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学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在《儒林外史》之前的长篇小说中,文学史和教科书所认知的具有讽刺成分的作品是《西游记》、《金瓶梅》,而对《醒世姻缘传》[1]（以下简称《醒》）的讽剌艺术则鲜有提及。事实上,《醒》在讽刺文学上的地位可能比它之前的这两部作品更大。《西游记》的主要风格是幽默滑稽,《金瓶梅》是细说家常时的沉醉和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2],讽刺只是它们偶尔采用的手法。《醒》的作者严守古典的道德观,通篇都对世风日下的现实给予毫不留情的嘲讽,作品的主人公自始至终一直是被讽刺的对象。讽刺艺术在《醒世姻缘传》中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在中国讽刺小说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自 20世纪 90年代以来,学界已开始注意讨论此问题。[3][4][5]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醒》在讽刺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再进行探讨。

一、《醒世姻缘传》中的讽刺艺术

就小说的叙事风格来看,《醒世姻缘传》是一部满溢着讽刺——喜剧艺术的作品,这是末世小说的一般特征,《金瓶梅》已肇其端,而《醒》则光大了这一叙事方法,其喜剧——讽刺如水银泻地,无处不在。我们可以通过对内容的分析确认这一点。

翻开《醒》,作为“前世姻缘”晁源故事展开的基础,作品描写了晁源之父晁思孝的升官经过,同时就毫不客气地讽刺了其间的趋炎附势之事。第一回写道：“武城县的这些势利小人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孵孚扯将出来,大家扛在肩上；又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屁股撅将起来,大家舔他粪门。”在夸张手法中充分揭露了这班人的丑态。

主体故事展开后,读者更可以看到,“前后世姻缘”中的主要人物都被作者置于了讽刺的范围之内。前世姻缘中的晁源是一个一阔脸就变的典型,他纵容小妾,凌虐正妻,不学无术,生活荒淫。作者对此人是毫无好感的,所以晁源虽不象西门庆那样恶霸而有时也显出可怜相,但作者仍因其本质已经变坏而予以无处不在的嘲讽：他生病之后医生来给他看病,拿脉时要一本书垫肘,丫头一找找到一本《如意君传》,再找找到一本春宫图——这是讽刺他荒淫；他纳粟买了一个监生名额进入儒林,作者附一首韵文《卜算子》：“平生未读书,那识‘之’‘乎’字?蓝袍冉冉入宫墙,自觉真惶愧!刚人大成宫,孔孟都回避。争前问道是何人,因何轻来至?”——这是讽刺他无知无识；他因虐待计氏心虚,花五十两银子买一只据说会念佛驱邪的猫,其实是受了骗,这是嘲笑他伪善的本质；即便是父亲的死,他也只图好看,要画师将其父亲遗像画得象城隍庙的神像,戴着幞头,穿着大红蟒衣,白面长须……来祭祀的官员一看扭头就走——这是在讥讽他的虚荣越礼。至于他俗气薰人、冒犯知书识礼的幕傧邢皋门,使其离开晁家；他不懂装懂,将一切事体弄糟,然后骗走于其有恩的胡梁二生的钱财并将其逐出……更是在作者鞭挞之列。

巴赫金指出：“在讽刺中,形象性否定可以采用两种形式。第一种形式——笑谑的：把否定的形象描绘成可笑的东西加以嘲讽。第二种形式——严肃的：把否定的现象描绘成讨厌的、可恶的、令人反感和愤怒的东西。”[2]《醒》对晁源的描写显然属于第二种,而对后世姻缘的男主人公狄希陈的讽刺则属于第一种。狄希陈是一个极其可笑甚至可怜的形象,他被人称作“怕老婆的都元帅”,在成都任“经历” （一种官职）时听说其妻悍妇素姐来到,立即吓晕过去,“口中流沫,袄里流尿,不省人事……”作家甚至专设一个人物来行使嘲笑他的职能——在第 58回让狄希陈的表弟相于廷讲各种谜语、笑话、故事,其指向全在嘲讽狄希陈怕老婆,这是作家嘲讽才能在本书中的的集中体现。

