状况而对生产状况进行调整,农民作为自己生计最直接的参与者和所拥有资源最直接的管理者,他们在短的生产周期内或是长期的生命周期内会遇到各种因为资源和环境变化而带来的冲击,但是农民会根据面对的各种约束和可能的情况,采取各种方式,追求自己和家庭成员在可预见的时间内生活的平稳性。

自然环境作物类型的决定,气候因素的作用最为明显。在不同的气候中存在不同的土地生态系统[7]。但是农户通过长期的种植实践活动积累了足够的知识来适应当地特殊的气候状况,交错种植、多样化种植都成为农民适应气候的主要手段。比如通常情况下,当地的农民都会以种植一种作物为主,选择具有不同成熟期、对环境变化具有不同敏感性的作物,根据作物对于自然的特性进行种植,或者以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等有多种用途和功效的作物进行时间上的安排,从而进行间作和套种。这种做法一方面,正如上文论述的是为了减小土壤的损耗从而保证农作物产量和收入;另一方面,也是农民根据自家劳动力和资源状况做出的适应自然的调整。众所周知,农业的时效性是农民的较大的挑战,错过了最好的播种时节或是相应的拔草、打药时节,作物极有可能减产甚至让农户颗粒无收。所以在安排当年的种植结构时,农民需要在认清自我硬件条件的前提下,做出最合乎自然气候,然后又能给自己带来较大经济效益的安排。比如四月农民开始磨地,五月开始种植,但是土豆、莜麦、胡麻等都需要集中在五月种植。因此,虽然莜麦和胡麻风险较小,且胡麻经济收益较稳定,但是在短期的时间内,如果家中没有足够的劳动力,则每个农户可以种植的面积都是有限的。此时,家中劳动力较少的农户则错开种植农作物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比如在四月初开始准备育苗,在五月集中种植一定面积的莜麦、胡麻以及土豆等,六月相对较闲的时候又种植少面积的豆角。这样一年的时间可以充分利用,以产生更多的经济效益。

表1 村庄农业生产季节历

不同的地理环境会给村民的经济生活带来不同的影响,而村民在社会生产中又会对环境产生不同的作用,二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的[8]。A村和 B村的村民都同样相似的严重依赖当地的水资源,这使其在生产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性,比如都是传统的耕作方式,以人力、畜力为主等。然而由于其地理空间和区位的差别,这两个村庄在之后的水资源获取性上存在差异,A村民由于水库的堵塞只能在灌溉季节用防洪渠中储存的水进行灌溉,而 B村村民由于水库的堵塞水资源相对比较充足。因此,两村种植状况基本朝向两个方向发展,对于 A村村民来说,能在有限水资源的状况下保证基本的消费需求是最根本的保障,个别家庭在劳动力、灌溉用水等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试图种植一些经济作物以满足家庭的其他货币需求。而对于 B村而言,由于水资源相对比较充足,因此,大部分村民在劳动力允许的情况下,大部分种植甜菜和胡麻等经济作物。但是,每年旱季的时候,虽然情况比 A村较好些,但是水库的水还是会出现水流变小、变细和断流的情况,B村村民灌溉用水还是会出现严重不足。因此,广大农家所面临的问题不仅仅是水利化的问题,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如何认识和处理“天上之水”的问题[9]338。比如莜麦的种植之所以成为农民主要种植作物之一,除了因为莜麦的秸秆便于养殖牲畜外,相比小麦,种植莜麦的风险也相对较小,种植小麦如果开春的时候没有雨水,那就面临着颗粒无收,而莜麦这种作物却不一样,即使开春的时候没有雨水但只要后半年有雨莜麦也还是可以有收成的。由此可见,农户除了适应当地的气候状况外,还要根据“天上之水”的状况和作物的习性适当调整种植结构以满足自身消费需求。因此,农业系统是一个综合的系统,需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对此,农民颇有一套自己的知识体系。

三、生产链的延续:农民的考量

农民行动逻辑与其所处文化区域有关,而文化区域又往往与生态区域有关[10]。社区中的自然资源是农户实现生产、再生产的载体,在这个框架下农民除了最大化利用现有社区中的自然资源,同时还需要遵从自然规律,在各种作用下形成该社区的农民和农户特定的生产和社会活动,来实现该村落中居民的生存性需要。而这些行动并不是村民先天获得的,而是在后天的社会化过程中经由长期的文化积淀形成的。农户的生计过程不是各个生产活动的简单相加,而是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系统,形成农民从事生产、生活的生产链条。在 A村和 B村村民并不会因为胡麻或甜菜的经济效益较好就将所有耕地全部种植该种作物,他们在决定种植结构的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整个生产链的延续和生计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知识体系是农民长期生产、生活知识的积累。

