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总工会主席 陈伟光

本刊特约评论员 闻效仪

工会的腰杆要变硬
——专访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

广州市总工会主席 陈伟光

本刊特约评论员 闻效仪

（2010年9月15日，本刊特约评论员闻效仪对广州市总工会主席陈伟光进行了专访，本文根据专访录音整理而成。下文中闻效仪简称闻；陈伟光简称陈。）

闻：广州现正在建立全市范围的环卫、建筑等行业工会。中国工会的组织原则是属地化管理，目前产业工会正在不断萎缩，各地工会探索的大多都是区域性的工会联合会。那么广州力推行业工会的出发点是什么？

陈：就我国工会现行的体制来看，不能忽视行业工会的作用。行业工会能够反映工会在调整劳动关系中的基本规律。同一个行业，工人的利益诉求是高度一致的，行业工会可以最大范围团结具有共同利益诉求的工人群体，进而形成与资方力量的平衡，稳定劳动关系。现行的工会属地化管理体制有其优点，也有其弊端，最大的问题在于把各级工会切割成一个个小的范围，工人力量也在这种方式下不断削弱，无法形成团结性力量，从而加重了资强劳弱的不平衡状态，因此中国工会有必要着力发展行业工会，行业工会在现今中国劳动关系现状下是有生命力的。

以广州市劳动关系现状为例，没有行业工会，是不利于劳动关系调整的。去年和前年，广州市环卫工人的罢工最多而且此起彼伏。由于经常加班加点还总被拖欠工资，所以各区的环卫工人经常到政府门前去请愿。然而各个区解决力度不一样，常常是这个区环卫工人上访了，区政府马上拿出钱来平息，而这又带动了其他区环卫工人的上访。不仅如此，如果刚被平息的工人发现其他区补的钱比他们多，就会觉得自己吃亏了，会马上形成第二次的集体请愿。于是各个区的环卫工人互相攀比，导致局面没有办法控制，政府忙了一年，非常的被动。这个事情的发生给了我们一个警醒，必须有一个跨区域的行业工会，统一工人的诉求以及统一解决他们的问题。不论出于维稳的需要还是出于整个环卫行业工人维权的需要，要让他们的诉求能够得到均衡，并最终形成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应该说，全总也很重视行业工会的作用，但目前还是仅仅把它局限在区和县这个范围，没有突破这个范围。如果仅仅局限在这个范围，行业工会的力量和水平都是不够的，应该允许全市性的行业工会存在。其实有些地方实际上已经率先突破了这个范围，比如上海已经有了全市性的行业的工会。

广州下一步计划建立全市的制造业行业工会。应该说，现在的条件更加成熟了，尤其是汽车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是广州市的支柱产业，生产总值占广州GDP的十分之一，而且产业的关联度特别高，跨区域的零部件企业众多，全广州跨区域的零部件企业就达两百多家。这次南海罢工事件，本来由省一级的行业工会进行调节是顺理成章的，但由于没有这样的行业工会，因而只能是广汽集团的工会主席作为顾问参与指导，指导南海本田的职工如何选出职工代表，怎么去谈判等等，这一切都是通过广汽集团工会。但是，如果不是曾庆洪的推动，南海本田的工人不愿意接受广汽集团工会的指导，因为两者之间没有关系。所以在广州，如果要让劳动关系更加和谐，更好地化解劳动纠纷，我认为发挥行业工会的作用会更加有利，因为行业工会对这个产业的特点，对这个产业职工的利益诉求非常清楚，工资涨到什么样的水平，实现什么样的待遇，也是清清楚楚。广州两百个零配件的企业，几乎都是围绕着广本和广丰这两家核心企业来生存的。如果让广本或者广丰作为龙头，把这些相关配件企业工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那么这样的行业工会应该会比区工会做出调节的能力还强。事实上，汽车行业的工会雏形正在形成，由于核心企业工会的号召力强，南沙出现多起罢工事件之后，南沙的丰田工会开始牵头，定期把南沙零部件企业的工会召集起来，开联谊会，交流处理劳资纠纷的心得，其实这就是一个联合了，如果把它再上升到一个行业工会是完全有条件的。所以，行业工会是势在必行的，无论参与劳动纠纷的调解，还是为工人争取合法权益，它比区域性工会的能力还要强，因此我极力主张推动行业工会的成立。