“后世姻缘”中最重要的女性——悍妇素姐自然也是作家讽刺鞭挞的对象,对她的穷凶极恶,无恶不作,作者以种种惩罚来让她承受：先是被相大衿子打得可怜巴巴的,又被顾大嫂假意招待,真实捏拿；后又被猴子咬去鼻子,抓瞎一只眼睛……她要瞎子用魇魔法镇害丈夫,无效后她去找瞎子算帐,反被瞎子以谋杀亲夫为要挟诈去许多钱财,这种种“不幸遭遇”对这个凶悍的女人正是绝好的大快人心的讽刺。其中“顾大嫂代众降魔”一节最令人发笑：第 89回素姐诬告丈夫谋反,邻里不肯为她作证,使其被县大尹拶了双手,她回家后将邻里街坊一家家恶骂个遍,来到绰号为“蛇太君”的顾大嫂家时,顾大嫂假意并向她赔礼,在她身上左捏一下,右捏一下,捏得她满地打滚,好不容易脱身,但口中还喃喃暗骂,被顾大嫂一句“狄大嫂,这还是不释然,再回来待我陪礼”一句话吓得绊了一交,跌掉一只鞋……这一节直接可以让人笑个饱!揭露愚蠢与谴责邪恶,是讽刺领域的两个中心,素姐正是作为又蠢又恶的人被展现、被惩罚的。

以两世姻缘故事为中心,作品涉及了大量世情人物,他们也大都难逃劫数,只要是否定性人物,无不在讽刺之列。晁思孝这个把老百姓当仇敌的贪官在离任时,没有人要他脱靴、为他挂帐词以示挽留。乡绅为了自己的 “忠厚”形象来为他脱靴,他“腆着脸伸出脚来”,一个“腆”字就讽刺意味十足；老百姓则“有念佛的,也有念咒的”,讽刺就更加锋利了。还有那位童山人,自命高雅,擅长丹青,结果却不过是献春药的郎中,他对晁源胁肩谄笑：“晚生就如想老子娘的一般,恨不得一时间就在大爷膝下”（第 4回）。这些描写都是对《醒》中否定性形象令人厌恶的本质的最好揭露。

在“后世姻缘”里,被讽刺的人物同样不在少数。在无赖秀才汪为露的葬礼上,仅有两个学生放声大哭。问起来,宗昭是想到这位老师昔日的劣行,致使自己远走他乡,忆到了伤心之处；狄希陈是因不能与相交甚厚的妓女孙兰姬结为连理,几天来找不到机会渲泄伤心,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可以大哭一场。最后人们“大笑走散,也不管什么祭仪之前了”。这样就显示出：汪为露之死是一次可耻的死,作家以他的祭仪以闹剧告终来讽刺他生前的行为没有价值,所以死后也受人轻视。此外,诈报喜钱的京花子、抛撒主人米面的厨子……各种各样的人物都被作品一一揭露批判,作家笔锋所向,是各色人等的人性之恶,并不局限于哪一阶层。值得指出的是,“后世姻缘”的讽刺批判锋芒并不如有的论者所说大大削弱了：除了对上述各色人等人性之恶的揭露外,作家同样也将笔锋指向官场的黑暗。只不过在前 20回已写了赃官获迁,清官受贬的事实,所以作家在第 94回索性出面直言“循良之官无法显出善政,罢软的东西升尽了,也升不到他们身上”的现实。这里有一大段带议论的描述,是对官场黑暗的极深刻的概括,作家的不满、愤慨与讽刺溢于言表。此外,狄希陈因为断案收了监生四千两银子,离任时被监生率人追赶,往船上扔泥巴,也是一个讽刺性场面。总之,《醒》除少数正面人物外,从主要人物到次要人物,几乎都是被讽刺的对象。

阿瑟波拉德认为：“讽刺总是敏锐地意识到事物怎么样与事物该怎么样之间的差距。”[6]巴赫金认为,讽刺并非作为一种体裁,而是作为作者对其所写现实的一种独特态度,在讽刺中现实作为缺憾是与作为最高现实的理想对立的。[1]《醒》第 23—24回作者面对着 “如淋醋一般,日薄一日的世情”,追想着往日的淳厚民风,作者对现实的态度正符合了巴赫金对讽刺的定义。

