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

一

忽然想到：研究与宣传应当分开。

宣传，顾名思义是宣而传之，就是把已经定论或被认为定论了的学说、理论、思想、教条、守则等等宣讲、传播，让人信仰并以此来规范人们的行为。

研究，顾名思义则是研而究之，即对尚无定论或未为定论，或虽称定论却尚可商榷的问题提出假说、反诘、论辩、批评、质疑等等，以启迪思想，展开讨论，求得认识的深化。

宣传属于政治行为，研究则属于科学探求。

二

宣传是一种灌输，目的是让人接受现成的思想，因此它排斥怀疑、排斥讨论、排斥拒绝。愈是期望思想的完全一致，这种排斥就愈加强烈。因为怀疑一旦产生，讨论一旦开展，拒绝就难以避免。极端的排斥，便是动用物质力量禁止、压制甚至封杀一切不同的思想，典型的古代例证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研究是一种探索，其目的在于寻求真理性的认识，因此他排斥一統、排斥守成、排斥迷信。愈是开创性的研究，这种排斥也愈是强烈。因为一统、守成、迷信，禁锢思维，要人不越雷池一步，则略有“出轨”便成异端。不准思想，何谈研究？若无研究，何来新的假设、新的见解、新的判断、新的理论？

三

宣传，为了能令人对所宣传的教条敬畏从而恪守，必将所宣传的教条认定为无可怀疑的绝对真理，而且一信就诚，一诚就灵。所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所谓“一句顶一万句”、“一抓就灵”、“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以及相信某一思想“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均属此类。思想成为信仰之日，就是思想僵化之时。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思想家，从来不承认有所谓终极的真理。后世宣称以此为信仰的政治家，却以宣传手段制造思想的“顶峰”，尤其是掌握权势的政治家，为了维持信仰，不惜禁止他人思考，此所谓“播下的是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四

混同宣传与研究，以宣传等同或替代研究，曾给科学的发展带来严重伤害。给米丘林学说加以唯物主义的桂冠，而对摩尔根学说给予唯心主义的恶谥，是以宣传替代研究的一个著例，其结果是使“社会主义阵营”的遗传学研究落后于西方数十年。

把一个政党一定时期对社会的认识和一定阶段制定的方针政策，等同于社会科学不可怀疑的真理，稍有不同意见，便加挞伐，甚至实行“专政”，窒息了无数可取的思想萌芽。使中国几十年间只有“经注”而无研究，只有现成思想的接受者、信仰者而无新思想的思考者、研究者，因而陈陈相因，套话累牍，僵化凝固，最后堕入“文革”恶道，几乎不能自拔。近三十年间的几乎所有“新思想”，当年都曾有过雏形，可惜均遭扼杀。痛定思痛，痛何如哉！

五

上世纪中叶，似乎也曾约略感到一统思想的弊端，曾有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提倡。但终因以宣传代替研究，要求保持思想完全一致的凝固模式，不承认科学研究的多面性、科学探索的多向性以及随之而来对问题看法的多样性，致使方针提出未久，便作出所谓“百家争鸣，实际上是两家，一家是无产阶级，一家是资产阶级”的解释。“百家”变为两家，一家又要对另一家聚而歼之，剩下的自然只能是一家独鸣。于是仍旧是以宣传代替研究，生动活泼的局面非但未能形成，思想的控制反而愈趋愈紧，终于走到了“全面专政”的歧路上去。

六

近三十年中，又曾感到开启新知的必要，感到宣传不宜替代研究，于是提出了“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的口号。但这种二元并举的口号缺少可操作的程序。学术研究（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得出的新的思想、观点、理论、学说，除非藏之名山，若要公布出来，便被认作宣传。既是“宣传”，就有纪律。于是，“无禁区”有时成为空话，难以收到鼓励研究的成效。

【原载2010年第12期《同舟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