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玲

从印度 巴西近现代文学翻译看解殖民化意识

刘小玲

立足于后殖民语境，从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及翻译策略三方面对印度、巴西近现代若干译家的文学翻译文本进行分析，认为两国译者在近现代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意识由来已久，这种解殖民化意识对第三世界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解殖民化活动有启发意义。

文学翻译；解殖民化意识；弱势文化；强势文化

一 引言

解殖民化是指“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解除殖民化状态下的集体自卑情结的渐进过程”，[1]也就是从被殖民走向独立的动态过程。解殖民化意味着在摆脱殖民状态的同时,逐渐抛弃殖民主义的文化或精神遗存,将其融入到彻底转型后的社会形态之中。意识在心理学上指自觉的心理活动，即人对客观现实的自觉反映。[2]文学翻译是以文学作品语言符号的同一性转换为基础的，由于两种语言在转换过程中存在差异性，译者在进行文学翻译时就有了发挥空间，因此文学翻译可以用作解殖民化的积极力量和有效途径。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意识可以理解为处于弱势文化的译者在对强势文化的文本进行翻译的过程中自觉地解除殖民化的有害影响，尤指解除文化殖民状态下集体自卑情结的心理活动。

在后殖民语境下，对文学翻译中解殖民化意识的探讨是文学翻译研究的一个全新视角。文章拟对印度、巴西两国近现代文学翻译进行研究，探讨两国译者的解殖民化意识。

二 印度 巴西近现代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意识

纵观印、巴两国近现代文学翻译，两国译者始终从翻译目的、文本选择及翻译策略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抵制西方文化霸权，平等交流各国文化。

1.翻译目的。

“翻译目的论”是德国功能派翻译学家赖斯、弗米尔和诺德等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出发提出的一种翻译理论，该理论的核心是“目的准则”，即“任何翻译行为都是由翻译目的决定的”[3]。

美国翻译理论家道格拉斯·罗宾逊指出：“每一个被征服民族都会找到抵制、解释、文化表达及使他们弄清对其进行控制的外国力量，同时又使他们在面对外国冲击时能保持团结和正直做法的种种途径”[1]。印、巴西两国译者在与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深知西方文化霸权对本民族的精神殖民，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冲击时他们有效利用了文学翻译这一途径。

在翻译目的上，印、巴译者力求通过翻译表达自己的文化自信，抵消西方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以实现平等交流各国文化的目的。在此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杰出人物，如印裔美籍翻译理论家尼南贾娜、巴西后殖民翻译理论家德·坎波斯兄弟，他们主张通过翻译抵制西方霸权文化，保护本民族文化，使其免于精神殖民，以促进解殖民化。[1]印、巴两国译者在翻译目的上流露出的解殖民化意识指导着近现代文学翻译。

2.文本选择。

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是翻译的头等要义。在美国学者劳伦斯·韦努蒂看来，翻译致力于转述一个异域文本，以达到理解与交流目的，这一目的的实现首先体现在对拟翻译文本的选择上。[4]文本选择包括译出文本选择与译入文本选择两个方面。

(1)译出文本选择。

谈及译出文本选择，近现代印、巴两国译者倾向于不盲目迎合西方强势文化，而是更多选择翻译具有浓郁本民族文化色彩的文本以飨西方读者。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印度译者将重要的梵文古典文学译成英语。[5]另外，他们还重译了以前的梵文英译，特别是文化概念英译，重译了被一些译者通过翻译丑化和变形了的印度文学作品。他们选择输出原汁原味的印度国粹，旨在唤起人们对印度古文明的回忆并激起西方读者的兴趣，从而平等传播各国文化。

近现代时期，巴西译者始终致力于保护和宣传巴西民族文化事业。比如，巴西政府于1991年颁布了旨在动员全社会支持和促进巴西文化产业发展，充分展示巴西文化和形象的《赞助法》,其中一项就是赞助巴西文学作品及其译作的出版发行(吴志华，2007：12)。《赞助法》的颁布使巴西译者倾向选择那些能够充分体现巴西传统文化和民族特色的文学作品进行翻译。他们对巴西本土文化的保护和宣传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西方殖民文化。

(2)译入文本选择。

译入文本的选择更能体现近现代印、巴两国译者的解殖民化意识。正如巴斯内特和特里维迪所述：“欧洲的规范一直支配着文学作品，那些规范确保只有某些文本，那些不与接受文化相异的文本才被翻译”。[6]这其实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点，对任何一个译入国来说，只有不与译入文化相异的文本才能被翻译。因此，处于弱势文化的译者通过有意识地选择译入文本以期达到文化交流中的平等，就是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意识。

