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沛理

香港人一向以赚钱为乐、赚到钱为荣，为何突然会对有钱人采取仇视的态度?香港人对富甲一方的商人由出自肺腑的崇拜到咬牙切齿的憎恨，这个社会价值的巨大转变是建基于什么社会基础?此乃值得深究的问题：韦伯等社会学家早已指出，社会的价值体系有其重要的社会功能，跟经济的发展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单单成立一个关爱基金，就以为可以解开香港人的仇富情结，而不去探讨问题的根源，实非明智。

剥削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罪与富一开始就结下不解之缘。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说：“在所有巨大财富的背后皆隐藏着罪行。”务实的香港人似乎老早就决定了，他们应该试图去发掘富人的发财之道，而不是去仇视他们。在几十年前的香港，富人当然称不上是道德上的完人，但他们的致富之道却往往是专心致志、努力不懈去实践若干公认的美德：勤奋、节俭、储蓄和审慎投资。

从前，富人与穷人之间、大人物与小人物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对工作所持的不同态度。富人热爱工作，他们上班，不是勉为其难地去营生，而是充满热忱地去接受挑战，久而久之，就学会了把最简单的劳动变成一种工艺。勤劳的人一定鄙视浪费，在他们的心且中，浪费无异于犯罪，因为扔掉的东西或许可以挽救一条生命。因而，在旧世界富人的家庭里，浪费与炫耀的现象不常出现，他们花掉的每一块钱都能证明他们的节俭。说得夸张一点但不至完全脱离现实，在这个旧世界里面，少了节俭，没有人能够变得富有；有了它，几乎没有人会变得贫穷。“节俭”彰显的是聪明才智和生活智慧，而“浪费”则是贫穷和无知的大衣。

在努力工作赚到钱之后，富人懂得让钱为他们工作。由他们开始省钱并把钱存入银行那一天开始，钱就变成为他们带来丰厚回报的“优秀员工”。他们从不小看利息，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利息，是他们不用为它亲自工作却肯定能得到的钱，而巨额财富也可以由小额利息增长而来。

勤奋、节俭和储蓄，这些美德层层相扣、互为因果，构成了任何人都可以唾手可得的致富之道。只要持之以恒地身体力行，一个普通人不但可以脱贫——在太平盛世，贫穷并非正常的状态，任何一个拥有健康和进取意志的人皆可轻易地摆脱贫穷——更可以取得财政上的独立，做一个主宰自己、不受任何人或事奴役的自由人。

试想，倘若今日香港的大富人也是靠实践以上这些美德来创造和累积他们的财富，他们就是我们应该见贤思齐的学习榜样，我们还有理由去仇视他们吗?倘若我们未能成为富人，是因为我们的性格缺陷，而富人的成功，却是因为他们做了应该做的事情，那我们不但不应仇视他们，还要尊敬他们；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不仅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更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说他们是社会的栋梁，他们当之无愧。如果我们坚持或者不能自制地去仇视他们，那就证明了比起这些有钱人，我们不只是穷人，还是在道德上的次等人(their morallyinferior)。

问题是在今日的香港，通往大富之路往往由欺诈、剥削、压迫与巧取豪夺筑成。我们天天看到的，不是成功人士透过实践美德而得到成功，而是若干社会界定为成功的人士如何嘲笑、践踏和歪曲这些美德。他们的成功，不是由于他们的美德，而是他们的失德。在这个意义上，平民百姓仇富、恨富，所抱的不是一种反社会(anti-social)的心态。刚刚相反，这是普通人对道德的沦丧和世间的混浊说“不”的一个美丽、苍凉的手势。

这当然也反映了一种绝望的心态。在一个充满希望与向上流动性的社会，大多数人都有晋身富裕阶层的可能与合理期望，仇富的风气又怎会蔓延开去?可是，倘若富人因为制度上的不健全而拥有压倒性的不公优势，使他们的财富可以无止境地以几何的级数增加，而穷人只有被剥削和奴役的份儿，那仇富的风氣又怎会不蔓延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