闻：成立行业工会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推动工资集体谈判，然而我国自上而下的大范围集体协商推广运动似乎并不理想，往往是罢工后才有真正的集体谈判，此起彼伏的工潮事件成为推动集体谈判的实际动力。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靠什么去推动工资集体协商？我们当然不主张搞罢工去推动它，希望也不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我们希望通过法律上或行政的适当干预，通过工会的积极努力去推动，然而雇主肯定是不会自愿跟你去谈判的，从来工资的问题都是雇主说了算，他们怎么会自动让出这个权力呢。所以工人通过正常的渠道去争取，往往作用不是太大，反而是工人集体罢工事件让雇主付出了很大代价后，催化了集体谈判的形成。广汽工业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先生通过南海本田事件，就极力主张一定要搞集体谈判，因为通过实践证明了最好的和谐劳动关系的办法还是坐下来谈判。所以说罢工事件的产生对推动工资集体谈判有没有直接的推动作用？我觉得这个推动作用是蛮大的。但是我们不希望通过罢工去推动集体谈判协商制度的建立，但客观上它还是推动了这个制度的形成。

客观来看，集体协商运动是依据中国的国情，出发点当然是好的，但过去为什么出现工资谈判都是按照最低工资标准、按照国家规定的法律法规填到集体协议的现象，其实都是在应付上面的考核。前年全总领导来广州调研，我当时就认为工资集体协商并不具备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广州现在仅仅还是处于探讨、试点的阶段，要把工资协商谈判做好做实，不要搞运动，不要一风吹，千万不要下指标。一旦下了指标，很多事情都脱离了当时的预想，走了形式，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劳民伤财。

闻：近期的系列罢工事件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工人发起集体行动的时候常常绕开工会，但最终解决问题时还是需要工会的帮助。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陈：工人自发发起集体行动确实是不相信工会，因为企业工会许多都不发挥作用，甚至站在工人的对立面，工人们当然要绕开工会。但是这些企业工会并不代表中国工会的主体和宗旨，同时工人在罢工的时候也希望有一种力量来帮助他们、保护他们、教育他们。工人们不是非理性的，他们并不希望乱七八糟的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深知，事情搞砸了，大家都没有好处，自己的饭碗也保不住。尤其是那些罢工骨干分子也会担心企业雇主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所以他们也会有所顾忌。当初工会介入罢工事件的时候，工人们不接受，工会干部进去他们既不说话，也不参与，后来工会不断地去找他们谈心，终于打开了心结。最后工人领袖给我们打电话，让南沙区的工会帮助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工人请我们工会的干部下去，因为没有上级工会，他们自己也是一盘散沙，尽管一时抱成一团，但是要具体运用法律，他们就不具备这种能力了。

具体到罢工处理过程中，工会帮助工人选代表时有个重要环节，就是广泛征求职工的意见。结果职工的意见征集了数百条，那你怎么谈判呢？对几百条意见要进行筛选，要让大家确认，要引导大家，有些枝节的问题留下来以后再去解决，有些意见是某些少数个别人的问题，或者几个人的诉求，不一定有太大的代表性。所以这个过程如果没有工会进行组织，谁说了算？实际上这时候，为了使得工人的合理诉求能够得到满足，工人们还是需要工会的，工会也可以借此成功地引导职工。

不仅如此，雇主也是需要工会的。说实在的，雇主骨子里不希望工人有谈判权，但是为了让工人尽早复工，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引导工人坐下来谈判，这是一种被迫行为，并不是说雇主觉悟过来了，感到集体谈判是一种好的办法。比如南沙电装罢工事件，当初工会选职工代表的时候，雇主并不是很配合，只是开出一个条件——每人工资增加450元，你接受就开工，不接受就离开。实际上雇主根本就没有和工人谈判的诚意。后来工人意识到雇主的态度，他们也不谈了，也不复工，反正罢工罢够三天再说。结果雇主开始着急了，在各级党政和工会的劝导下，改变了初衷，主动要求和工人谈判。这个时候，工会开始扮演积极的角色，帮助工人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让全体员工选举职工代表，再在职工代表中选谈判代表。在这个过程中，工会会传授一些谈判的技巧，告诉工人代表怎样才能合理合法地争取诉求，劝诫工人不能只知进攻不会退让，要掌握谈判的分寸，漫天要价只能让谈判过程陷入被动。经过这样的工作后，这些代表都会理性一些，从而促成了谈判的最终成功。

