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龙

人类生理的部分遗传基因密码已被生理学家破解，但要破解人类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遗传基因密码似乎要困难得多，但我相信这种遗传基因的存在。

信力建的《有关万岁的一些事儿》显现了思想和价值观念的遗传性：从古到今，高呼万岁的“习俗”是如此的强大，以至于能够代代相传绵绵不绝。人们为什么要喊万岁，难道他们真的不知道人不可能万岁、或者真心希望被喊万岁的人活一万岁？显然不是，至少绝大部分的人不是。喊万岁者只是对握有至高无上权力的人表明一种心迹，是一种献媚方式，因为他们知道皇帝们都有强烈的万岁渴望。

在人身依附的社会制度下，能满足皇帝的愿望，就能满足自己的愿望，于是臣民们都喊出皇帝的心声：万岁。信力建在文末写道：“值得庆幸的是：‘万岁这玩意儿现在没人说没人喊了——你就是天天在街上大喊自己万岁，都不会有人来听。或许，这就是历史的进步罢。”这是不是说这种基因的承续出现了断裂？我想不是。如今再喊万岁显然太老土，但不等于人们不想喊。只要人身依附的机制还在，喊万岁的欲望也还在，只是这种欲望转化为别样的精神贿赂。这可以称之为“基因变异”。作者留下这样的“光明尾巴”，应该是一种叙述策略。

尽管中国历史上有一些淡泊名利的故事和传说，尽管我们曾经把追逐名利的“恶名”安在资本主义的头上，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在统治者高高在上、知识阶层无法独立的社会语境中，只能产生“万物生长靠太阳”的媚权思想。人们通过媚权而得到权力的施舍，得到或多或少的财富与名望。因此，熊丙奇的《富豪与大学究竟有多大关系？》一文中所谈的“2011中国造富大学排行榜”只关注财富、不关注学术问题，就反映了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念，同样也隐藏着学者也要人身依附以及学问对权力、财富的寄生关系。这种关系反映在古代，就是“三千知识分子食客”对孟尝君的寄生关系——冯谖在孟尝君的施舍下有鱼有车兼有家，就不复弹铗而歌了，可以想象，他随后就会改唱赞歌。

我们从前一直认为资本主義金钱至上自私自利，可是现实却给我们呈现了另一幅图景：许多“资本家”乐善好施裸捐财产，他们还来中国劝善（与此相对照的是，我们的富人见到这些劝善的“资本家”却纷纷躲避）；我们抛弃女婴和有缺陷的婴儿，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则跑到我们国家领养弃婴……

媚权与媚财有着深厚的血缘关系，哪怕高等学府，也逃不出这种价值基因的潜在影响。

许锋的《画钞》实际上是一篇小小说，当然也可以把它当作一种另类杂文。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工，“他”没有快速发财的捷径，“他”只能通过画钱来弥补金钱的匮乏。画钱虽然不能充财，“他”却因为画出了名而收获了财富。

作者以无名氏来象征一个广泛的草根群体。这是一个权力的阳光照射不到的社会群落，因此也注定了是被财富遗忘的广袤角落。“他”的成功，反映了草根阶层的生存智慧，同时也体现了无处不在的权利至上社会法则。

从媚权以求得利，到高等学府在排名中的媚财价值取向，直至草根阶层的画钱充财，都或隐或现地反映了功利现实背后的颂圣传统。略有不同的是，草根阶层是想雪上除霜，而知识阶层是想锦上添花。但无论哪一种，都可从中寻获价值观念的遗传基因。

思想价值的基因同样是通过“血缘”遗传的，这个“血缘”叫社会建制。

（作者系《羊城晚报》文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