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

一

1936年2月，左联解散，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两个口号论争不了了之，远在陕北的党中央始终关注这场论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中央决定停止周扬对上海文艺界的领导工作，同时考虑延安需要文化方面的带头人，以领导推动延安文化向前发展。经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负责人潘汉年推荐，中央调周扬、艾思奇、周立波一行等来延安工作。

周扬奉调延安后，中央安排周扬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陕甘宁边区文协主任。从那时起，周扬与毛泽东接触很多，他们或面谈、或书信往来，关系极为密切。一直受到毛泽东的器重，也确实做出了出色的贡献，如培养大批文艺干部，党的文艺理论建设，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贯彻毛泽东文艺方针，有力地推动了解放区的大众文化艺术事业。

1937年到1938年初，许多文艺团体来到延安，为了纪念“一•二八”上海抗战六周年，决定在延安举行一次隆重的文艺晚会。为此，从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了六七十位青年艺术家，只用两星期就排演出四幕话剧《血祭上海》，公演20天，观众上万人。

在一次《血祭上海》座谈会上，当有人建议创办艺术学院时，全场响起一片掌声。毛泽东当即表示愿用最大的力量帮助艺术学院的创办，并宣告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一星期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周扬等联合发出《成立缘起》，为纪念已故大文豪鲁迅，定名为鲁迅艺术学院。该院宗旨是“培养抗战急需的大批艺术工作者”。

1938年4月10日下午，鲁迅艺术学院举行成立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讲了话。经毛泽东提名，周扬任鲁艺副院长（吴玉章任院长）。1938年以后，鉴于延安文艺将有一个大的发展，毛泽东几次找周扬谈话，征求文艺工作方面的意见。1939年，经毛泽东批准，周扬任鲁艺院长。在他主持鲁艺工作的几年中，领导培养了大批革命文艺工作人才。

陕甘宁边区为全国甚至全世界人士所瞩目，许多中外人士不远千里、万里来边区参观考察，各地青年潮水似的涌到这里来。许多新闻界朋友，采访边区后，写成印象记、访问记、作了很多介绍。但也有少数人颠倒黑白，攻击边区为“封建割据”、“破坏统一”。

边区究竟是怎样一个地方？向全国人民作一忠实介绍，十分必要。1938年秋冬，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李六如与秘书和培元两人合写了一本《陕甘宁边区实录》，初稿完成后，送毛泽东审阅。因忙于党内其他工作，1939年1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扬，委托周扬办理此事。信中写道：

周扬同志：

此稿李六如、和培元各写一半，我全未看。因关系边区对外宣传甚大，不应轻率出版，必须内容形式都弄妥当方能出版。现请你全权负责修正此书，如你觉须全般改造，则全般改造之。虽甚劳你，意义是大的。最好二月十五日前完稿，二月底能出书。

备有稿费（每千字一元五角），当分致你与李、和三同志，借表酬劳之意。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月二十二日夜十时

从此信中的“对外宣传、全权负责”能看出毛泽东对周扬是极信任的。经过周扬的修正加工，《陕甘宁边区实录》一书于1939年12月由延安解放社出版。毛泽东为此书题写了书名，并题字：“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实施三民主义最彻底的地方。”

1940年10月成立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担任主任，主管全党文化工作，仍兼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

在中央红军时期，红军里面的文化工作比较少，到了延安以后才开始搞文化工作。当时有陕公（陕北公学）、抗大（抗日军政大学）这些学校，还有鲁艺，后来也成立了各种协会。从上海去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在鲁艺。此外还有一个“文抗”——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总会还在重庆。“文抗”有些作家，像丁玲、艾青、萧军、欧阳山……一大批。这样延安就开始有了文艺活动。

有了文艺活动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从上海来的，到延安以后，对朱（德）、毛（泽东）都充满了感情。搞文艺工作的人，这种感情更丰富。这些人尽管是左翼，尽管是共产党员，甚至还不是一天两天的共产党员，但是他们的世界观许多还是小资产阶级的。这些人过去都信仰革命，同志中甚至有人牺牲了，现在他们活着到了延安，大家都很高兴。