闻：从西方国家实践看，集体谈判过程存在工人利益过度膨胀的现象，如果没办法引导和控制，就会不断增加成本，并最终导致工厂的闭厂和产业的转移。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陈：新加坡就吸取了这个教训，他们在制度设计上有明确的思想：工资集体协商一定要和生产力挂钩，也就是跟企业经营状况和劳动生产率挂钩。它把工人的工资结构分成三个部分：百分之七十是基本工资，百分之二十是月度奖金，百分之十是年终奖。基本工资由行业工会和雇主协会进行工资集体谈判来统一确定，整个行业基本工资都一样。那么剩下30%的空间，才由企业工会和雇主具体谈。这种体制避免了漫天要价和由此带来的更大冲突。法律上对每个企业只给规定的30%的空间，所以很好地控制了劳资双方利益向冲突和对立的方向发展。

所以集体谈判需要保持一定的弹性，应该与生产力挂钩。新加坡还有一个很好的做法，即政府的公务员，也要有工资浮动，公务员的工资要和GDP挂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挂钩。这种挂钩更厉害，政府公务员工资结构比例是6∶2∶2，百分之六十是基础工资，百分之二十是月度奖金，百分之二十是年终奖励。这样一来，公务员和企业员工相对平等，共同分担风险，共享利益。2009年的经济危机，新加坡的GDP下降了，公务员的工资也降下来，李显龙也把自己的收入减掉了20%。这样一种社会氛围，大家都是比较和谐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这种做法值得中国好好学习。

当然，这里面还会引出一个问题，即当谈判破裂时，政府有没有裁决的机制？由谁来裁决？对这个问题，目前我们还是一片空白。但是这个问题是很重要的，需要早日研究，并最终完善中国的集体协商制度。

闻：中国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存在一个问题，现在能推行的一般也是大企业和好企业，因为他们有超额利润。然而还有相当一大部分小企业，本身生产力低下，利润也很薄。如果推行工资集体协商，由于没有利润空间，协商的空间从哪里来？

陈：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也思考过。我曾经批评现在的最低工资标准过于呆板和搞一刀切。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利润空间。如果都要千篇一律地制定一个最低工资标准，那么就会造成两种情况：对于那些效益好的和利润空间大的企业，最低工资标准成为雇主压低工人工资收入的借口；对于那些效益不好的企业，他们可能连这个最低标准都难以执行，从而会使这些企业更加困难。所以我主张，最低工资标准应该让行业工会去谈判，政府没有必要给整个地区划定一个工资标准，而只需要发布一些基础信息即可，让各个不同行业保持集体谈判的弹性，这是必要的和科学的。新加坡也曾经面临同样的问题，所以从1980年到1985年这段时间是不太成功的，总的经济是下滑的，但是吸取了这个教训后，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从1985年到现在，工资标准由各行业自行谈判确立，没有统一的最低工资标准，结果新加坡迈向了成功。

闻：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开始成为劳资冲突事件的主角。相比于下岗和改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新生代农民工展现了与以往工人群体不同的特征，群体性事件的内容和属性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劳动关系的转型？

陈：毫无疑问，中国的劳动关系正在经历深刻转型，近期罢工事件最显著的特点是，雇主没有违法，而工人的诉求也没有违法，只是要争取公平。工人们的利益诉求已经不再停留在合法权益上，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权益。新一代工人知识面比较宽，文化水平高，工作的技术含量也比较高。同时，他们也接触了许多新思想，接受网络等传媒的引导，所以他们的自我权利意识更强，为自身权益斗争也会更积极。

以前工会总是在说要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如果职工的合法权益没有受到侵犯呢，你就不要再吵了，再吵也只能是争取争取，反映反映而已，也没有更多办法。但是值得重视的是，不论是新一代工人还是老一代工人，现在都在争取公平的利益，而不仅仅停留在合法权益上。比如在广州，退二进三的政策让大量的企业关闭或搬迁，需要给职工补偿，市政府对工人的补偿是有标准的，有法律政策的，但是工人的诉求并不满足于政府的标准，他们要求要更高一些。他们认为企业搬走了，企业土地那么值钱，卖出去的收入，给职工多分一点不可以吗？为什么一定是局限在这个所谓法律权益范围内呢？工人们为了争取更多一点的利益也会集体上访和请愿，所以工会帮他们维权，确确实实难度比过去加大了。过去只要不低于法律规定的都可以打发过去，但是现在看来可不一定行了。