20世纪初，英国文学在印度占了上风。在这种情形下，为与英国作品进行较量，印度译者有意翻译了大量来自法国和俄国的文学作品来抗衡英国文学(Trivedi，1997：249)。印度译者从未隐瞒他们对法国文学的偏爱及对英国文学的抵制。著名印度作家和译者普列姆昌德曾说过：“高质量的短篇小说都出自法国和俄国文学。象狄更斯和哈代这样的英国作家也写短篇小说，但他们无法与莫泊桑和巴尔扎克这样的法国作家同日而语”(Premchand,1973:27)。事实上，回避英国文学文本，偏爱法国文学文本的倾向在印度由来已久。就这点而言，印度作家和译者韦尔马、贾殷等与普列姆昌德如出一辙。[5]他们的文本选择态度表明了对英国文化霸权的不满和抵制，是其解殖民化意识的体现。

巴西译者本着“师夷长技以制夷、融百家之长为我所用”的宗旨大量翻译了外来经典，将其剖析、咀嚼，融入巴西文化的血液当中。德·坎波斯兄弟在近40年的岁月里,翻译了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等来丰富巴西文学的表现形式。他们这种译入文本选择态度反映了其对西方强势文化规范的挑战，表明了他们能够吸收多种文化营养增强自身的能力，从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解殖民化意识的体现。

3.翻译策略。

译入语文化的文学传统、意识形态是制约文学翻译的客观因素。译者生于特定的时代，难免会受到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只能被动地遵从这些制约因素：他可能选择接受译入语文化的规范，也可能背叛这些规范。译者做什么样的选择，即他的翻译策略是什么，取决于他的翻译目的。前殖民地译者通过文学翻译抵制西方文化霸权，追求平等传播各国文化的翻译目的决定了他们的翻译策略。印度语用翻译策略和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策略就是典型的例子。

(1)印度语用翻译策略。

国外最早将语用学引入研究翻译的是英国翻译理论家巴斯尔·哈特姆和伊恩·梅森，语用翻译是一种寻求语用等效的新型翻译理论模式。

语用翻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来实现等效。究竟采用何种途径则依翻译的目的而定。若翻译的目的仅是使读者准确理解原著的内容,那么译者只需根据原著所提供的语境依从读者的文化习俗,在忠实原著内容的前提下将原作化为他们乐于接受的译文，这时的语用翻译策略为归化策略；若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使读者领会异国风貌,增长域外见闻,再现原作的风格与文化背景，这时的语用翻译策略为异化策略。

印度语用翻译是印度翻译与西方翻译的最大区别(Choudhuri,1997：30)，它意味着外译印时的归化策略和印译外时的异化策略。

①语用翻译之归化策略。

将英语文本译为印地语时，印度译者通过语用翻译之归化策略来改变或归化有悖于印度文化倾向及美学标准的字眼，[5]采用此策略的主要代表有斯瑞坎泰(BMS)。

在斯瑞坎泰的译文中随处可见归化策略的运用。他对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A Red, Red Rose”一诗的翻译也运用了这一翻译策略。

RobertBurns'originalBack-translationofBMS'versionMyloveislikered,redrose.ThegirlIloveistheredinthelotus.That'snewlysprunginJuneTheradiantredinthenewlyblossomedlotus.

“Rose”在英语文化中代表“love”，而“lotus”在坎纳达语和梵语文化中代表“love”。这首诗的译文反映了斯瑞坎泰的翻译风格及语用翻译策略的特点。这一策略在印度译者中习以为常到了在其眼中“翻译”就是“创造”的地步。[6]虽然这种“创造”合适与否尚存争论，但印度译者这种旨在通过语用翻译之归化策略保护本民族文化，抵制英国及其它殖民文化的愿望无疑是积极的。

②语用翻译之异化策略。

在进行印英翻译时，印度译者会通过语用翻译之异化策略尽可能保留印度文化。

尼南贾娜认为翻译应彰显而不是掩饰文化差异。她进行印英翻译时偏爱异化策略，在她看来，译者的译文应激起人们对印度文明的回忆。得益于尼南贾娜的启发，为了凸显印度文化，一些印度译者采用异化策略重译了先前已归化了的印度文本。[5]

尼南贾娜致力于重译被一些译者通过翻译丑化和变形了的印度文学作品。比如，她重译了十二世纪圣人阿拉马·普若布胡的一首诗。[7]以下将从这首诗的原文及两个英译本入手分析两位译者如何通过不同策略进行翻译的。原文以音译形式给出；译文A是由印度译者拉马努詹所译；译文B为尼南贾娜本人所译。

TransliterationNimmatejavanodalenduheresarinoduttiralu…Guhesvara,ninujyotirlingavadare…TranslationA(byRa-manujan)TranslationB(byNiranjana)Lookingforyourlight,Drawingbacktolookatyourradiance……OLordofCaves,Guhesvara,ifyouarelight,ifyouhavebecomethelingaoflight……

就此诗的翻译而言，拉马努詹试图将其同化成基督教的语篇，[7]而尼南贾娜却尽量保留印度文化。拉马努詹想证明此诗从来就是基督教的，因而值得西方关注；尼南贾娜却不遗余力地证明印度文化不同于西方文化。

