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宪林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75周年。2006年年初，著名党史专家、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石仲泉同志出版了他的新作《长征行》。他在第一时间寄赠了我一本，并在扉页上郑重地题字、盖章。我非常高兴，也在第一时间拜读了他的这本34万字的新作。读罢全书，掩卷长思，我心潮难平，觉得有必要写一点读后感，向党史、社科界的同行们推荐此书。

关于红军长征方面的著作，此前我读过一些，比较著名的如美国作家斯诺的《西行漫记》、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和《经济日报》副总编罗开富送我的《红军长征追踪》等。还有不少亲历长征的老红军们的回忆文章。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和探索中国工农红军所经历的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给后人以极大的教育和启迪。石仲泉同志的这本新作，给我们展示了许多新的鲜为人知的东西。我以为本书的最大特点，是独辟蹊径的考证和饱含深情的頌歌。

作者走长征路是一段一段走的，断断续续走了五六年，而且主要是以车代步，边走边思索边考证，这与作者当时担任领导职务有关。所以，他有别于罗开富和两个英国青年的方式。特别是罗开富同志1984年至1985年间走长征路，是严格按照当年中央红军的行军打仗的日程和路线而行，每天晚上还要向报社写一篇采访报道，真是难能可贵。2004年10月在江西于都召开的纪念长征出发70周年理论研讨会上，我亲耳聆听了他的徒步长征的故事，深为他的精神所感动。但就大多数人而言，限于条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而石仲泉同志的这种方法也有他的独到之处。更重要的是，他不仅体验了当年红军长征之艰辛，又结合本职工作，考证出了许多新的史实。给我印象最深的主要有：

——长征选择江西于都作为集结出发地。关于长征的出发地，党史学界向来有不同看法。2004年10月在于都召开的理论研讨会上也有争论。作者在本书中考证出为什么中革军委要选择于都作为主要集结地的原因，主要是由当时选择战略性转移的路线、目标和战争形势以及与粤军首领陈济棠秘密谈判达成了协议所决定的。这样分析，较为合情合理，具有说服力。而且作者认为，于都是最后的“集结出发地”。但也不否认红军各部和中央机关由于分驻不同地方，从他们接到命令到于都集结起，实际上也就是他们长征的开始，但这个长征又不是各自的长征。

——关于湘江战役。惨烈的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战。红军突破国民党的前三道封锁线时，据桂林市委党史研究室进行的研究，已减员2，2万多人。而湘江一役，则折损3万多人。尤其是担任殿后任务、掩护大军渡过湘江的红八军团、红九军团和红五军团几乎遭受到毁灭性的损失。红八军团长征出发时有10922人，渡过湘江后只剩下1000多人；红九军团有11538人，战后只剩下3000多人；红五军团的第三十四师官兵全部牺牲。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7万人锐减至3.5万人左右。作者还考证出湘江战役之所以遭受这么大损失的三个主要原因：一是博古、李德等坚持错误路线的领导选择了错误的转移方向：二是他们拒绝了毛泽东、彭德怀等的正确建议：三是大搬家、甬道式行军的恶果。作者还告诉我们：湘江战役的三个主战场(灌阳新圩阻击战、兴安界首光华铺阻击战和全州觉山铺阻击战)都在广西境内。而此前。许多人(包括作者本人)都以为湘江战役发生在湖南。

——关于长征中的一些重要会议。本书写了长征中召开的许多次重要会议，可以说以此为线索贯串全书。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泸定会议、两河口会议、黑水芦花会议、巴西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瓦窑堡会议、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等。作者对每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参加者及会议的主要议题同当时的历史作用及影响都作了较为详实的考证。之前，我们除了对遵义会议和瓦窑堡会议有较多的了解外，许多会议虽知其名，但详情知之不多。作者通过对这些会议的考察和对相关资料的分析告诉我们：通道会议是历史转折系列会议的序幕，是非常重要的转兵会议(放弃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兵贵州)；黎平会议正式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战略，肯定了毛泽东西进贵州、北上黔北，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行动方针，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应高度评价其历史地位；猴场会议再次否定了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限制了他们的军事指挥权，做出了强渡乌江、挺进黔北的决定；遵义会议实现了党的历史的第一次伟大转折，这方面的著述和历史资料较丰富。但作者也提出了几个史实需要继续考证的问题；“鸡鸣三省”会议“决定循原路反攻遵义”(毛泽东语)，作者对会址的具体地点进行了大量的考证和分析，仍未得出最后结论；扎西会议实现了中央总书记的人事交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主持中央工作，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简称“遵义会议决议”)及其他若干重要事项；白沙会议决定二渡赤水：苟坝会议主要是争论打不打打鼓新场的问题，毛泽东坚持不打。首先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后说服了大多数人。这次会议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首、毛泽东和王稼祥为成员的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行动的“三人团”：会理会议的起因是林彪给军事“三人团”的一封信。要毛泽东下台，但在争论中毛泽东只对林彪说了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什么?”却对着彭老总大发了一通脾气，作者对毛泽东批彭德怀进行了考证；会理会议决定了红军继续北上，越过大渡河，实现在川西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泸定会议决定过雪山与在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和派陈云、李维汉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地下党组织：两河口会议是一、四两方面军会师后的首次重要会议，讨论战略方针问题，主要是打不打松潘，由谁打；黑水芦花会议开了两次，第一次决定张国焘任红军总政委，第二次集中讨论了四方面军的工作；沙窝会议主要是两项议程，一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新的形势和任务，二是组织领导；毛儿盖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坚持北上东进：1935年9月9日深夜的巴西会议是一次紧急会议，鉴于张国焘坚持“南下”分裂中央的意图明显，9月10日凌晨2时，中央即率红三军等部离开巴西地区向俄界进发，作者对史学界争论不休的“密电”问题进行了考证分析；俄界会议做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哈达铺会议决定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陕北。榜罗镇会议则正式确定红军到陕北去；瓦窑堡会议的议题有两项，一是政治形势与策略，二是军事战略。这是我党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伟大转折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适时制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党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阿坝会议是张国焘公开反对中央、分裂红军的会议，卓木碉会议张国焘另立“中央”，野心暴露无遗，阿坝会议和卓木碉会议都遭到了朱德和刘伯承等人的坚决抵制。