当时发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人怎么能和工农兵结合的问题。这是个根本问题。这个根本问题在上海是很抽象的。在上海的时候，他们也说要拥护红军，就是杀头都不怕；但是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也是抽象的，也没有见过。到了延安，就发生怎么跟工农兵，跟你所理想的，你所为之奋斗的，甚至于不惜为之牺牲的这个对象相结合这样一个问题。过去是理想，你不认识工是个什么样子，农是个什么样子，红军是个什么样子，干部是个什么样子。现在是现实，怎么同工农兵结合。上海来的这些革命者都是热情的，但是不认识对象。所以到延安去的那些女孩子对我们老干部有一个说法，就是：“老干部可敬，不可爱。”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了延安不但是到了一个新的地区，从自然条件来讲，这个地区很落后；更重要的是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工农兵当权的时代。这不是重庆，尽管条件没重庆好，没有那么多的出版物，没有那么多的文化。但这里所代表的是一个新的时代。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

所以，跟新的时代的群众结合成了根本问题。周扬到上海时，有个老朋友问他，说你在延安，经历延安的这个伟大的整风运动，讲点经验吧。周扬说这个问题太大了，一下子也讲不清楚。

但周扬想了一下说：心得只有一条，就是在1942年的整风运动以前，尽管我写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我没有认识到自己还不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还不是个共产主义者，经过整风以后我才认识到这一点。我说你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收获，这就是我唯一的收获。我当时讲过这句话，我现在还是这么感觉。如果还要补充一点的话，就是我首先还不能说自己是个完全的共产主义者。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周扬接着说：你要问“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背景，这个背景主要的就是结合问题。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存在，解放以后又一次发生，而且今后，也还有这个问题。可以说我们无产阶级的文学和毛主席的文艺路线根本也是这个问题，因为要同工农结合、跟时代结合不是很容易的。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是以“鲁艺”为代表，包括周扬、何其芳等，以周扬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文抗”这一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毛泽东对这个争论作了很深刻的解答。他说，他们尽管有争论，但在跟工农兵的关系这个问题上都没有解决。

这个说法是最深刻的。周扬几十年来跟毛泽东接触，感到最深刻的就是这一点。

后来“文化大革命”时人家怎么搞周扬，周扬对别的都不难过，就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个期望，他认为辜负了毛泽东，没有很好地和群众结合，没有到群众中去，都是高高在上。所有的缺点错误，这个是最根本的。这也是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今后要解决的问题。

周扬这一派，包括何其芳这些人，要歌颂光明。他要进步，热情洋溢。“文抗”的人就看不惯，要暴露黑暗。“文革”时他们批判周扬，说周扬主张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周扬也主张暴露黑暗，反对毛主席。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文抗”们要暴露黑暗，周扬为回答他们写了一篇文章，周扬说：请你们不要在根据地找缺点，因为太阳中间也有黑点。后来别人就批评周扬说这是攻击毛主席的。因为周扬不赞成他们的观点，才写了这篇文章。那是在整风以前，周扬的思想也没有改造，当然那篇文章不会很有力量，但是周扬是反对他们的。后来就是因为周扬写了这篇文章，延安有四个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文章反对周扬。

这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争论。虽然争论，但是没有解决问题。无论主张歌颂光明也好，暴露黑暗也好，都不能解决问题，因为问题还是如何同群众结合。在这种情况下就出现了王实味的文章《野百合花》，丁玲的文章《三八节有感》。他们公开发表文章，表示对周扬不满意。丁玲那时候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自己首先发表文章。这样的现象不但毛泽东注意到，许多老干部也注意到了。他们从前方回来，说延安怎么搞得这么乌烟瘴气，这还加上演旧戏呀，演外国戏呀。毛主席就找了很多人谈，首先找“文抗”的那些人谈，当然也找了“鲁艺”的人谈。谈了以后就把这个问题提到更高的高度，就是同工农兵的关系的问题，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主席在讲话之前确实找了很多人谈，开座谈会的时候听了大家很多的发言，周扬也作了一个比较长的发言。经过情形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1942年，周扬参与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文艺座谈会以后，精神就改变了。周扬头一个起来检讨自己的错误，而且写了文章。后来就搞秧歌运动。周扬又写了批判王实味的文章，都经毛泽东看过。毛泽东与周扬确实是关系很深，确实对他很热情、爱护、培养。整风以后周扬写的文章很多都是毛泽东看过的，所以后来他们批判周扬的时候文章并不多，都是引用周扬讲的话。当时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据有文章回忆，周扬也有个发言是维护毛泽东的观点的。