闻：广州市总工会在妥善处理本田南沙电装事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于南海本田事件的处理，工会在电装事件的处理上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陈：成功的经验就是，不要跟着当地党政的屁股进企业，要自己第一时间主动介入进去。一些地方的教训就是一切听当地政府的安排，所以才会出现工会干部与工人肢体冲突的事情。广州南沙就吸取了这个教训，尽管当初这个厂的工会发挥作用也比较困难，但是在上级工会强力支持下，厂工会的态度比较明朗和积极，员工也就比较接受厂工会了。所以，开职代会、选代表，都是厂工会主席出面，谈判的首席代表也是这个厂的工会主席。谈判的时候，上级工会代表就坐在旁边，当他的靠山，帮助他，谈判的结果也比较理想，问题的处理也比较圆满。所以，我们对广州南沙电装事件处理上的一点重要体会，就是工会要有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同时，该厂工会主席既不是资方的行政领导，也不是人力资源部长，而仅是中方的一名低层员工，所以工人对工会并没有太坏的印象。

当然，在事件的实际处理过程中，上级工会也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一方面要劝说工人，让他们明白工会是与工人同心同德的，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工会会帮助工人尽量争取权益，同时也劝说他们不要去做出格的事情；另一方面还要说服雇主，要理解工会的立场，工会也是为了尽快解决纠纷，尽可能减少罢工造成的损失，不要两败俱伤，所以某些工作也需要雇主的配合，比如集体谈判，不配合等于把事情搞砸，想谈也谈不下去。最后，双方达成增长工人平均工资825元的协议，成功地解决了危机。

闻：一些地方政府在处理罢工事件过程中，总会动用警力平息事态，但往往警力的出现反而会加剧形势的恶化。在处理南沙电装事件过程中是否也动用了警力？

陈：当初南沙电装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工人把仓库堵了，雇主马上打电话请警察介入。但是公安部门不是很主动，因为公安部很多年前就有一个原则——劳资纠纷不宜出动警力。所以虽然雇主打了电话，警察却迟迟不来。这期间，区总工会也在做公安部门的工作，承诺由工会出面去劝说员工，叫工人不要采取过激行为，工人还是会听工会的。通过劝说，警察并没有进入厂区，只有几名警察在厂门口巡逻，以防止突发事件的发生。当时，有一个信息曾传到我这里，说警察要进厂。我斩钉截铁地告诉区总工会：“你们告诉有关部门，最好是不要出动警察。如果警察真的进去了，工会马上撤出。我们绝对不会和警察搅在一块儿，因为如果这样，以后就再也没有调整的余地了。”后来警察还是没有进厂。这期间还发生一件事情：地方政府要求区工会副主席带着几个领头的工人去派出所谈话，结果让我们给拒绝了。我们的工会主席被个别领导不停的批评和责备，认为他不听领导的指挥。但即使这样，最终他也没有带工人去派出所，曾庆洪同志也支持工会的立场。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一个基本前提，作为工人利益代表的身份，任何时候都不能变，即使谈判破裂的时候也不能变，因为如果一旦变了，就再也没有调节的余地了。这是我们对南沙电装事件处理的最基本经验。

闻：基层工会作用发挥不好是中国工会面临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工会体制改革的重点。您曾经也指出现在一些基层工会主席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工会改革会面临很大阻力？

陈：2007年的11月份，我们就处理过奥的斯电梯公司罢工的事件。奥的斯希望把原来的计时工资改为计件工资，但雇主调研的不够，把工人长期加班得出的产量也算在正常劳动时间里，因此定额水平太高，不合理。工人认为不应该这样，他们每个月有3000多块钱收入，但其中有1000多元都是通过加班得来的，因此公司应该按照正常八小时的工作时间去计算劳动定额，但是雇主不接受。2008年1月1日颁布劳动合同法，雇主开始强硬推行计件工资制度，接受计件工资的工人可以继续签合同，不接受的就不能签了。一部分工人的合同在2007年11月、12月就到期了，雇主拿几个最积极反对计件工资的员工开刀。反对计件工资的4名工人被终止了劳动关系，一分钱都不赔，结果就激起全厂员工强烈的反抗，130多名一线员工全部罢工，罢工持续了三天时间。可是我们居然不知道这个消息，企业工会根本就没有通报这个事情，我们最后是通过报纸的报道知道的。

