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权治社会”是我杜撰用来描述权力与社会关系形态的概念，在解释它的涵义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

清末，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司（主抓财政与人事的副省长），到任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宗米案。原告是一位米商，向布政司衙门递了状子。岑春煊接过米商禀词，发现中间夹了一张四十万两的银票（按清末白银购买力折算，四十万两银相当于现今四千万元人民币），岑春煊大惊，一问才知道这是“公礼”。当时广州的商民行贿官员，不似其他地方偷偷摸摸，而是公然进行，叫做送“公礼”。凡商民与官府打交道，必先送上“公礼”。

岑春煊是一位清官，坚决不收这“公礼”，谁知那告状的米商大为悲伤，心道：完了，新任布政司大人不收“公礼”，必不会为我主持公道了（章士钊文《孤桐杂记》）。

米商为什么认为不收“公礼”的岑春煊不可能会秉公办案呢？原来彼时广州官场腐败已成常态，官员敲诈商民有如家常便饭。有个姓王的候补道员，仗着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的亲信，作威作福，当地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的人甚至因受不了他的勒索而毙命，但商民“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盘剥，众商民惟有主动贡献“公礼”。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变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公礼”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权力预期。如此，就可以理解那位米商的心情了。

其实，彼时米商所处的社会，便是一个“权治社会”。千百年来，我们的祖先根据他们的社会生活经验，总结出了一些俗语、官谚，恰好可以用来概括权治社会的特色：

“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场上，权力通常按照官本位的等级发生效用，权大者对于权小者拥有绝对的权威。在广东，总督谭钟麟处于权力金字塔的顶端，他的态度，便是地方官场的金科玉律。

“朝中有人好做官。”“朝中有人”泛指有后台、有靠山，官场靠山是一个非正式的权力源，其亲信可以通过关系网从中获得隐权力。比如那个王道员，因为有谭钟麟当靠山，总督的权威也辐射到他身上，于是在广州官场上为所欲为，而无人敢说一个“不”字。

“官断十条路。”官员代天子牧民，平日执法，可以威福自擅、生死予夺：高抬贵手，则是给人一条生路；手不留情，则是置人于死地。王道员欺榨商民，少不得也要玩这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权力把戏。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谓“王土”者，不妨理解为，臣民财产（土）在产权上归官方（王）所有。权力控制着经济资源，市场被镶嵌上权力场。清末广州作为商业重镇，商人的公共影响力虽在逐渐扩大，但他们的命运，仍然捏在官府的手里。

“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权力不仅介入市场，而且接管一切社会事务，从官府发出的行政动员令，一言九鼎，莫敢不从。

“官大表准。”人人都有一块手表，但走得准不准，得听官大者的，此官谚隐喻：权力垄断了是非评判的标准。

进而言之，在权治社会的利益博弈格局中，权力就是最管用的筹码。博弈者欲取得胜局，维护或增进自己的收益，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争取到更多的权力筹码。这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直接掌握正式的权力，撈个一官半职；二是借助贿赂、人情、面子等介质，与正式权力建立亲密的私人关系，获得影响权力态度的隐权力。广州米商走的是第二种路径：给岑春煊送来四十万两银票，用意可想而知，即希望这笔巨额“公礼”，能够收买布政司大人的权力，在处理米案的过程中作出有利于米商的裁决。

米商是在行贿、妨碍司法公正吗？看起来的确如此。但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行贿，不收买当权者，米商则不敢相信官府会保护他们的权利，毋宁说，这其实是一种畸形的维权路径。

【原载2010年第19期《百家讲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