种植和养殖是A村和B村村民农业收入的主要来源,部分农民每年的种植面积可能变化不大,但他这种固定的种植结构背后还是有自己的平衡。对于 A村而言,种植胡麻的收益明显较大,前文中已经做过比较分析了。但是,村民不能因为胡麻的收益较大就全部种植胡麻,他们还需要种植一定面积的莜麦和青玉米。对于B村村民而言种植甜菜的收益也要远远大于其他作物,但是 B村的村民还是会种植一定数量的青玉米和莜麦。一方面莜麦可以解决自己的粮食消费问题而节省了支出。另一方面莜麦的秸秆和青玉米可以保证一定数量的牲畜养殖。因为胡麻虽然能够有较多的经济效益,但是其秸秆却不能用来喂养牲畜。同样的甜菜的根茎也大多用来养猪,还是不能喂养牛或骡子等劳动力牲畜。大部分农户都养殖牛,因为一方面牛是很好的劳力,另一方面,母牛可以产仔,而且其市场比较好。鉴于张北县马非常有名,很多都用来出口,部分农户也养殖马,和牛一样除了作为劳力之外,马也可以给农户带来较好的经济效益。每年都会有牲畜的贩子来村里收购,近几年马和牛的价格也因为市场波动而从 1 500元到 5 000元不等,但是总体而言,可以给村民带来较好的经济收益。除去牛和马还有部分农户 (尤其是B村农户)养殖了猪,农户收入主要来源于下的猪仔,每头猪带来的收入也从 1 000元到 4 000元不等。剩下还有很大比例的农户养殖驴或骡子,驴或骡子基本上只作为劳力而不产生什么经济效益。

牲畜是农民生计统筹中的重要因素,养殖一定数量的牲畜也是保证农户经济收益的重要来源。只有种植足够数量的牲畜食用的饲料,因为牲畜而产生的经济收益才是种可能。然而,因为河东和元山子都保持着较为传统的生产方式,牲畜也是重要的劳动力之一。因此,村民不能因为胡麻和甜菜等经济效益较好而将全部土地种上胡麻或者甜菜,因为要想实现种植特定面积的胡麻和甜菜,相应数量的牲畜是必不可少的生产因素。磨地、种地、锄地、套地割地、脱粒等各个生产环节都离不开牲畜。如果种植过多的胡麻或是甜菜,没有相应数量的牲畜,在农忙季节农户仅靠劳动力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因为每户的入地面积都是有限的,所以,农户需要统筹现有的面积达到种植和养殖的均衡。

部分农户因为种植了较多面积的作物,但是没有足够的牲畜和劳动力,村民间就产生了合作行为。但是也有部分农户因为找不到合作对象或是没有合适的合作对象而不得不从村里其他的农户或是别的村的农户那里租用牲畜。租用牲畜的费用因为不同的年景从 15元到 30元不等,2007年租用牲畜的费用为种地 15元 /天,翻地 20元 /天。但是这笔支出无疑增加了农户的种植成本。

地理环境只是制约村民进行农业生产的一个因素,在村民进行生产的过程中,还有好多非环境因素在起作用,诸如经济利益的追求、生存压力的胁迫、政治、军事等因素的考虑。这些因素往往同时作用于村民的生产过程中,从而影响到村民与环境的关系[11]。因此在对农村农户和自然环境的认知的过程中,一方面我们不得不承认外界环境因素对农民行动的制约,另一方面人类又在遵从自然规律的前提下主动地适应环境并维护人类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当我们谈到农民生计的时候,并不是农户的生产活动中各个环节的简单相加,其中包含中农民庞杂的知识体系。

农户所形成的生产链中,其生产活动主要围绕着其所拥有的耕地 (质量、数量)、牲畜 (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数量)以及水利 (在当地主要表现为水资源缺乏时农户所作出的种植、养殖结构的调整)进行。对于农民而言种植莜麦不仅仅是因为莜麦的秸秆更多,也不仅仅是因为牲畜只吃莜麦的秸秆而不吃胡麻的秸秆,同时也因为他们需要自己调整自己有限的土地,对于特定的农民而言,他所拥有的土地面积是一定的,即使可以租种别人的土地,但是一家人可以种植的土地面积也是有限的,所以他们需要有个规划,这个规划要考虑人力、农作物可能带来的收入、可能的产出、风险以及自然状况之外,还要实现人与自然资源间 (包括气候、土地)的平衡。