此后，周扬撰写许多文章阐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1942年初，延安《解放日报》实行改版——“由不完全的党报完全成为完全的党报”。《文艺》副刊刊头撤销，改第四版为综合性专刊。

9月20日，由于《解放日报》“第四版缺乏稿件，且偏于文艺”，于是毛泽东就和第四版主编商量后，替当时的文艺编辑同志约定了十几个人帮助征稿。23日，毛泽东又亲自拟定“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并开列名单，请出一些名人或部门负责同志征稿，还有前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各自征稿类别和每月具体数字。”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中，选入了毛泽东拟定的征稿办法。其中共开列了16名负责征稿人的姓名、字数。例如：“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二千字”；“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五千字”；“吴玉章同志：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五千字。”

其中毛泽东就提出：“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一万字。”同时，毛泽东在征稿办法中还强调指出：“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另外，毛泽东还对编辑部如何处理好这些约稿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如每个人征集之稿件满一万二千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周扬也去参加了这次轻松愉快的枣园之宴。1944年3月21日，周扬在《解放日报》发表《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毛泽东读后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说：“昨天《解放日报》登了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值得一读。”由此可见，周扬深得毛泽东的赏识和信任。

二

1944年，周扬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高尔基、鲁迅在文艺问题上的重要论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起到积极作用。书中选择了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列宁、斯大林、高尔基、鲁迅和毛泽东关于文艺的论述，分为五辑：一、意识形态的文艺；二、文艺的特质；三、文艺与阶级；四、无产阶级文艺；五、作家、批评家。周扬为此书写了编者序。文章说，《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一书是为了更好地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而编纂的。“从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个讲话一方面很好地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文艺思想；另一方面，他们的文艺思想又是恰好证实了毛泽东同志文艺理论的正确。”

周扬把序言送给毛泽东审阅。1944年4月2日，毛泽东给周扬写了一封信，全文是：

周扬同志：

此篇看了，写得很好。你把文艺理论上几个主要问题作了一个简明的历史叙述，借以证实我们今天的方针是正确的，这点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只是把我那篇讲话配在马、恩、列、斯……之林觉得不称，我的话是不能这样配的。此外，第十页上“艺术应该将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联合起来”，似乎不但是指创作时“集中”起来，而且是指拿这些创作到群众中去使那些被经济的、政治的、地域的、民族的原因而分散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了政治原因，但其他原因仍在）“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能借文艺的传播而“联合起来”，或许列宁这话的主要意思是在这里，这就是普及工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把他们提高起来”。是否可以作这样解释，请再斟酌一下，或同懂俄文的同志商量一下加以酌定。其余没有意见。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四月二日

信中毛泽东说的“很有益处，对我也是上一课”，足以证明周扬在毛泽东心目中的份量，后来一直提到结合的问题，普及与提高的问题，均由此而来。

毛泽东指的那段话，是周扬编写序言中引用的列宁对蔡特金的一段谈话。周扬当时用的译文是：“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的最深的根源应该是出自广大劳动群众的最底层。它应该是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为他们所挚爱的。它应该将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联合起来，并把他们提高起来。”毛泽东的这封信从更广阔的视野上，提示了普及与提高的丰富含义，指出普及和提高的目的在于使那些由于种种原因被分散了的“群众的感情、思想、意志，以达到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目的。”1957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蔡特金《回忆列宁》一书的汉译本中，这段话为：“艺术是属于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的底层有其最深厚根基。它必须为这些群众所了解和爱好。它必须结合这些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并提高他们。”

