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云松

（黑龙江大学体育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清代满族八旗骑射文化的崛起与流变

唐云松

（黑龙江大学体育部，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清代满族统治者通过八旗制度将“骑射”作为“国策”,建立了八旗劲旅，并通过把国语骑射列为国家制度、严格完善骑射教育制度、骑射军功出仕制度、传统骑射民风习俗文化的保持、调整牧政、民族间骑射交流与合作活动等措施，保持着国语骑射的本色，保持民族竞争力。后因各种原因，代表游牧民族精神的骑射发生了流变，骑射文化的变迁反映着满族社会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关系变化，是非物质文化一个基本特征。

八旗整合；骑射；文化变迁；文化适应

根植于渔猎生产生活方式基础之上的满族先民长期生活在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生产实践以狩猎、采集和捕鱼为主，其中骑射文化是满族先民的一项重要传统文化；其塑造出满族强大的战斗力，并在射猎制度的基础上建立的出则为兵、入则为民的八旗社会制度，为建立强大的满族八旗军队奠定了组织基础。骑射成为清朝武功和八旗文化的核心内容，使得无论官方还是民间，“国语骑射”始终在八旗中占据着军事文化领域的正统统治地位。它一方面塑造了锐意进取、包容博大的民族精神，铸造高度团结统一的民族实体，形成彪悍强健的民族性格［1］，另一方面又改变了民族甚至是中国的骑射历史。满族骑射文化的变迁反映着满族社会政治、军事、体育、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多方面的关系变化，现代人们可从其民族文化的发展足迹中得到启示。

1 八旗制度与骑射文化崛起

八旗制度是女真社会历史发展所产生的独特社会结构，是清代满族在射猎制度的基础上创立的特有的集生产生活、行政管理、军事征伐三项职能于一体的军政合一、军民合一的社会制度组织。它是当时最适合满洲崛起的制度，将原先分崩离析的诸多女真部落归整、凝聚，进行了民族整合；同时进行了包括户籍、教育、田地、抚恤、科举、礼仪、婚丧、军礼、冠服等变革，使八旗社会进入到严肃而系统的社会管理体系之中；还对纷乱状况的文化进行了语言、民族风俗等内容的整合，使满族逐渐形成为一个在居住地区，其经济条件、语言文字、文化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共同体。同时在军事上培养了一支训练有素、勇敢善战的八旗劲旅，政治上造就了一批以骑射军功出仕的八旗官僚贵族，对满族八旗社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清代满族通过国家制度保持渔猎经济文化传统，维护和发扬八旗崇尚勇武、善长骑射的民族特征，保持彪悍强健的民族性格、民族精神，铸造了高度团结统一的民族联合实体，从而促使骑射文化的全面崛起。在清朝初期清兵与明兵多次对决的重大战役中，虽然当时明代火器已被大量使用于战争，但崇尚骑射的满族人并没有因此而废弃弓箭骑射，而是看重满族人弓马骑射的民族传统，加大弓箭在军队的布防和操练，满族骑兵常常击败拥有大量火器的明兵，最终打下天下。满族入主中原后依然对弓马骑射情有独钟，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从而实现女真向满族的转变；实现了女真文化向满洲文化转变；实现了由自在民族向自觉民族转变，也是满洲形成、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促使八旗能够成为史无前例的多部落多民族组成的稳定存在近300年之久的社会集团。

2 八旗整合下的骑射文化特点

2.1 把国语骑射列为国家制度

满族统治者为了保持八旗成员精于骑射的特长，大力推崇“国语骑射”的国家政策，教育八旗人“射艺万不可荒废”，通过各种形式强化骑射操练，凡举行大典、阅兵、出猎、与蒙古会盟皆命较射，以推行骑射。通过制度凝练出更有竞争力的八旗中女真共同创造并认同的民族骑射文化，同时将“国语骑射”视为民族和立国的根本，进而建立了当时战斗力最强的八旗骑兵军。

2.2 严格完善的骑射教育训练制度

为保持强大的武力，以维护其“人即为兵”的传统，利用旗佐建制予以组织管理，训以纪律、考核、授以军事常识，强调的是军事知识教育和骑射技能训练以及学习与之相应的满语军事术语，使之最终成为娴熟“国语骑射”的旗人。从实际出发、不强求统一的骑射教育方式，主要通过以下几种形式：贡貂猎貂、春秋会操、旗学教育、行围校猎等来进行。保证了骑射教育在八旗社会的普遍推行，从而使八旗官兵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深受骑射教育的熏陶，进而对维护和发扬八旗“精于骑射，人即为兵”的传统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2，3］。

