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浪

《陈奂生上城》是高晓声“陈奂生系列小说”的首篇，写于1979年，发表在1980年第2期的《人民文学》上，甫一发表就引发热议。小说的情节虽然简单，却与变动社会中的思想状况瓜葛甚深。通过对该小说及其社会接受过程的再解读，本文试图考掘小说与新时期初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关系。

一、“进城”故事与“陈奂生性格”

新时期以来，将陈奂生与阿Q进行比较的论文已汗牛充栋。不妨看下面这段文字：

这“陈奂生性格”，到底是传统的美德、真确的国粹，还是与生俱来的“民族病”、“国民性”？对于历史，到底是动力还是惰力？是光荣还是耻辱？恐怕接近后者而绝非前者；它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就像“阿Q精神”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那样。人们可以设想，在我国的农村，甚至是我国的城市，倘若“陈奂生性格”绝了迹，或者没有那么多人多势众的“陈奂生性格”，我想，单是个人崇拜，“文化革命”搞不起来。可惜，陈奂生的“精神满足”与阿Q的“精神胜利法”至今仍然藕断丝连，这是历史性的遗憾。这也是民族的包袱，让我们赶快抛弃这沉重的包袱，改造这奴性的性格！[1]

在80年代初的评论中，恐怕再难找到比这段文字更典型的表述。通过断言“陈奂生性格”与“阿Q精神”的“藕断丝连”，评论者似乎发现了文革的“根源”。由于被指认为“民族的包袱”，“陈奂生性格”成为了改革开放必须克服的障碍。在一连串的推论中，文革与封建社会这两个“特定的时期”也被暗中勾连起来。

众所周知，鲁迅的写作体现为“疗救国民性”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