二、《醒世姻缘传》与《西游记》、《金瓶梅》

目前,关于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专著有齐裕馄、陈蕙琴的《中国讽刺小说史》[7],其中第二、三章论明清寓言式讽刺小说,评述了《斩鬼传》、《平鬼传》、《何典》、《聊斋志异》、《西游补》、《常言道》、《镜花缘》等作品,第四、五章明清写实性讽刺小说,评述了《三言》及凌濛初的“遇行小说”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完全没有提及《醒世姻缘传》。韩国学者吴淳邦的《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第二章《中国讽刺小说的演变》中提到《醒》,但是将其归入接近讽刺小说“劝诫”类小说的。作者说：“劝诫可说是与讽刺小说最接近的类型,不过还要以敏锐的理性批评精神,突破因果报应等思想范围的局限,以及抛弃专门说教训诫的酸腐口吻,才能写出极佳的讽刺作品……尤其是《醒世姻缘传》中,我们找不出讽刺小说应有的改正、革新的讽刺目的,更找不出寄托希望的理想蓝图……讽刺小说要比劝诫小说加上更多的条件,才能称为讽刺小说。”[8]这种对讽刺与劝诫的划分是有很大的探讨余地的,但在这一新的较为宽泛的标准下,论及中国古代讽刺小说的行文仍然没有涉及到《醒》。

《醒》在讽刺小说史上受到忽视,与学术界一直遵奉鲁迅先生关于古代讽刺小说的有关论述有关,特别是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谈到《儒林外史》作为讽刺小说时所论之言。众所周知,学界把这个标准概括为两条：一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涉及到创作的题旨是否公正；二是“戚而能谐,婉而多讽”,涉及到创作手法的含蓄。而那些“私怀怨毒,乃逞恶言,非于世事有不平”和“词意浅露,已同漫骂”的作品就被排斥在外了。这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即使按照这一标准,《醒》也大体符合讽刺小说的要求。

随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学者认识到,鲁迅的讽刺小说观虽为精当,却不免过严,因而在撰写讽刺小说史时提出了新的标准,这就是前文提到的齐裕馄、陈蕙琴所著《中国讽刺小说史》中的观点：讽刺小说的性质在于“（以）贬抑喻托或揭露的表现方式希望能达到改正恶行、革新社会的写作目的；讽刺对象甚为广泛,凡人之所作所为,只要不合理、不道德都包括在内,但讽刺对象必须值得被批评和抨击”[7]。然而很遗憾,《醒》仍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

此外,也有论者指出：鲁迅的讽刺风格观并未一直停留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 “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之上,而是在不断发展完善的。前期鲁迅受到儒家的“谲谏”说和“温柔敦厚”说的影响,以“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风格观为基准,这样一来,自然在《儒林外史》之前之后就没有一部小说能“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的了,于是也就出现了整个古代中国只有一部通俗讽刺小说的局面。鲁迅在后期不再片面提倡婉曲含蓄,而是二者皆重,在他自己的作品中甚至更倾向于提倡和实践辛辣直切的讽刺风格。[9]这样来看的话,《醒》比较直接外露的讽刺格调就应该得到研究讽刺小说史的学者重视。

更重要的是,讽刺艺术在《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是更甚于之前的具有讽刺艺术成分的白话小说的。一般人认为,在《儒林外史》之前,白话小说中《西游记》与《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是特别明显的。然而学者也认识到,《西游记》尽管有揭露性喜剧或讽刺小说的因素,但不能说在全书中占主要地位,构成全书基调的是其幽默滑稽意味,它在全书中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因此《西游记》是一本最有趣的书。[10]这一点可以说已是学界的共识。

《金瓶梅》的讽刺因素显然也还没有占据小说的主要成份,没有构成主要基调,因为它的大量篇幅是描写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同时旁及了社会上上下下、三教九流。所谓“著此一家,骂尽诸色”,但西门庆一家似乎不在其中,作品对西门庆家庭生活的描写,主要表现出细说家常时的沉醉和文化上无所指归的悲凉。[11]西门庆似乎是“作者崇拜、尊敬的人物” （夏志清语）,只有那各式各样的因西门庆富有而来的帮闲、扯谈、从中捞取利益,在他死后又马上掉头他顾的人被捎带讽刺。所谓“《金瓶梅》是一部哀书”,正是指“其创作意旨或作者的命笔大意,是在写性写欲的表层文意之下,底蕴着悲天悯人的思考,对生命价值和生存意义的思考和哲人的悲哀”[12]。以此来看,《金瓶梅》只是人情小说中有讽刺成分作品。

