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志川

“文革”后期的1974年初，全中国人民在连续经历了八年之久的“革命大批判”之后，突然又被卷入了“愤怒批判反动电影《中国》”的狂潮。这部“反动电影”的导演由于被各种媒体翻来覆去地骂了个狗血淋头，于是“安东尼奥尼”这个洋人名字就在我的脑子里扎下了根。有趣的是，尽管当年天天跟着破口大骂这位意大利导演，痛恨他“恶毒污蔑中国人民”，我和国人却无从看到这部电影的哪怕一个镜头。我把我的分析判断完全委托给了《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它们说安某人心肠坏透了，我就相信他坏透了。“文革”收场后，平反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却没有看到给老安正式平反的红头文件。曾在中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工作过的郁泉锡先生回忆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文化部长“向安东尼奥尼本人表示我们的歉意，而且亲自登门拜访”（2008年1月24日《东方早报》），这大约就算是“平反”了。但一直还是没见到电影本身。前几天我上网，无意中在某门户网站发现一个帖子，点开，竟然就是三十多年前的这部“臭名昭著的反动电影”，顿时有了“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感。一气看完才明白，难怪中国的部长要“亲自认错”。

安东尼奥尼虽然思想“左倾”，虽然对“红色中国”素有好感，但他毕竟生活在西方，毕竟是一个国际闻名的大导演，拍电影习惯了讲究生活的真实。所以，那个时候当他获准前来中国拍摄，即使他不得不按照中方的要求“突出政治”，还是拍出了很多真实的细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这一切，规规矩矩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是绝对做不到的，做得到也不敢做。只是没想到这就冒犯了江青之流。“文革”本来把中国搞得一塌糊涂，但江青之流偏要国内外都相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一旦发现拍出来的东西不符合他们在“样板戏”里树立的那种虚假伪善标准，没有像他们那样“高于生活”，他们立即大发雷霆，并乘机大做文章，“江青还将外交部邀安东尼奥尼来华定为‘卖国行径”，矛头直指分管外交事务的周恩来（2007年8月14日《青年参考》）。一部平常的纪录电影，其背后竟然藏有这么不平常的前因后果和政治机关，这是当年的我们完全不知道的。

现在看这部电影，倒是可以看出另外的很多名堂，可以看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国某些人民群众的生活状况，还可以听到许多生动并且满含智慧的解说词，叫我们大开眼界。比如，对我们无比自豪的万里长城，解说词这样评价：“如果用一座丰碑来记载军事艺术的无用性，那就是这一座。”一针见血，又多么出乎我们的意料。自然，安东尼奥尼当年基本上是按照中方的“革命主旋律”来拍，拍摄的都是中方乐意让世界观看的光鲜场景，比如北京城里商品极其丰富的农贸市场，举世无双的林县红旗渠，雄伟的南京长江大桥……本来这些也都可以当做“‘文革好得很”的“铁证”，但在他一本正经的“歌颂”中，当时的人们绝对想不到的，安东尼奥尼竟然叫现在的观众看到了对“文革”的极大讽刺。例如，电影里分别记录了北京和南京的幼兒园小朋友唱歌跳舞，唱的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依照当时某些人的本意——您看，连无知的儿童都那么自觉自愿地热爱伟大领袖，无产阶级政治觉悟那么高，何况中国的成人了，文化大革命真的就是好得很呀！三四岁至多五六岁的儿童，话都说不清，他们满口居然就是“思想”、“主义”，世界上还有比“文革”更荒唐更可怕的事情吗？

这大约就是这部电影的真正价值所在：寓“反对（‘文革）”于“歌颂”中。我忍不住要喊一声：老安不愧是大师，时间更是大师！对于那些一味强调“颂圣”的先生们，我想他们是不是应当以这部电影为鉴。在“时间”这位大师手中，哪怕是最虔诚的歌颂，最后往往也会变成最大的讽刺。更妙的是，看安导演的这部电影还让我体会到了看推理（侦探）小说那样的乐趣。我曾经看过一篇回忆文章，详细描述“文革”期间外国人到中国拍摄电视新闻片，“有关方面”如何做假的情况（刘志军：《影片〈故宫〉引出的跨国情缘》，2002年第7期《纵横》），所以在安导演的《中国》里也寻找出“伪造现场”的地方。电影的后半部，可以看到上海豫园两层楼的茶馆，茶客们悠闲地在里面喝茶，用意是表现普通人民的幸福生活，这才被我看出了“破绽”。我推断“茶客”们都经过特别组织和安排，不是“自由来客”，主要证据是大多数男女茶客们都胸佩伟人像章，且像章的格式、大小、材质都基本相同。这不符合当时实际。豫园茶馆的茶客来自四面八方，像章怎么可能那样雷同？除此之外，茶客们居然无一人注视过摄影镜头，全都像老练的演员一般“旁若无人”，这也是事先经过“训练”和“招呼”才可能出现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