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芳

刘少奇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样，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之一。作为一名五四时期涌现出来的左翼知识分子，他是中共建党前后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共产党员，也是中共早期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为中共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学习者和宣传者

1898年11月24日，刘少奇诞生在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一个农民家庭。1906年进私塾。1913年考入宁乡县第一高等小学玉潭学校。1916年夏，到长沙驻省宁乡中学学习。1917年3月进入湖南陆军讲武堂学习。1919年初，插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

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长沙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刘少奇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罢课游行，开展了爱国宣传活动和抵制日货的斗争。这年夏天，刘少奇冲破封建家庭的阻挠，毅然奔赴北京，投身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运动的洪流中。他一方面积极参加学生们静坐抗议和示威游行的爱国行动；另一方面贪婪地阅读着各种传播新思想的传单和报刊，思索着当时纷至沓来的各种救国思想和主张。他开始读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刊物，包括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和李大钊主办的《每周评论》等。刘少奇曾有一段回忆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占了这个运动的优势。在各派社会主义的思想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也传到了中国，成为当时新文化运动中的一个派别”。“当时的《新青年》杂志起了极大的作用，它一方面拥护一切进步的东西，同时传播了不少马克思主义思想。”刘少奇的回忆，既反映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迅速传播的情况，也反映了刘少奇倾向马克思主义，憧憬和向往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

到西方去学科学、学技术、学革命理论，是五四运动前后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所认定的救国道路。国内许多地方掀起了一股留法热潮。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刘少奇产生了赴法留学的想法。1919年9月，刘少奇到河北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度过了将近一年的半工半读生活。在这里，刘少奇读到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以及其他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和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情况的进步刊物，这些对刘少奇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

1920年6月，刘少奇在留法预备班毕业。因筹措不到赴法留学的费用，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返回长沙，接着又到上海学习俄文，准备赴俄留学。

当时正处于中国思想界空前活跃的时期，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刘少奇的思想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他在北京、保定、长沙读到了更多的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小册子及报刊材料，逐步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刘少奇回忆说：“在共产党产生以前，马克思主义也传到中国来了，我就是在1920年(共产党产生的前一年)，看到了那样的小册子。从前听到过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后来看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此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事情，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这个革命把全世界想要革命但又没有找到出路的人都惊醒了。特别是在中国，我们那时感觉到了亡国灭种的危险，但又不晓得朝哪里跑，这一下就有办法了。”

五四运动是爱国运动，又是文化运动。刘少奇同当时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些著名的左翼青年知识分子一样，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的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传播中，站到了先进青年的前列，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刘少奇除了自己带头刻苦学习外，在保定、上海学习期间，他还带头深入到工厂中去，参加生产劳动，与工人群众接近，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与种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作斗争，特别是与无政府主义作斗争。在1920年的一场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大辩论中，刘少奇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一边，开展了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在回忆这场与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时，刘少奇说：“在那时有很多人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共产党。他们把我们叫‘马子、马孙，见了就骂，就要斗争。在学生中，工人中，群众中，彼此要骂，要打架的。思想上经过斗争，组织上也经过斗争，马克思主义才在中国先进革命思想界中争取到了领先的地位，然后共产党才有产生的可能。”

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和共产党员之一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共产国际代表来华活动，上海、长沙、武汉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小组，并建立了由共产党小组创办的社会主义青年团。

当时的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采取了同情、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政策。1919年至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宜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在中国人民当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中国人民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俄国，激发了先进知识分子研究十月革命的热情。

五四运动后掀起了一股向往苏俄、学习苏俄的热潮，刘少奇也深受这股热潮的影响，萌发了留俄的想法。他曾回忆这一时期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说：“当时，我们这些中国青年，到苏联来就是为了寻找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道路——这就是结论。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伟大的十月革命像一道光芒一样，划破了中国的黑暗的天空。从这道光芒里，中国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看到了伟大的列宁的形象，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当家作主国家，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这就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诚。”

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党小组于1920年9月创办的，主要目的是为输送革命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学社教授俄、英、法等语言，主要是俄语，同时也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进行一些革命活动，并且出版了《共产党》等重要刊物。

刘少奇来到上海后，住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这里是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所在地。

先后从各地来到这里学习的，还有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共20多人。他们除学习俄语外，还参加陈独秀等发起的上海工读互助团和上海马克思研究会的活动，并且帮助华俄通讯社和工人刊物《劳动界》做些编写、校对工作。当时刘少奇是工读互助团的负责人之一。他除了攻读俄文外，还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第一次读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共产党宣言》，也阅读了《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同时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这一时期，刘少奇开始到工人中去进行革命