2.3 骑射军功出仕制度

八旗制度作为法制化的政体，封官和待遇的不同，加强了八旗社会的等级分化，使其原有简单的等级制被八旗社会的副都统、总管、副总管、佐领、骁骑校、领催、披甲、壮丁等一系列八旗等级制度所取代。八旗以骑射水平、军功大小及对清朝效忠程度给予官职爵禄和各种特权，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以骑射军功出仕的八旗官僚贵族。首先即是较射封官，每年春秋会操，“满洲以骑射为本、学习骑射、原不妨碍读书，考试举人、进士,亦令骑射。”八旗还规定满人子弟读书考试，进士也必须会骑射才能录取，根据骑射考核成绩来确定升迁补缺。其次则是军功致仕，是依靠骑射之技而立战功得到擢用。战时八旗重视军功，奖罚分明，故八旗官兵一旦立有战功,很快即能得到升迁擢用。封官与待遇与骑射军功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造就了一批以骑射军功出仕的官僚贵族，同时也有力地推动了八旗社会的发展。

2.4 保持传统骑射民风习俗文化

满族男女老少清初多会骑马，八旗将士居家亦以骑射为娱，士夫家居亦以骑射为娱。清代满族人的衣袖口呈马蹄形，故称“马蹄袖”或“箭袖”，是射箭时用来防护手背的，后来演变成清代宫廷官员的服饰和礼仪。骑射在民间很盛行，民间有生男孩则门前挂弓箭的习俗。满人平时也常在射圃、校军场上演练，并常举行具有民族特色的骑射表演及比赛，骑射内容很多，骑马射柳、射鸽子、射簇、射月子、射香火、射花篮式、射羊眼、射绸、骑马捶丸（击球）、跳马和跳骆驼等古朴项目等，塑造了满族锐意进取的民族精神。

2.5 发达的牧马业

牧马业在满族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也是满族经济的一大特色，在入关前满族的牧业就已达到了相当的规模。入关后由于牧业的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满族统治者开始调整牧政，使牧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至清中期)得到不断发展。首先是在北京设置马厩、牛圈和羊圈，在北京地区划定各王公及八旗牧场，北京八旗牧场有较大规模，分上三旗牧场与下五旗牧场，以牧养军马为主，至康熙晚年数量已经非常可观；其次驻防八旗亦设有规模不等的牧场。清朝政府为加强对全国各地的统治，陆续在许多重要地方设立驻防八旗，其兵种主要是骑兵，因而在每个驻防地点均置有马场。在清前期不仅牧场设置完善，而且还有较完备的管理制度，包括对牧场管理人员的奖惩制度［4］。从而八旗牧业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主要表现在满足了军需、农耕、祭祀、礼宴、毛皮、乳品、变价、巡幸和征调等诸种社会需求方面。

2.6 体现满族贵族的尊崇

通过围猎训练八旗骑射技艺，既要展现爱新觉罗氏善射的神勇，又要塑造其公正的形象。森严的法令是围猎讲武的前提，围猎中对皇室的尊崇，体现在既要维护诸贝勒的“首射权”，又要保障他们的安全，由于具有“首射权”，又有众多侍卫护驾，于是皇室在围猎中多有神勇表现。

2.7 民族间骑射交流与合作

清王朝正是借助蒙古的人力、物力等进入中原地区，为防止国内的分裂，加强清中央政府对蒙古地区的统治，有利于进一步巩固多民族国家的大问题和加强抗击沙俄的力量。选择木兰围场，通过召见、行猎、比武、野餐、宴会、赏赐等方式，结好蒙古各部上层人物的情谊，把在狩猎的鹿颁赐蒙古王公，使其欢喜钦服。一年一度的木兰行围制度在客观效果上对巩固和加强一个多民族国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3 满清骑射的流变原因