为什么要写这么多的会议?我想这是因为：一、红军长征，行军打仗，每每涉及方向的战略，最高层必须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作出决策，这就必须开会决定；二、长征是非常时期，可以说敌情我情都千变万化，决策也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变化而变化，故会议也就较多；三、作者通过这些会议，把整个长征的主要事件都清晰的勾勒了出来，历来史学界有争议的问题也尽可能地作了考证。我们常说写文章要有原创性，指的就是作者要有自己鲜明的观点和给人以鲜为人知的史实。基本史实可以抄来抄去，人云亦云，但如果僅仅如此，如果没有自己独到的见解，那就只是文字搬家。这篇文章也就没有什么可读性了。《长征行》之所以能引人入胜，有一种非把它一气读完不可的感觉，看完后又有一种促使我要写一点什么的吸引力，就是它的这种原创性的东西。

作者能够写出《长征行》，他自己讲了多方面的原因。我想根本的一条是作者始终饱含着对党所领导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史诗般的传奇历程充满了崇敬和怀念之情。有一种非把它作为专题来考察、来描述的心愿。《长征行》中，作者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对党和红军深情的讴歌。

——对江西这片红土地，怀“有一种无限敬仰之情”。200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参加纪念中央革命根据地创建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70周年理论研讨会之后，我曾陪同石仲泉同志考察过江西的很多地方，瑞金、于都、会昌、信丰、寻乌、兴国、吉安、井冈山、南昌，我们都去过。每到一地，他都充分利用时间，参观当地纪念馆、旧址，与有关同志交谈，对有的纪念馆的解说词不准确之处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最近这些年，他一直很倾注江西这块红土地，只要有机会，他就会来江西参加有关的研讨会和考察。赣州市辖的18个县、市，他都走遍了，有的还不止一次，其他县、市他也走了不少。他给我的印象是有用不完的精力，而且为人非常谦虚。

——对作为中央苏区的赣南为红军长征的胜利和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所作出的贡献高度赞扬。当时总人口只有240万的赣南，竟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他饱含深情地说：“没有苏区人民，就没有强大的中央红军；没有苏区人民，就不可能有浩浩荡荡的红军去进行长征……没有苏区人民的积极支援，中央红军也难以实施战略大转移行动。”“苏区人民为中国革命、为红军长征承受了巨大牺牲。就赣南地区而言，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达10.8万余人。”他举兴国为例，有名有姓的烈士达23179人，占全国烈士总数的1／60，全省烈士的1／10，赣南烈士的1／5。兴国是全国著名的烈士县、将军县。新中国成立后授衔的将领中，兴国有54位之多。“一个地区，为革命作出这么巨大的贡献和牺牲，在全中国是罕见的。”他认为，今天仍应大书特书，大颂特颂。

——“红军长征精神是永存的。”红军铁流二万五千里，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自然条件的严酷(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多为人迹罕至处和自然天险)。人为条件的残酷(国民党反动派围追堵截。一心欲致红军于死地)绝无仅有，然而红军终究没有被消灭。经过长征血与火锻炼和考验的中华民族精英们在长征之后又领导全国人民奋斗了十几年。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他在引述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领导人论述红军长征的伟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后指出，长征的这段历史，这种精神，确实是“我们党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资源，也是我们党之魂、军之魂、民族之魂的最高体现。这种精神，无论岁月如何更替，条件如何变化，都要发扬光大”。今天，我们进行新的长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谐社会，更需这种精神。

——对我们的党和人民所敬仰的领袖一往情深。石仲泉同志在谈到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两种倾向时，既反对“文化大革命”时期那种把我们党的领袖神圣化，又反对海外一些著述丑化、妖魔化我党领袖。他正确地回答了人们对我们党、我们党的领袖的一些疑惑，表现出一个老共产党员、党的高级干部对党的一往情深。他在书中写道：“不可否认，我们党还有不少弊端、制度还不健全、阴暗面的东西还存在，历史领袖的品格和心态也是复杂的，对造成这样那样的错误会产生影响。但是。造成历史曲折的基本方面是什么?如果我们这个党的领袖都是像那些著述所描绘的灵魂丑陋、品性卑劣。没有胸怀国家和心忧百姓的理念，那怎么能说明革命的胜利、困难的克服、民族的凝聚和国家的兴盛呢?我坚信，中国共产党内有一批立党为公、心系人民、精忠报国、无私无畏的顶天立地的汉子，这在普通党员里有，在党的领袖中更有；这在老共产党员中有，在年青一代中也有。这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的脊梁，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忠良之士，是党的历史的主流。人民敬仰的领袖的品格的基本方面，可以说上不愧天，下不怍地。”

我之所以把这一大段抄录下来，就是我认为，它给了我们如何正确看待和评价党所走过的90周年曲折历程、胜利和挫折以及领袖人物的各种品格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