在人们已认识到《金瓶梅》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的今天[13][14],我们更应重视《醒》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醒》的讽刺如上所述,已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成分,占据了主导地位。若与晚清谴责小说作比较,二者都是社会面临内忧外困时的产物。尽管《醒》已有鲁迅先生所指这类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之弊,然而《醒》绝不是晚清谴责小说那样片面利用小说揭发时弊、以溢恶代替讽刺、牺牲现实主义以表达激进思想的作品。《醒》的作者西周生完全是想匡正时代的堕落风气,因此在大量描写了其中的丑恶现象并随时加以嘲讽的同时,作者的正面的态度是明确的。可以说,《醒》是讽刺的泛滥,在之前的作品中,无论是《西游记》还是《金瓶梅》,是《三言》还是《二拍》,讽刺的艺术从没有占据作品如此重要的份量位置。《儒林外史》是讽刺的诗化与整饬,然而不经过《醒》讽刺的泛滥,哪来这种整饬呢?至少我们可以说,《醒》是讽刺小说史上十分重要的作品。

三、《醒世姻缘传》与《儒林外史》

《醒》的作者调动了各种各样的修辞手法来讽刺世上的丑类,其辛辣大快人心,《儒林外史》有相似之处。

反语。《醒》对反语的运用一般是通过褒词贬用,或雅词俗用构成一种不和谐的色彩,引发人们对于反面现象的关注,从而使其负面价值呈现出来。比如《醒》中称武城县那个将原告被告各打五十大板、连作证的人在内全都罚钱的县尹为“武城县循良至清至公的父母”,说“晁大舍原是挥霍的人,只因做了穷秀才的儿子,叫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其中的“至清至公”、“英雄无用武之地”都是褒词贬用。也有贬词褒用的,如第 13回写一个清正的官员李观察因不与人同流合污,与人合不来。小说写道：“但这等倔强的人,那个肯叫他做科道?一堂和尚,叫你这个俗人在里边咬群!”这是作者愤激的反语,显然真正清心寡欲的是李观察这类人,咬群的驴子是那些徇私枉法之辈,但把李观察说成是“咬群”的驴子,是反指其不能同流合污。还有雅词俗用的例子,如写一个如狼似虎的捕快伍小川的死：“张了张口,不禁儿几蹬就尚飨去了”,“尚飨”是文言词,意为领受祭奠,这里用来说恶公差之死,语带快意,讽刺自见。修辞手法反用构成反语,如 “那武城大尹,一来恃了甲科,二来也是死期临近,作的恶一日狠如一日。巡道来稽察他,也一日密如一日了”,“一日狠如一日”与“一日密如一日”构成工整的对句,一般用于正面语境,这里写反面人物,显然是对他不知死期临近依旧作恶的嘲讽。这种手法在《儒林外史》中也可见到,如第 47回作家讽刺五河县的人趋炎附势——节、孝入祠,余、虞两家的举人秀才不去送自家的,却去送有权有势的方家的：“其余就是余、虞两家的举人、进士、贡生、监生,共有六七十位,都穿着纱帽圆领,恭恭敬敬跟着走。一班是余、虞两家的秀才,也有六七十位,穿着烂衫、头巾,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恭敬敬跟着走”与“慌慌张张在后边赶着走”构成整齐的句式,是暗含讽刺的。

逆转。《醒》第 66—67回写狄家仆人狄周给艾回子还皮袄,艾回子诈称皮袄中原有银子,又说他一向与军门老爷治病有交情……艾回子正在得意地吓唬人,只见一个差人来到,说“军门老爷怒你治坏了管家的疮……”恶赖的艾回子一下子傻子眼。这里运用逆转法,一下子揭穿心术不正的艾回子的底。这一情节令人想到《儒林外史》中描写严贡生正自称有德,家人突然来报他家因偷关了别人家跑来他家的猪,别人家上门来要猪。两个情节何其相似,都用了逆转。