我马上就做了一个批示：市总工会和机电工会必须要马上介入，帮助企业工会解决信任危机的问题。因为工人们是绕开工会罢工的，因此对企业工会肯定是不信任，企业工会起不了调整作用。同时借这个机会可以推动工资集体协商，用集体协商的办法解决纠纷。结果我们派副主席去企业了解情况，并马上召集全体罢工的工人开会。市总工会来了，工人们很高兴，因为他们知道工会是来帮助他们的。市总副主席公开宣布：“你们争取合法权利，我们会支持你们的。但是你们要注意理性，希望你们马上复工。复工之后，进行工资集体协商谈判。”结果工人们很开心，因为他们也不愿意罢工。听了市总工会的劝告后，工人们马上开工了。在雇主方面看来，工会的介入还是有分量和作用，所以就答应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之后，工人就选出了五名代表，分布在不同的角落去进行工时定额的计算，拿着秒表测算每个工人一天能干多少活，工资是多少。测算之后，就等着开展谈判，但谈判迟迟不举行，两个多月没有发要约书。后来了解到，厂工会左右摇摆，搞工资谈判怕得罪雇主，想找什么结合点，要平衡。

这样的工会肯定不行，于是我在广州日报发表文章批评部分工会没有发挥作用，尤其点名批评了奥的斯。报纸一点名，雇主和工会主席非常紧张，马上来找总工会研究怎样谈判，听取我们的意见。我们就手把手地教，怎样发出要约书，什么时候进行谈判，最后要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确认谈判结果。最后，工人看到新方案对自己有益，很快通过了协议。这是个很成功的范例。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厂工会真的是不作为。这个厂的工会主席是企业副总经理，高薪厚禄。所以我报纸上公开批评了之后，他们觉得很不服气，来找我们基层工作部，递给我一封很长的批评我的信。其中有句话是：“如果你们硬逼，我受到雇主打击报复，我这个副厂级待遇你能给我么？！”这句话给我的印象最深，说明现在的许多基层工会主席为了保住自己眼前的利益，没有办法，甚至会主动站到工人的对立面。这背后意味着工会的改革是非常难的事情，我们许多的工会主席本身就是既得利益者，工会的改革一定会困难重重。必须告诉我们的工会干部，工会主席高配首先应把这看成是一种责任，而不仅仅是一个待遇问题。而我们少数工会干部却把“高配”首先是看成一种待遇而又不想去履行他应有的责任，这就会成为工人的贵族，脱离工人群众，是十分危险的。

闻：在南海本田事件发生的同时，其他省份也发生了如无锡尼康等群体性事件，但广东的最终处理方式与其他省份完全不同，这是否与广东省近年实现的“腾笼换鸟”的产业转型政策相关？这是否也是一种迫使“退二进三”的手段？

陈：我认为是有关系的。省委汪洋书记把它看成是加快我省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一个催化剂，同时又是建立新型劳资矛盾调解机制的契机。省委省政府认为，如果有些企业要是搞得不好，老是闹矛盾和纠纷的话，那你干脆就走，我们也不需要这样的企业。当然，南海本田是一个先进制造业，我们不想让它走的。过去闹劳资纠纷最多的是低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这样的产业上缴的税收不太多，却给当地政府制造了很多麻烦，一旦老板卷包袱逃逸，政府就得拿出几百万、上千万给工人，因而很头疼。所以我觉得这与产业转移有一定关系。但我认为更主要的是要建设一个新型的社会管理模式和一种劳资和谐处理机制。所以汪洋书记说过，今后对这些因为经济引发的劳资纠纷，一般情况下不能出动警力，让劳资双方谈判，政府在中间做调停，建设一种新机制。不要把劳资纠纷简单地作为维稳事件来处理，这是非常正确的。

闻：南海本田罢工中曾发生了穿工会制服的人员与工人发生肢体冲突事件，虽然并不是工会所为，但社会上却普遍相信“工会打工人”。您如何评价这种社会对工会的认知？这是否意味着工会建设一直存在脱离群众的现象？