四、龙王庙:无奈于自然的另一种选择

自然资源状况对以传统耕作为主的农村社区所存在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不可否认,这种人与自然资源的关系并不能用来解释所有人类的行为,环境变迁并非一切人类行为的驱动力[12]。在农民生活的环境中,宗教作为民间文化的一部分而成为农民生活的重要部分。前文中已经有大量的篇幅论述水对于当地村民的重要意义,在大部分时候人与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什么本质的变化。但是在人们的生活领域,水所派生的文化却是惊人的,当人类能够充分处理地面的水而产生的“水利文明”无法解决他们的现实需求时,广大农户所面临的不仅仅是水利文明的问题,他们不得不将希望诉诸于非自然的力量,而对“天上之水”报以希望,龙的传说和因为祈雨而产生的相应的仪式等在村民社会中屡见不鲜。

在A村和 B村的村头都有一个一人多高的神龛,神龛里供奉着龙王。而龙王也是能在当地看到的村民供奉的唯一的神灵。在当地农民看来,龙是和雨水联系在一起的。当地水资源的缺乏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影响到其持续生存的问题,也因此,龙王对于当地村民而言意义非凡。龙王对于当地村民而言集合了所有优秀的品质——给予农民雨水的力量、公平、正义,具有人格化的很多特点,比如打雷时意味着龙的威慑力,而产生雨水是因为龙王被大众的祈雨的诚心所打动。祈雨之后产生的乌云是龙在天空降临的前兆。龙王同时也是公平的化身,一旦他为百姓的诚心所感动,它的恩惠也是面向全民的,它并不偏向某个具体的人或是某个特殊的群体。所有这些并不是农民随心所欲创造出来的,而是在人类历史上人类在生活经验缺乏的情况下将其价值追求符号化的结果。这是将未知性和现实性结合在一起的农民的诉求,这种诉求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对于龙王的祭拜只产生在旱季。如上文所述,因为龙王的恩惠不偏向个人,所以祈雨的仪式是在村庄内村民的共识下进行的,所祈求来的雨水是大家共同的财富。在共识的基础上产生的祈雨仪式是需要每个可能受惠的个体的参与的。“只有在龙王看到大家都很有诚心以后,才有可能被感动而给大家赏赐一点雨水。”

A村和 B村的龙王神龛也有一定的历史,早在 1998年地震以后,虽然水库中的水能够解决一部分的灌溉用水问题,但是大部分的土地还是主要靠“天上的水”,但是因为气候干旱,每年灌溉季节大部分作物都浇不上水,但是能不能在灌溉季节浇水严重地影响着农民的收成。于是在 B村村长的提议下,村民集资修建了神龛。同时,A村的村民看到 B村建了龙王庙,而且全村村民还组织祈雨仪式等,看似比较有用,所以隔年A村也建了龙王庙。但是不同的是水库堵塞以后,B村的龙王庙还在持续使用,平时还可以看到村民摆放在神龛上的给龙王的贡品,而 A村因为水库已经堵塞,几次祈雨之后似乎也没有实际的效果,所以神龛索性被村民荒废。乡土农民敬神的功利性由此可见一斑。中国人敬神是极其联系现实的,供奉某种神灵与否,完全取决于该神灵能带给他什么样的好处。曾经在民俗学课上听孙庆忠老师讲,外国人是不能理解中国人的宗教的,当外国人到中国的乡土社会中,看到一家老农神台上供着大大小小关公、灶王爷、观音菩萨等七、八个神位时,着实诧异了一番。人与神之间的互惠关系在中国人中深入人心,神一般是有求必应,而祭拜者或者有求者必须给予某种报答,甚至在许愿时就要做出承诺。想生子时,可以求助于送子娘娘,想发财时可以求助于财神爷。如若所求助的神灵没有满足自己的求助,大可以不再对其表示尊敬而将其从神台上撤下来。所有这些无不在满足着中国人在日常生活中不同的诉求。