活动，有时还到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进行讲课。通过这些活动，他一方面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调查和了解了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惨状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从而初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在上海，刘少奇发奋学习和工作，珍惜时间，给同学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据萧劲光回忆：“少奇同志几乎没有个人爱好，从不闲聊天，也不随便上街，我们不住在一起，但看见他的时候，多是在学习俄文，阅读《共产党宣言》，思考着中国革命问题。”

刘少奇虽然不是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但是，他很早就在共产党小组的指导下，为共产党的创建做了许多具体工作。

刘少奇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中国在共产党宣告成立前。就有社会主义青年团。我是在1920年先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才入党的。我是在党没有成立以前由青年团送到苏联的。……那时莫斯科办了一个东方大学，我们去上学的时候是头一班。出国以前，在上海办俄文学校，让学生先初步学会俄文。我出国以前虽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正式成立，但几个地方有了共产党小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出版的党刊就叫《共产党》，以后才出版《向导》。所以共产党一开始筹建就做了许多方面的工作。”

这时(五四运动至留俄前)刘少奇的思想仍属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基本了解，赞成和向往十月革命，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掌握，对怎样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更不知如何着手，这也是他赴俄留学的主要动因，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指苏俄)。”

1921年5月初，受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派遣，刘少奇和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一批青年团员由上海出发，踏上了去苏俄的旅途。一路上历尽艰辛，于7月9日抵达莫斯科。

当时，适逢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召开，刘少奇等也得到机会轮流参加旁听。在会上刘少奇见到了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聆听了他的报告。

1921年秋，刘少奇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东方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国际性大学。学习的内容主要有《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和俄共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哲学、政治经济学以及关于工会运动的小册子等。

在这里，刘少奇如饥似渴地发奋学习，他集中研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研究学习俄国十月革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研究马列主义真理如何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际。同时，他还经受住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战争结束后物质生活严重困难的考验，亲身参加了苏联恢复国民经济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斗争。

这时，中国国内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人正在酝酿成立中国共产党。十月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胜利。必须要有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领导，这是革命成败的关键。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莫斯科。刘少奇在东方大学得知这一消息后，他就一直思考和打听着：“怎样可以做一个共产党员?怎样能够加入共产党?他主动与负责中国班思想工作的政治教导员谈心，谈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愿望。……为了弄清‘怎样能够做一个共产党员这个脑子里日夜思索的问题，他一方面找班上的政治教员请教，找与自己有同样愿望的同学谈心，另一方面，他一次又一次地研读了《共产党宣言》，反复阅读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和其他著作，他的心里越来越明亮。”解放后，刘少奇在回顾自己当时“考虑入不入党的问题”时说，那时他把《共产党宣言》看了又看，看了好几遍，从这本书中了解了共产党是干什么的，是怎样的一个党，自己准不准备献身于这个党所从事的事业，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最后决定参加共产党，准备献身于党的事业。

这年冬天，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始在东方大学中国班发展成员。刘少奇、罗亦农等一起，第一批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的第一个党组织，加入了东方大学总支部，刘少奇任支部委员。在东方大学中国留学生中，刘少奇成为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负责学员的党的工作。在莫斯科学习的许多中国青年，在他的帮助下，先后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的工作。”

在东方大学期间，由于刘少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研究和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考察，他的思想实现了新的飞跃，他已由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东方大学学了8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这个革命的人生观“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完全解放而奋斗，而且前途远大、口标远大，一直达到共产主义”。

1922年5月，由于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急需开展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刘少奇根据组织的决定回到上海。他被分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在上海期间，他还参加了重新组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以及作为工作人员参加了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的会务工作。同时，他还在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和上海平民女校担任理论教员，讲授马克思主义理论课。这时候，刘少奇已经是一位具有较高理论素养的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

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中共创建初期，在一段时间内集中力量领导了工人运动。在中共的领导下，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中国工人运动掀起了第一次高潮。刘少奇也正是在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中共早期工人运动的著名领袖。

南于刘少奇在东方大学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使得他对工人运动情有独钟。正如在东方大学求学期间，他所填写的一份《团员调查表》中关于“现在愿做何事”栏目中所写的：愿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在“对于現在社会作何感想”栏目中他回答：“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该抱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目中他提出：“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

刘少奇回国后，立即投入到工人运动的洪流中，开始领导工运工作。特别是在安源工人运动中，他与早在安源进行领导工运工作的李立三一起，树下了工运的历史丰碑，，关于

党和工运的关系，刘少奇曾经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在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前，就不断有自发的工人斗争，但是，那些斗争都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和明确的斗争方向。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中开始传播，但是没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也缺乏基础和力量。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党纲上明确把开展工人运动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但是由于缺少工运骨干，一些党的创始人也大都注重于理论研究工作，所以，党的力量，党对工人运动的领导，还是十分薄弱的。并强调：“我们党开始产生时是在学生中、知识分子中介绍马克思主义思想，成立党组织，但是如果不与工人运动结合，不跟中国劳动群众结合，那我们党就不能前进，不能算是在中国真正地生了根……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开始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

