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维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南海

□苏维民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得到平反。1979年3月1日，我回到阔别14年的中南海，回到了中央办公厅。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原中办的陈麒章等几位老同志就联名给党中央写信，提出在“文化大革命”中，原中央办公厅被诬陷是“彭罗陆杨反革命政变集团的黑窝子、烂摊子”，中办的工作人员是“杨尚昆招降纳叛来的死党、爪牙”，现在复查工作仍然控制在过去整人的人手里，要求立即改组复查班子，为整个中办和受迫害的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1979年2月2日，胡耀邦阅后立即批示“同意先调整复查班子，实事求是地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可以说，没有胡耀邦“先调整复查班子”的果断决策，中办受迫害同志的平反不会顺利进行。“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彭罗陆杨”开始，杨尚昆首当其冲，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因当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在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仍然坚持杨尚昆“在私录毛主席谈话的问题上犯有错误”，需要复查，因此，为杨尚昆和中央办公厅平反被迫拖了一段时间。

我回到中办时，中南海内正大搞土木工程,即所谓“五一九”工程。工程已接近尾声但环境杂乱无章，道路泥泞难行,根本不像是机关的样子。

当时，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和中央办公厅几位领导同志就安排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汪东兴办公的丙楼办公。丙楼是一座大约只有2000平方米的三层建筑。因为当时丙楼二、三两层被中央专案组占用，专案组虽已停止工作，但是房间内堆积着大量文件、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