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钩

“权治社会”是我杜撰用来描述权力与社会关系形态的概念，在解释它的涵义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则小故事——

清末，岑春煊被任命为广东布政司（主抓财政与人事的副省长），到任不久，广州发生了一宗米案。原告是一位米商，向布政司衙门递了状子。岑春煊接过米商禀词，发现中间夹了一张四十万两的银票（按清末白银购买力折算，四十万两银相当于现今四千万元人民币），岑春煊大惊，一问才知道这是“公礼”。当时广州的商民行贿官员，不似其他地方偷偷摸摸，而是公然进行，叫做送“公礼”。凡商民与官府打交道，必先送上“公礼”。

岑春煊是一位清官，坚决不收这“公礼”，谁知那告状的米商大为悲伤，心道：完了，新任布政司大人不收“公礼”，必不会为我主持公道了（章士钊文《孤桐杂记》）。

米商为什么认为不收“公礼”的岑春煊不可能会秉公办案呢？原来彼时广州官场腐败已成常态，官员敲诈商民有如家常便饭。有个姓王的候补道员，仗着是两广总督谭钟麟的亲信，作威作福，当地商民“无不受其鱼肉”，有的人甚至因受不了他的勒索而毙命，但商民“慑其气焰，皆噤不敢言”（岑春煊自撰笔记《乐斋漫笔》）。

为了避免受到无度的权力盘剥，众商民惟有主动贡献“公礼”。在这里，“公礼”起到了一种非正式协调官民关系的作用，官员借“公礼”变现权力的附加值，商民则通过“公礼”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权力预期。如此，就可以理解那位米商的心情了。

其实，彼时米商所处的社会，便是一个“权治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