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四平

自从上世纪初现代主义登临中国大陆本土以来，驱逐抒情，唯“理智”为时尚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于是，诗歌的抒情主体隐匿起来，诗歌中的一切都“超客观”起来，随之而来的是，客观性写作、零度写作、自动写作，“白天写作”纷纷登台亮相，使得诗歌写作成为一场场竞技表演：看谁能把自己隐藏得更深，藏而不露，看谁的技术难度系数高，花样翻新多，看谁比谁晦涩，看谁比谁高明。因此，从诗歌创作而言，就出现了大批冷冰冰的客观主义、科学主义和形式主义的现代主义诗歌，以及大量混杂其间的装神弄鬼的伪现代主义诗歌；从诗歌研究而言，就出现了朱自清当年提出的“解诗学”和孙玉石近年来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现代解诗学”。我当然不否认现代主义诗歌存在的历史的合理性价值，我只是想说，过分强调诗歌写作中的理智因素会导致诗歌渐渐背离其抒情的本质，毕竟，不管是古典诗歌，还是现代诗歌，抒情才是诗歌的天职，理智只不过是辅助抒情的工具而不是诗歌的目的，本末不能倒置！

重新认识理智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作用，理性地回归诗歌的抒情，使理智与抒情完美调和，才是诗歌写作的正途。

诗歌抒情首先要改变“作者已死”、“诗人已死”的看法，要使已经死去多年的诗歌抒情主体复活过来，大胆地凸现“我”，变“无我之境”为“有我之境”，或者是，以“有我之境”为主，辅之以“无我之境”。当然，也要谨防神化“自我”的伪浪漫主义倾向。也就是说，在写诗过程中，要理智地抒情，要做到智情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