1944年后，周扬担任延安大学校长。延安大学由鲁艺与自然科学院等学校合并而成，抗战胜利后，学员分布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中坚力量。在鲁艺成立一周年、二周年、三周年、五周年时，毛泽东都应周扬邀请到鲁艺讲了话，内容很生动也很重要。可见毛泽东是非常重视鲁艺的，同时也对周扬寄托了很大的希望。

解放战争时期，周扬担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部长。1948年5月改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宣传部部长。参与领导华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和宣传工作，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解放华北的斗争。1949年7月，周扬与郭沫若、茅盾等负责筹备并主持召开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成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周扬被选为副主席。毛泽东期望周扬领导文艺界，随着人民政权的建立，迎来新中国文艺建设的高潮。周扬9月出席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担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作为宣传文化界的领导，毛泽东常找他去谈话。周扬写的文章，有些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后发表的，有的毛泽东曾作过批示。1953年9月全国第二次文代会时，毛泽东指示说“希望第二次文代会在周扬同志主持下开成团结的会议”。1960年7月22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周扬作了题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7月19日复信给周扬，说文件“写得很好”，“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读了为之神往”。

但是，建国后毛泽东像这样表扬周扬的机会并不多。毛泽东已开始对周扬不满意，那时候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每次运动均从文艺界开始，这几乎成了一条规律。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毛泽东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撤掉了周扬文化部副部长、党组书记，下放到湖南参加土改。周扬说：“毛主席批评我，再不下乡，就派一个团的解放军把我赶下乡去……。”此后因政治运动导致文化思想形势变化多端，批胡适、批唯心论、反胡风、反右、纠“左”、反修正主义，运动一个接一个，周扬也浮沉不定。周扬虽然执行毛泽东路线，包括那些现在看来是错误的方针路线，执行的也很坚决，但毛泽东还是觉得他过于软弱，脱离实际，有偏右倾向，所以要把他赶到乡下去，看来周扬也有周扬的悲哀。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被批判者的背后，总是或多或少闪着周扬的影子。发展到“文化大革命”，他终于被指责为“文艺黑线的祖师爷”而成为最早受冲击者之一。周扬被江青反革命集团指控为“文艺黑线”的代表，受到批判和迫害。后中共中央予以彻底平反。

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的打击，1977年4月，周扬在接受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赵浩生采访时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觉得有些苦闷：难道我做的工作都是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吗？

周扬想不通。他曾经想过：我既然管文化工作管了这么久，我既然是违背了毛主席的路线，那就算我罪有应得吧，谁叫我没有执行好呢？谁叫我在工作中离开毛主席的路线呢？现在人家说我反毛主席，那有什么办法。我既然有错误，讲重一点也没有关系。不过问题是，当时已经不是讲重一点的问题了，而是一种诽谤，陷害了！我的心里不是那么好受。

周扬记得毛泽东过去在延安的时候曾跟他谈过一些话。

毛泽东跟他讲的话的大意是说，告诉周扬“不要有委屈的感觉”。毛泽东说：委屈无非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你自己对，他根本不对。对你不要感到委屈嘛。因为真理在你身上。真理在你身上，你会感觉到有力量。还有一种情况是，确实是你错了，人家是对的；不过你自己不认识，所以感到委屈。这是罪有应得嘛，你有什么委屈吗？第三种情况是，一半是你对，一半是人家对，你也不必感到委屈，反正你有一半不对嘛。

周扬觉得自己对革命的贡献不大。一个人不管有怎么样的贡献，只要他参加革命，他就要预料到在革命进程中会遭到挫折，他要是没有这种精神准备，他就不配谈革命。

对于自己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所受的种种迫害，周扬经常这样想：比起一些对革命的贡献更大的同志来，我所受的迫害并不是怎么了不得的。这是真心话。有些同志对革命的贡献很大，他也受了迫害。这样一想，我就很平静。