夸张。狄希陈与吴推官两个人邻居,两人妻妾都悍泼,作者这样形容：“有时推官经历（狄希陈的官职。本文注）一同受苦,推官与经历的奶奶同时作恶,真是那狮吼之声,山鸣谷应,你倡我随”；“内中有几个乡宦,还嫌送得胙肉不多,心里不自在,就把那送胙的礼贴后面裁下两幅,潦潦草草写了个古折回贴”——这些乡宦对别人吝啬成性,得东西却总嫌少了,在荒灾之年不愿出谷赈济,偶尔参加祈雨的祭祀,嫌收的胙肉不多,因此回贴也不认真写,只在礼贴上裁纸来写。这个小小的描写构成一个极大的讽刺。《儒林外史》里也描写了一个悭吝成性的人严监生,他一家四口,猪肉也舍不得买一斤吃,每当小儿要时,只在熟切店里买四个钱的哄哄就是了。特别是临死前还 “伸着两个指头”不能咽气,原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他的妻子挑掉一茎灯草他才咽气。

四、结 语

《醒》带有讽刺手法的语言现象是十分丰富、举不胜举,徐志摩即认为其间有一种“轻灵的幽默”,认为西周生“是一个写趣剧的天才”。如果我们依照：“ （讽刺）或者轻率,或者认真；或者浅薄无聊,或者寓意深刻,从粗俗、残忍到优美,雅致,无不应有尽有……借助运用讽刺系列的所有语气,如诙谐、嘲笑、反语、挖苦、冷嘲、热讽、讥讽与谩骂等,其形式真可谓千变万化。”①克拉克语,转引自王珂“论中西讽刺诗的讽刺风格和文华形态的差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6期。那么《醒》完全可看作一部讽刺手法齐全、充满讽刺意味的小说。

其实关于《醒》这类作品,鲁迅先生曾说过：“则无非以报应因果之论,写社会家庭之事,描写则颇仔细矣,讽刺则亦或锋利矣。”[15]（P186）也认可了其讽刺锋利的特点。然而由于无法知道的原因,鲁迅没有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这部作品,更没有提到它在讽刺小说史上的地位。二十多年前,有论者就指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虽然还没有取得象《儒林外史》那样高的成就,并且还存在象鲁迅指出的那样的缺点,但是,如果把它列入讽刺小说的行列……还是当之无愧的。”[2]然而,这样的论断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权威认可。因此,笔者希望再以此文唤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就教于方家。

[1]醒世姻缘传 [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巴赫金.对话与人文 [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3]李少群.论《醒世姻缘传》的讽刺艺术 [J].天府新论,1998,（1）.

[4]魏东朝.《醒世姻缘传》的描写与讽刺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J].内蒙古民族师院学报（社会科学汉文版）, 1998,（2）.

[5]姜云.论 《醒世姻缘传》的喜剧色调和喜剧手法[J].明清小说研究,1991,（4）.

[6]阿瑟·波拉德.论讽刺 [M].北京：昆仑出版社,1992.

[7]齐裕馄,陈蕙琴.中国讽刺小说史 [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

[8][韩 ]吴淳邦.清代长篇讽刺小说研究 [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9]郭志强.古代讽刺小说讽刺风格观的重新审视 [J].晋阳学刊,2006,（2）.

[10]吴圣昔.涉笔成趣,妙在自然——论《西游记》的诙谐性 [J].文学遗产,1997,（3）.

[11]王彪.无所指归的文化悲凉——论《金瓶梅》的思想矛盾及主题的终极指向 [J].文学遗产,1993, （4）.

[12]卜健.世风的浇漓与生命的惩戒 [A].《金瓶梅研究》第二辑 [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 [13]孙述宇.《金瓶梅》的讽刺艺术：国际《金瓶梅》研究集刊 [M].成都：成都出版社,1991.

[14]姜云,论《金瓶梅词话》讽刺艺术的特色, [J].安徽大学学报,1998,（4）.

[15]鲁迅.鲁迅书信 [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