八旗骑射依附于其游牧农耕，后满族逐渐进入中原，因受汉族和农耕经济的影响，其生活环境和方式发生了变化。骑射生疏是长期的民族杂居、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必然结果。满族入关一百多年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满族贵族失去了当年的锐气，尚武精神渐次泯灭。到乾隆年间八旗兵已基本上不能打仗，此后国力衰退、吏治腐败、军纪涣散、军事训练和教育的衰落，使骑射逐渐走向没落，当洋枪洋炮出现，骑射已失去当年驰骋疆场叱咤风云的恢宏，骑射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满族骑射的变迁原因绝不仅仅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使得后骑射缺少了存在意义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生产生活方式变迁后的各种纷繁复杂的问题。

3.1 生产方式改变

为适应环境的变迁，山林狩猎获得的自然资源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满族由马上到马下，由半农半牧到农耕定居，只有农耕才能取得较为稳定的衣食来源。八旗兵由狩猎转向农耕，骑射为狩猎和征战所需要，对于农业经济已无关紧要，在高度发展的汉族农业经济发展长期影响下逐渐流于形式，由局部到全国、由量变到质变，骑射技艺自然生疏。骑射技艺作为当时的一项政策，清朝统治者只能强行一时而不能长期保持。

3.2 生活方式的改变

在长期的征服中间，文明较低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的场合上也不得不被那个被征服国度的人民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采用了他们的语言和习俗。这正是满族人民与广大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的需要和关系日益密切而逐渐发生变化的必然结果。环境的改变自然会引起人们在衣、食、住、行、居住等各方面的改变，对游牧民族来说习俗方面的改变更为明显。由于打江山有功，八旗子弟在清朝200多年里便成了“集体食利户”，稳稳当当地做着世袭贵族，旱涝保丰收。八旗所有“在旗之人”都是吃皇粮的，定期领饷；全体成员均由国家供养。除了养在编的官兵，还要养他们的家属，包括那些因兵额有限而成为“闲散”人员的八旗男丁。满族由骁勇骑射的草原民族成为专事享乐、过寄生生活的特权阶层，拥有极高的优越感，其刚健悍的民族性格退化为好逸恶劳、颓靡软弱。八旗子弟不知不觉被岁月解除了武装，放弃了战马、强弓、利甲，放弃了风餐、露营、野猎，放弃了雄心、壮志、豪情。不愁吃、不愁住、不愁穿之后，八旗子弟的全部心思都用来玩了，大多数已沦落为迷恋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不会骑马、不会射箭、不会战斗了。

3.3 军事管理逐渐腐败

清朝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以后企图使八旗成员长期保持他们精于骑射的特长，但在清代中后期已日趋衰落，甚至直到丢弃骑射所包含的英雄无畏和居安思危的民族精神。而同为入关的统治者满族则相反，安逸的生活以及军事管理制度缺失带来的贪污腐化、徇私舞弊，早已让八旗战士忘了祖训，更不用说进行严格的骑射军事训练和教育，八旗军日常已极少训练，即便是训练也是应景之作，到了道光年间的清朝“精锐”禁军，许多武官都坐轿，而不骑马，甚至八旗的军官十人上马半数落马，这是造成战斗力急剧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自乾隆中期至同治初年百十年，八旗兵已基本上不能打仗，同治至清末历经40余年，我们不必再去寻找史籍中关于八旗兵演武练兵的记载，实战就是最好的演练和验证，腐败打垮了曾经强大的八旗劲旅。

3.4 牧马之政的改变

清代牧业经济自清朝中叶牧马之政开始衰落，主要表现在牧养的牲畜数量下降，特别是马匹，因战事不多而数量锐减，致使许多牧场空闲起来，并开始了牧场变农田的时代。至清朝末年，特别是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内外交困，政府开始牧场，各地牧场规模不断缩小。这时八旗兵已不善养马，单靠盛京三大收厂(场)供应，不足以应付，牧厂(场)之外所养之马，亦皆拴养的棚马，有力养马者少，耐劳之性远不如前。有时遇有官差，借雇马匹乘骑，则技艺必渐至生疏，将来竟有不能乘马者［8］。同时八旗马队官兵在各直省驻防，因没有可供骑马驰骋的空间供日常训练，马队的衰弱、武力的衰退与作战环境的改变也有关系。

