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平

在各种翻译中，译诗是最难的。因为它不能像译文那样，仅止于准确地达意；诗是语言艺术的顶峰，它的美和妙，如果换一种表达方式几乎无法传神。但是为了交流，诗还是要译的。

译诗有两种：一是不同文字之间的翻译，如把英文译为日文，把藏文译为汉文；二是古今文字之间的翻译，如把近体诗译为白话诗，把新诗译为旧体诗。业内人士都承认，无论哪一种翻译，操作起来难度都不小。

1985年，我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访问匈牙利时，他们让我留下一组在匈牙利写的诗，译为匈文后在他们的杂志上发表。他们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只有诗人才能译诗，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诗人才能理解另一个诗人的原意，才能润色出真正的诗来。非诗人译了诗人的诗，会受到“糟蹋诗歌”的嘲笑。可见他们对诗多么尊重。他们遗憾地告诉我，在当代的匈牙利诗人中，没有人懂得中文，只能先由懂中文的人直译为匈文，再请一位诗人进行合乎诗的要求加工润色。

苏联诗人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译诗——是件难事，译我的诗——尤其难。……因为我在诗里引用了日常的口语，如（例句从略）试试看，怎么译？……只有你感觉到了整个语言的结构时，这种诗对你才是既容易了解而又俏皮的，但也还是像语言游戏似的不可译。”（《致波兰读者》）

上世纪五十年代，苏联著名汉学家费德林在翻译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时，对于“我失骄杨君失柳”如何译束手无策，因为杨和柳既是可以“轻飏”的两种树木，又是毛的妻子杨开慧和李的丈夫柳直荀的姓，在俄文中找不到这样重叠的对应词。他求教于我国的文学家茅盾，茅盾也沒有办法译出，只好替费德林写了二百多字的注释。

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被译为外文以后，有的外国读者说：两个鸟在树上叫，一群鸟在天上飞。你们的诗圣就是这个水平吗？我想，问题不在杜甫，而在翻译，任何外国文字也难于达到汉字在旧体诗中所营造的境界。

类似的事例是，我买过一本中文的诺贝尔奖获奖诗选，想认真地向这些世界大家学习，结果读完以后大失所望，而且大惑不解：这样的诗连诗味都没有，怎么能获诺贝尔奖？但我不能否定那些诗人，很显然是由于翻译造成的原因。

在我国，诗歌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押韵传统，同人们对诗歌的共识和审美习惯紧密相连。我们知道，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名作《自由，爱情》在我国曾经有过三种译法，一种是孙用译的“自由，爱情！我要的就是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将爱情牺牲。”再一种是兴万生译的“自由与爱情，我需要这两样。为了爱情，我牺牲我的生命；为了自由，我又牺牲了我的爱情。”还有一种是殷夫（白莽）译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这三种译法，意思和语言都是不错的，为什么只有殷夫的一种流传开来了呢？原因明显而简单，就是它较之前两种译法，发挥了汉诗精练、押韵、节奏感强的优势，更符合中国人对于诗歌的要求和欣赏习惯，大大减少了背诵的困难。

因此，相对而言，把新诗译为旧诗比把旧诗译为新诗更容易具有诗味。最近我又试了一下，我将网友灵木子的一首短小的新诗译成了五言古体。她的原诗是：“我如同咀嚼糖饴一般，咀嚼/这个梦，它/让我流了千百次的泪/我没有找回，你飘忽不定的身影”。(《我一直不愿醒来》)

我的译诗是：“似嚼饴糖味，不教梦境碎。君影追不见，空流千回泪。”

诗人马萧萧评论原作是“情真意切的新诗”，我的译作是“词高意妙的古体”，看来各有千秋。新诗语言活，旧诗易背诵。作为诗，我总觉得容易背诵是非常重要的。

说来说去，各种译诗大多只能达其原意，而不能保其原味，甚至会是徒劳无益地“把馒头还原成面粉”。要想欣赏到原汁原味，唯有去读原作。

诗是高贵的，因为它不可复制。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