“Guhesvara”是上帝的名字，为消除相异性从而迎合英国读者，拉马努詹将“Guhesvara”译作“lord of the cave”，而尼南贾娜在其译文中保留了“Guhesvara”。她认为翻译专有名词“Guhesvara”是对印度文化的抹杀。正如尼南贾娜所指出的：“假如殖民主义暴力抹杀并歪曲了被殖民者的名字”，在后殖民或解殖民实践过程中不翻译这些专有名词似乎显得尤为重要。[7]

若将拉马努詹的归化策略视为对印度文化和宗教的遏制政策，那么尼南贾娜的语用翻译之异化策略意在抵制这种遏制，其目的是要发展一种既能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又能抵抗以目的语文化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从而彰显外国文本在语言与文化上的差异。

斯瑞坎泰的归化策略以及尼南贾娜的异化策略不是他们随心所欲的选择，而是他们解殖民化意识的体现。

(2)巴西“食人主义”翻译策略。

巴西后殖民翻译家阿洛多·德·坎波斯于1963年提出的“食人主义”翻译策略表明原文本不该比目标文本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翻译是一种侵占行为，即杀死强大的敌人，吸他们的血从而增强自己的体魄。这一策略基本上意味着吞下殖民文本，用本国语译出另一文本。它是一种滋养行为，一种输血行为——译者从原文本中获取了营养。[6]

“食人主义”实践者们把翻译当成一种批判和创造的手段，他们将欧洲传统在批判的基础上融入本土模式。一言蔽之，“食人主义”的设想是：不否认外来影响和不拒绝外来营养，而是吸收、转化它们从而使之成为自家有用的东西。

对巴西译者而言，“食人主义”反映了创造一种新的民族文化的可能性，一种不模仿欧洲和北美文化的可能性，一种融合南北、欧洲和本土、第一和第三世界文化的可能性。巴西学者爱丽斯·维埃拉提到坎波斯于1979年对歌德的《浮士德》进行翻译。与先前将此题目译为Faustus的其他葡萄牙译者不同，他将其译为Deus e o Diabo no Fausto de Goethe(歌德浮士德中的上帝和魔鬼)，这一翻译开篇就表明了食人原则，显然得到了巴西著名导演格劳贝尔·罗查执导的经典影片Deus e o Diabo na Terra do Sol的滋养(阳光国度的上帝和魔鬼。)[6]坎波斯的译名与原名十分谐调,准确而凝炼地概括了原作的内容，他显然从本国的文化构成和文学翻译中得到了滋养并试图将巴西文化从精神殖民状态解放出来。

坎波斯的“食人主义”认为应以本土文化现存的模式包容外来文本，表面上类似韦努蒂的诉诸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通顺——归化翻译。但坎波斯的归化策略强调提高本边缘文化国的文化地位，注重语言的通顺与传神，与韦努蒂的抵抗式异化翻译观二者殊途同归，互为补充。

“食人主义”对外国文化和翻译策略的态度并不唯一正确，却是必要的，因为从某种意义上，它改变了巴西人民无声和受压迫的地位，帮助他们抵制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略。“食人主义”翻译策略反映了巴西作为一个殖民地国家在其获得独立后的自信和自主，强调不同文化的互补性,是巴西知识分子为寻找巴西文化身份而作的一种努力和尝试,体现了巴西译者的解殖民化意识。

三 结语

印度、巴西译者在近现代文学翻译中的解殖民化意识对第三世界文学翻译工作者的解殖民化活动有启发意义，对他们而言，后殖民语境下的翻译理当是一个解殖民化的过程。解殖民化翻译就是要促使本族文化摆脱前宗主国文化及其他霸权文化的束缚，改变本土文化的边缘地位，重塑文化身份，平等参与文化交流和对话。

1．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 [M].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1997：95,115．

2．夏征农. 辞海[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9:5769.

3．Nord, Christiane. Translation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29．

4． 许钧. 论翻译之选择[J]. 外国语，2002(1)：63.

5．蒋骁华. 印度的翻译：从文化输出到文化抗衡[J]. 中国翻译，2002(2)：76-77.

6． Bassnett, S. amp; Trivedi, H. Postcolonial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C].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5,10,106．

7．Niranjana, T. Siting Translation: History, 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175,180,183．

8． Ramanujan, A. K. Speaking of Siva [M]. trans.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73．

ClassNo.:H315.9DocumentMark:A

(责任编辑：蔡雪岚)

OnDecolonizingConsciousnessinLiteraryTranslationinModernandContemporaryTimesinIndiaandBrazil

Liu Xiaoling

With the post-colonial context as its background, this paper researches into the decolonizing consciousnes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times in India and Brazil after analyzing several translators’ translation purposes, text select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arguing that translators in the two countries have already been endowed with decolonizing consciousness for a long time, which will serve to enlighten literary translators in the Third World on their decolonizing activities.

literary translation；decolonizing consciousness；weak cultures；dominant cultures

刘小玲，硕士，讲师，新疆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新疆·乌鲁木齐。邮政编码:830012

1672-6758(2011)03-0078-3

H315.9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