3.5 历史事件促使变迁

当敌人从远方的地平线上出现时，面对着帝国主义的洋枪大炮，还要固守祖宗旧制，迎之以骑射弓箭，早已刀枪入库的八旗劲旅，八旗子弟匆忙披挂上阵，却一败涂地无招架之力。1860年的英法联军，1900年的八国联军，都轻而易举地攻破北京城。在这种形势下东北三省的官兵要求用新式武器装备军队。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剧，东北洋务运动的兴起，清政府只好随机应变，改变过去的传统军备，兴铁路、建轮船、造机器、创学堂、练新军、制枪炮，强调近代武器装备的政策，渐渐取代了弓箭骑射，从此素称弓马娴熟、晓勇善战的八旗劲旅，只能留在历史的回忆之中，所有这些都促使以马上射箭为主的古老战术，在现实生活中基本上销声匿迹并退出历史舞台。

4 满族骑射文化变迁的思考

骑射这项代表满族民族精神的技能，在高度发展的汉族农业经济发展长期影响下，而与汉族杂居共处，生产、方式的改变生活，国力衰退，管理混乱、吏治腐败、军纪涣散、历史事件等原因，最终退出历史舞台。清朝是中国传统弓箭、骑射在兵备中的地位由高度重视到衰落的转折时代，这个从极盛到消亡的转化过程反映了中国传统冷兵器与热兵器竞相发展的历程。这与历史上曾入主中原的蒙古族形成鲜明对比，到现在蒙古族仍将骑射传统以民族文体活动形式延续下来，而且还使之成为喜闻乐见的娱乐项目。它给我们的启示是流变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基本特征，制度是引起文化变迁的又一个重要因素，其揭示了生活环境、社会环境的变迁。清代骑射文化的确立、推行、调整、强化、衰微的“变”，与蒙古骑射的“不变”为骑射文化乃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在新的时代更为完整、更有尊严、更受尊重地存在提供了可能。骑射文化“变与不变”的辩证发展历史过程中，是一个民族文化自省、文化适应、文化自觉的过程，进一步表明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盛源于孕育民族精神的文化的兴盛。任何一个民族要更好的体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保持民族传统，同时具有良好的制度保证，才能促进当代民族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繁荣与发展，这对于多民族国家的构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1］张佳生.八旗十论［M］.辽宁:辽宁民族出版社,2009: 180-229.

［2］唐云松.我国传统体育项目-满族八旗冰嬉的历史考证［J］.满语研究, 2007, (1): 109-114.

［3］袁思成.评析满族骑射之变迁［J］.满族研究,2006, (2): 71-76.

［4］腾绍箴,腾 瑶.满族游牧经济［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1: 100-111.

［5］郭孟秀.入关后满族物质文化的变迁［J］.满语研究, 2007, (1): 84-89.

The Culture Rise and Change of the Equitation and Toxophily under the integration of the Tribe of the “Eight Banners” in Qing Dynasty

TANG Yun-song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Heilongjiang China)

Through the Eight Banners system, the Manchu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took the equitaion and toxophily as a "national policy" and founded the Eight Banners crack to conquer and maintain the rule.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by rigorously perfecting the equitaion and toxophily education system and military exploit Chushi system,maintaining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customs of the equitaion and adjusting grazing government and strengthening the equitaion and toxophily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ethnicities, the Manchu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maintained the true qualities of the "horseback nation" and the ethnic competitiveness. For whatever reasons, the equitaion and toxophily that is on behalf of nomadic people's spirit began to change, this reflects the change of many kinds of social life, such as the social politics, military, economy, culture and so on. This shows the rheology is a basic feature of the nonmaterial culture. System is another important factor that causes the cultural variance. This tells us the profound meaning of maintaining national culture characteristics and carrying on th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integration of the "Eight Banners"; equitation and toxophily; cultural variance; cultural adaptationAthle

G80-05

A

1008-2808(2011)03-0022-04

G80-05

A

1008-2808(2011)03-0022-04

2011-10-29；

2010-11-05

2009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面上项目（编号：11542163）；黑龙江省教育厅海外学人科研资助启动项目（编号：1154h27）；黑龙江省社科重大委托项目“满族文化抢救开发研究”（由黑龙江大学与香港大学合作承担，受香港意得集团资助）。

唐云松（1968－）,男,教授,硕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少数民族体育文化、冰雪体育产业、体育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