听村民论述,最近一次的祈雨仪式大概经过如下。首先村长需要先去通晓神灵的巫师那里问卦,确定好可以祈雨的时间。村长会将时间通知全体村民,在村的村民都要参加,同时还需要准备“孝敬”龙王的祭祀品 (包括酒水、鸡鸭鱼肉等)。当吉时确定时再由村长从小庙中将龙王“请”出来,挂上“红”,意思是那天是龙王的好日子。村长作为全村的代表,将大家的心声阐述给龙王,大概意思是跪在地上的这些人都很诚心地祈祷龙王能够降雨,这场雨对于大家而言会有多大的帮助,如果龙王能够实现他们的请求,来年他们将回报龙王更好的贡品等。然后祈雨的村民就一起来到村头的泉眼处,进一步祈祷。祈祷过后,村长会回到祭坛的地方,再一次表达所有人的诚心。在所有的过程中,村长的角色比较关键,他的权威是广大的村民赋予的。在这样的过程中可以看到国家权力与民间生活的很好的融合。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村长更多的是代表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而在祈雨的祭祀活动中,他也充当了广大人民群众和神灵对话的代表,他必须以一个大公的姿态来实现村民的世俗利益。这种象征性价值赋予文化网络一种受人尊敬的权威,它反过来又激发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荣誉感——它与物质利益既相区别又相联系——从而促使人们在文化网络中追求领导地位[13]。同时在所有村民参加祭祀活动的过程中,也是利益同一的一个过程,因此共同参加仪式以及信仰的基本一致也有助于把人民团结在一起并增强他们与该群体的一致性[9]309。从祈雨仪式中全村村民的共同参与我们也看到了这种仪式背后所体现的农民对丰收的期盼和共识。

事实上对龙王的祭祀并不频繁,雨水较好的年景,人们并不会通过这种仪式和龙王保持联系,而是一年一次地感激龙王带来的好年景。村民对于龙王的诉求过程完全是拟人化的过程,龙王是和所有人一样具有喜怒哀乐的,所以整个过程是谨小慎微的过程,祈雨的参与者不能对龙王有半点不敬。因此,宗教虽然存在于精神世界,但是其实质是人类现实社会的真实写照。在乡土社会,不可否认宗教具有其积极的意义,但是当我们通过当地农民的祈雨仪式来窥探当地农民的精神世界的时候,农民在现实世界中的无助和迷茫才是真正值得我们去思考的。

五、小结

对一个自然资源依赖型的村庄而言,A村和B村的自然资源本身就是社区生计过程中的重要部分,同时也是该社区居民生活的重要载体。社区资源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利用来源于并且依赖于社区居民或者农户在自然资源利用和管理方面的历史经验以及根据当下的有效调整。而有效使用和调整的基本前提则是农民或农户作为大自然中的一部分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顺从。农户所具有的如何适应自然调整自己生计结构的能力是其在长期的生计过程中有意识或是无意识的行动不断调整而得以进化和发展的结果,包括从自然资源的历史变迁以及和当下现存的自然资源状况不断互动的过程中大量的积累。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农户生计过程中的各种行动的选择、形成过程,是农民在特定的社区环境下与当地的自然资源互动的过程。生活于不同环境中的农民,依据所处的自然环境选择自己的生计方式,同时也选择了他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当地村民对于如何安排有限的资源,使自己的生计得以维系,自然也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知识体系。这套体系和他们对自然资源的认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1] 贺卫光.中国古代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在经济上的互补与非平衡需求.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2003,40(1):32-38

[2] 黄宗智.略论华北近数百年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6(2):9-15

[3] 费孝通.乡土本色,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

[4] 张晓平.农村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农户行为分析.河南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1999(4):61-64

[5] 侯甫坚.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5:258

[6] 邢安钢.种植结构调整中的农户行为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5

[7] 程化雨.农户土地利用研究.华中农业大学硕士论文,2003

[8] 刘炳涛.地域环境与村民营生方式选择 -基于明清时期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9] 王铭铭.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338

[10] 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开放时代,2007(1):105-121

[11] 刘炳涛.地域环境与村民营生方式选择 -基于明清时期黄河小北干流西岸地区的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8

[12] 周亚.环境影响下传统水利的结构和趋势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

[13] 蓝宇蕴.都市里的村庄:一个“新村社共同体”的实地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Peasants’Action and Natural Resources in Process of L ivelihoods——A Case Study of Two Villages in Hebei Province

Hou Jing Zuo Ting Hu Xinping

Process of peasants to select various actions in livelihood is also process of intera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peasants and local natural resources in a particular environment.This research found:Firstly,when peasants use their land,in addition generate basicmaterialon their survival,they also need to ensure sustainable use of land,because land is their assurance in long term;Secondly,peasants need a way to adapt particular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ecosystem to achieve their purpose of survival;Thirdly,the livelihood of peasants is not a simple sum of all production process,it is a chain of life through mutual contact and interaction of organic systems;Fourthly,when peasants can not change natural to make it serve for them,religion come to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lives as non-natural power to change something.

Livelihood;Peasant action;Natural resources

2011-02-28

侯 婧,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左 停,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通讯作者,邮编:100083;胡新萍,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连丽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