三

“文革”尚未开始，周扬自身难保，“文革”一爆发，周扬首当其冲，文艺黑线专政论全面否定了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文艺成果，根子抓到了周扬，以“文革”爆发为标志，周扬作为文艺界领导人也由此陷落，直接的原因是毛泽东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至此，周扬被监禁9年。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忘记周扬。1975年9月30日晚，重病中的周恩来最后一次出席国庆26周年招待会。当时，毛泽东、周恩来起用邓小平同志主持党和国家的第一线工作。为了落实党的政策，与“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任何一年不同，有一批受冲击的老干部、老民主人士、老教授、老专家被邀请出席了这次国庆招待会。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也有许多位知名学者应邀出席。国庆招待会后，当时的哲学社会科学部领导小组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了一份简报，反映出席国庆招待会的知名学者的雀跃之情。毛泽东阅后很高兴，在这份简报上批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们却并不知道后面还有一句“可惜没有周扬、梁漱溟”。这是因为当时的特定情况，没有能公开全部引用这段批示。但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一直在心里还在挂念着周扬。

在文艺调整中，解放干部、落实政策是与扩大节目、活跃文艺同时展开的。

毛泽东1975年7月2日在一封信上写下“周扬一案，拟可从宽处理”一段批示后，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邓小平立即贯彻执行。

7月12日，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忽然接到中宣部军管组的通知：周扬要放出来了。这真是望外之喜！已经整整9年没有得到周扬本人的音信，而几年前就纷纷传说“周扬已死”，后来户口也注销了，接着又收到了“周扬专案组”送来的周扬的几件日用品。在那样的岁月，哪里还抱什么周扬生还的希望呢！苏灵扬惊喜万分。

7月14日，周扬放出来了，不久就知道毛主席的决策。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们也无从搞清楚具体的原委，以至于直到1993年，周扬的秘书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谈及此事时，还误以为“是毛主席听了当时半打倒半工作的一些老干部的意见所作出的决定”。周扬原来的寓所被当时中宣部军管组的人住着，周扬夫妇回不了家，上面安排他们在万寿路西街7号中组部招待所1号楼二层一个房间暂住。

“周扬一案”中的夏衍从“文革”开始即被“监护”，逼供时腿被踢断。他关在秦城监狱长达8年零7个月。“四人帮”始终找不到一件可以说明是敌我矛盾的证据，但还是定他“问题性质严重”。毛泽东指示周扬问题应为“人民内部问题”，夏衍的定性这才随之改变，8月给夏衍作了恢复组织生活的结论，但仍以“按夏衍的级别，结论要由政治局批准”为借口，把它压了下来。所以，夏衍真正恢复组织生活是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7月25日，正好是夏衍入党整整50年的时候。

“周扬一案”中的阳翰笙，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比夏衍还早两年。“文化大革命”中被诬蔑为“叛徒”，关押9年之久。他在狱中始终坚贞不屈，被关押期间从未在审问记录上签字。他在狱中还咏诗百余首，表达了对党和人民的忠诚，对“四人帮”的鄙视。这样坚定的战士，要不是党中央、毛主席下指示，“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是不会放他出来的。

周扬、夏衍、阳翰笙释放后，专案办公室即在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了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周扬一案”中作为专案审查对象，凡关押、监护的人员，至此已全部释放（其中有27人是在1975年5月底前释放的；有34人在原单位接受审查没有关押；田汉、蔡楚生、刘芝明、邵荃麟、焦菊隐、何干之、穆木天等12人已故）。林默涵等5人已“分配工作”，萧望东、钱俊瑞、刘白羽等26人正在“分配工作”，夏衍、阳翰笙、王昆仑、徐平羽、阿英等20人“养起来并治病”。政治结论属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工资照发并补发审查期间停发的工资，党员应恢复党的组织生活。

在前面已经说到的7月16日向党中央、毛主席递交的那份关于“周扬一案”处理情况的报告中，对周扬，定性为“问题性质严重”，因而采取的处理办法也用了“拟分配工作”这样的不很确定的语言，生活待遇也不是“原工资照发”，而是“工资照发”。这样一来，周扬的问题就还留着一个尾巴，并没有真正“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