陈：我觉得，社会上对工会的这种认知是完全正常的。工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跟工人打架。工会本身既是职工之家，又是工人利益的代表。工人再坏再调皮，工会工作者都不应该与其发生肢体上的冲撞。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如果真的是工会打人，工会从道理上就输掉了。所以从这一点看，媒体的批评是社会良知的正常体现。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缺乏一种勇气去公开澄清问题，有时候为了所谓大局发展，还需要工会来背黑锅。但我认为将来早晚有一天，这个黑锅要把它去掉，事实早晚要澄清。我们要用一种宽容的态度去认知它，这是一种历史的现象。等到这个风潮过了，成为一个历史事件，人们再去评说，情况会好很多。

如果要避免社会对工会的错误认识，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会建设一定要让群众来参与。我们现在是少数的专职工会工作者去办工会，还没有做到让广大的群众参与办工会。群众办工会才是工会的方向，工会的民主化同时必须要群众化。如果不实行群众化，民主化也很难做得彻底。现在我们总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每搞一项工作，每开拓一个新的领域，总是少不了要编制和要人。当然，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工会拥有双重的责任，同时也承担着很多行政和政府额外赋予的任务。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我们一定要把工会的实力夯实，要让广大会员把工会看成是工人自己的，只有这样才会发动更多的会员，义务地去干工会的一些事情。另外，工会工作一定要克服机关化和行政化的不良倾向，不要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现在，一些工会的工作往往是做一些无用功，常常疲于应付各种上级的表格填写和申报，结果造成工会没有足够的专职人员根本应付不了，或者工会大部分时间都在完成和应付上级的各种任务，还有什么时间来处理自己的事情。所以我认为，中国的工会活动方式需要真正变革，让基层轻装上阵，把精力放在那些会员希望工会多干的事情上。如果说工会做的事情连工会会员都没有感觉的话，这种事情干脆就不要去做，因为这是没有意义的。

闻：在日趋激烈的劳资冲突背景下，媒体上始终有抨击中国工会不作为的声音，您也经常被断章取义地牵涉其中。对此您有什么回应？

陈：首先要自我检讨。我们确实存在因为机制上的缺陷使很多基层工会难以发挥作用的问题。为什么尉健行同志会总结出蛇口工业区维权“上代下”模式，就是针对基层工会维权时普遍发生困难，难有作为的状况。所以这个事实是不能去否认的。但是，怎么去应对这种批评呢？我认为应该是采取积极的态度，实事求是。现在的社会是离不开宣传的，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也希望通过媒体传递出去，所以还是要坚持对媒体开放，让媒体真正了解工会，工会也真正去了解媒体，让媒体和工会进行互动，那么对工会的宣传效果就会好起来。实际上，地方工会做了大量的好事实事，拿出来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事。但问题是社会不了解，媒体也不理解，总是觉得工会是报喜不报忧。所以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好就好，不好就不好，这样媒体才觉得新闻有价值。甚至工会在工作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还有什么缺陷，工会也可以说说自己的困难，媒体宣传总是要找新闻点，不能总是报喜不报忧，总是回避敏感问题，否则，人家对你提供的其他正面素材也不感兴趣。所以你要媒体善待你，你首先要善待媒体。

至于一些媒体把我的观点断章取义，当然是不好的。媒体现在也存在过于市场化的问题，经常是言不对题。标题这样写的，内容却一点都没有，而且内容和标题的意思经常是相反的，这样的媒体报道是不专业的。但对断章取义的问题，需要用更加开阔的思维去对待。如果没有太要害的问题，也没必要那么紧张。比如最近一些断章取义的文章发表后，我是冷处理，因为越公开发表声明抗议，可能越混乱，你每说一句话，人家都可以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说得多了，错误的理解就可能多了。所以应对这样的事情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在适当的场合再进行澄清，总有媒体最后会公正客观报道的。最近就有媒体把关于我去美国期间的不实报道进行了澄清。

其实媒体公开报道工会的事情，有时也批评工会，我们应该有另一层的理解，媒体其实是帮助工会撑腰的，因为媒体希望工会能坚定不移地站在工人一边，发挥维护工人权益的作用，希望工会能大胆地伸张正义，在面对雇主时，胆子再大一点，腰杆再硬一点。我们可以拿着媒体的文章找雇主，告诉他们要善待工人，不要逼人太甚，因为整个社会舆论总是会站在工人和工会一边的。

工会在面对媒体时，要把记者看成是自己的朋友，要推心置腹，这样媒体也会为你分忧，尽量避免给你制造麻烦。把记者作为我们的防范对象，能躲则躲终究不是一种应有的积极态度。

栏目主持：纪 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