中共二大后，陈独秀找刘少奇谈话，并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把中共二大通过的文件交给他带给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

1922年8月初，刘少奇回到长沙，被任命为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与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工人运动。他先在长沙参与组织泥木工人、织造工人、铁路工人等工会及湖南省工团联合会，领导这些团体的罢工斗争。接着参与领导了正在兴起的粤汉铁路工人的大罢工斗争。9月10日，刘少奇又受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中共湘区委员会的派遣，到江西安源煤矿同李立三等一起，领导1万多工人举行大罢工。罢工中刘少奇作为工人全权代表，依靠安源党组织和全体工人，与路矿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谈判斗争，迫使当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17项复工条件，为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次罢工胜利后，中央调李立三到湖北工作，刘少奇接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被军阀吴佩孚镇压后，全国各地的工会也纷纷遭到镇压和取缔，唯有安源工会“硕果仅存”，成为全国工人运动中的一面红旗。

安源路矿工人能够取得大罢工的伟大胜利，安源工会能够在胜利之后“硕果仅存”，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结果。刘少奇领导我党早期工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为刚刚创建的中国共产党的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中共二大提出的正确方针，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两个主要敌人，尽量克服工人运动中的“左”的错误倾向。在安源期间，刘少奇写了多篇文章，及时总结了安源工人运动的成功经验和斗争策略。1923年8月，刘少奇在《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一文中阐明了共产党领导工运的目标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他还具体提出了工人俱乐部要做三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二)扩大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刘少奇认为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决不能忽视经济斗争。他主张将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从工人的切身利益出发，从“增加工资”和“减少工作时间”这些日常生活的迫切需要人手，去使工人团结起来。通过建立工会、开办工人学校等，以过去奋斗的经验切实教育工人，使工人明了自己阶级在现时及将来社会上的地位，工团终极的目的及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养成极健全的奋斗者，逐步实现工人自己的政治目标。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切实地组织和壮大工人阶级队伍，发展党的工人运动的正确路线。

刘少奇十分讲究斗争策略，主张工人的斗争不但要“齐心、奋斗”，而且要“看清环境，决定自己的战斗方式”。当“二七”惨案发生后，形势对工人阶级十分不利，他领导安源工会“立取守势，并劝戒工人不要骄傲，不要乱动，竭力团结内部，以防资本家之进攻。一方面对资本家的破坏，奋斗到底，毫不退缩”，使工会组织更加团结巩固，立于不败之地；另一方面，对于资本家，既要发动工人进行必要的斗争。同时又要使资本家的工厂不致倒闭，要支持和保护产业的发展。这对于保证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正确发展方向，也是十分重要的。

刘少奇非常重视中共党的组织和工会组织的建設。据资料统计，1922年9月，安源党支部仅有党员10余人，到1923年6月党的三大时，已有党员40人，年底发展到60多人，1924年又增加到200多人，占了全国党员人数的1／5。另外，还有几十个青年团支部和200多名青年团员。这些党团员形成了工会的骨干和核心。至于工会组织，则由基层的十代表，到百代表，到总代表，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有战斗力的工会组织系统。在刘少奇等人的领导下，工人的政治觉悟得以迅速提高，工会组织得到迅猛发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员由1922年罢工前的700人很快发展到1923年的13000余人。刘少奇领导的早期工人运动。为中国共产党创立初期的发展，训练组织了无产阶级队伍。

由于党领导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在斗争中党的组织、党的力量也得到了巩固、发展和壮大，党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形成为中国革命中一支生机勃勃的政治力量。正如刘少奇所说的：“1922年后，共产党跟工人结合，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很多工人相信马克思主义，加入共产党，党就有了群众。”“从那时以后，中国的无产阶级就走上了政治舞台，表现了自己的力量，成为一种政治势力。”据陈独秀在中共三大的报告，到“1923年6月时，共有党员420人，其中在国外的有44人，工人164人，占国内党员人数的43.6％”。由此，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逐步深入。从党的一大到三大，短短的两年中，党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在与工人群众相结合的运动中，开始成长壮大了。同时，在这种艰难曲折的斗争中，一批年轻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工人运动的斗争中涌现出来，成为刚刚创建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坚力量，刘少奇就是他们中的优秀代表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