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立杨

陈其美与中部同盟会

说到同盟会和武昌方面的关系,就当时指挥序列，在首义之前，湖北负奔走之责者尹呈辅，他在《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中明确说道：“在首义之前，就我所知，上级者，以居正（觉生）先生为中心；中级者，以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位先生为中心（孙管军运、张管学运、蒋管社运）。”

1907年三月，章太炎、陶成章与中山先生闹矛盾，进而引发光复会的成立。而中山先生将精力移到南疆，连续发动武装起义，实施连续的对专制的剧烈撞击，仅在1907年夏至1908年5月，即于边疆地区发动六次起义。

1911年元旦刚过，香港同盟会谭人凤来武汉与孙武、胡瑛等商讨起义发难地点。胡瑛认为，湖北受限制太多，敌人调兵，朝发夕至，难作持久抵抗。谭人凤则主张广州首先发难，湖北响应。惟孙武力主在武昌发难，他认为，武昌新军集中，内部发动成效显著，为首义打下了稳固的基础；以兵力论，发难非从武昌入手不可。盖以武昌自张之洞督鄂以来，工业发达，且为水陆交通枢纽，一旦义旗展开，全省百姓均可为我所用。

文学社成立后，大批新军下级军官，以及士兵参加进来，军队变化呼之欲出。赵声、宋教仁、陈英士、谭人凤商议成立中部同盟会，以为实占地利。“长江者，襟带全国，控制中部，而武汉据长江上游，四战之地，上海为之咽喉，一旦有事，则足以震撼南北，为兵家所必争”（《陈英士行状》）。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进入陈其美等人的视野，企望在以武汉为中心的两湖地区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