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召政

闲庐谈艺录（之三）

熊召政

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俗人克敬是满身心地热爱着石头了，特别是附着了人性的，浸透着文化汁液的石头。

这句话很别致，你读到它，就会怀疑有如此文化情怀的人，会是一个俗人吗？

克敬先生姓吴，是西安城中的老报人，主业是总编，副业是散文。操主业时候，他叫吴克敬，弄副业时，他就自谦为俗人克敬。这应该是陕西人的幽默。比如说，他高兴就喝上八两白酒，看到你惊讶，他便极诚恳地告诉你：“咱不喝酒，偶尔喝两盅，也是瞎喝。”

如今，这位雅其内而俗其表的克敬先生，又写出了一部新书，专门讲述各种石碑的故事。上面引述的那句话，是从这本书的自序中摘录出来的。

除了史官撰述的二十四史，中国历史在民间还很多种传承方式。有口头相传的，有戏文颂唱的。有诗纪的，有画说的，凡此种种，各申其义。克敬眼光独到，关注刻在石头上的历史，虽不是发明，却称得上发现。

走进书中，一一浏览，从青海塔尔寺门前那块被宗喀巴大师倚过的石头，到敦煌，到乐山，到泰山刻在石板上的《金刚经》，我们领悟到佛教的宏化与发展；从庐山石崖上刻存的《孟子》语录，到北京昆明湖畔陈寅恪先生拟文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湖北宜都的缅怀杨守敬先生的《旋风碑》、三门峡卢氏县五里川中学院内的鲁迅亲为撰写的纪念曹境元先生的《教泽碑》等等，我们可以看到文人的操守与国学的传承；从潮州韩江边上为纪念韩愈所立的《鳄鱼碑》，到矗立在剑门关前的《蚕桑碑》、江西铅山县永平镇的《白菜碑》，苏州狮子林中为纪念文天祥而立起的《梅花碑》，重庆张自忠坟前的《良心碑》，保定直隶总督方水观所撰的《棉花图》等等，可以激起我们对民族英雄的缅怀以及对清官好官的追思；从明万历年间河南内乡县衙内树立的《禁约碑》，到清道光年间济宁知府汪泽民的《嘉禾碑》，民国时期兴安县老百姓为知县吕德慎公立的《劣政碑》，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居官的不易，亦可以看到官场小丑的种种卑劣。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从《魔芋碑》、《苹果碑》、《公德碑》中看到老百姓对泽惠乡里的恩人的感激；从《藏铃羊碑》、《狼乳碑》、《老鼠碑》中看到国人的“天人合一”的和谐思想的复苏，亦可从书中第四辑记述的异国的碑刻中，想往另一种文明的风流蕴藉。

读罢《碑说》，通过俗人克敬寓理于情，欲热还冷的文字，不免触发我许多感慨。孔子言诗，有兴观群怨之论。树立在中国各处寺庙、山梁、园林、衙门、河源、要塞等处的石碑，又何尝不是可以兴，可以群，可以观，可以怨的呢？举凡一块石头凿成了碑，这块石头便有了不同的命运。站在纪念韩愈的《鳄鱼碑》前，你肯定会恭恭敬敬地鞠一躬，在嘲笑吕德慎的《劣政碑》前，你肯定会吐上一口唾沫。石也无辜，但因人的善恶好丑之分，它亦有了善恶好丑。同样一块石头，一剖两半，这一半雕成岳飞，另一半刻成秦桧，把它们陈列在中国的大地上，肯定是这一半霞光万道而另一半陷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

俗人克敬说过，他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奇石馆，但读完他的《碑说》之后，你会觉得，真正的奇石，便是那些历朝历代留下来的屹立于风雨雷霆中的碑刻。中国的历史古老，每一代都有太多太多的爱恨情仇，哪怕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刻成碑石，这部石刻的历史，也必定是中国大地上最为沉重的历史了。如果我们把每一块碑刻都视为一块占据了特殊历史地位的奇石，那么整个儿的中国，无异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最为壮观的奇石馆。

读者如果有兴趣参观这座奇石馆，可以找俗人克敬，他将是最好的导游。

2005.10.8写于武汉

历史的寻梦者——序谭仲池抒情长诗《东方的太阳》

一

当我读完仲池先生耗费一年时间精心创作的六千行长诗《东方的太阳》时，既为他执着的写作精神而钦佩，更为他作为一名共产党人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以及矢志不渝的深情而感动。

时下的世风中，潜规多于真理，矫情多于真挚。而仲池先生写作这部长诗，没有受到任何世俗瓜蔓的牵绊，他真正做倒了“我笔写我心”。诚如在卷首语中开宗明义指出：“谨以此6000行的长诗献给中国共产党九十华诞”，并自信而虔诚地吟唱：

请你在诗歌的天空深情凝重啊

东方圣母的明眸里

一定会出现一道比梦想

更灿烂的彩虹。

二

《东方的太阳》分为八个部分，六个章节外加一个序诗，一个尾声。

第一章写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的五千年故国的历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丧权辱国的耻辱；第二章写共产党横空出世的历史必然与现实意义；第三章写国共两党的爱恨情仇；第四章写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的艰难曲折。作者在不回避不掩饰毛泽东犯下错误的同时，也坦诚地表露自己对毛泽东的敬仰与爱戴；第五章写的是邓小平倡导改革的三十年的编年史；第六章揭示社会主义在中国获得成功的原因。

关于这首诗的创作动机，仲池已在《后记》中作了透彻的阐述。熟悉仲池的人都知道，他个人的奋斗史与共产党的生命史是密不可分的。惟其命运相连，仲池才有可能克服种种困难，为他所追随的太阳——中国共产党写出一首大气磅礴的史诗。

一位成熟的诗人，往往从感情出发，收获的却是思想的光芒。通读长诗，我感到仲池并不是在唱廉价的颂歌，而是让自己走进一代又一代东方赤子的心灵，同他们一起拷问、鞭挞、思索与奋进；一程程穿过风霜雨雪，一程程踏过故国山河。作为历史的寻梦者，仲池虽然像一只候鸟永远在迁徙之中，但他从未离开过理想的高地。他曾这样歌颂青年时代的毛泽东：

梦，就这样在知识的炫风沃土里生长

就这样系在额头飞舞的长发中

又走进了湘江边的湖南第一师范，在那里

还有更多的怀梦者，寻梦者

一同铸造着寻梦的意志和火把

仲池出生时，新中国的太阳已跃跃欲升。所以，他没有能够同他众多的湖南老乡一起，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秋收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等扭转乾坤的大战役。但是，他从前辈赤子们的手中接过寻梦的接力棒，亲自参与了新时期三十年的改革。曾长期担任行政领导工作，特别是当了多年长沙市市长的他，不但自己怀梦、寻梦，而且还影响着一批怀梦、寻梦者，一起加入到锻造东方太阳的行列中。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首长诗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创业史，同时也是仲池个人的心路历程。

三

按一般的规律，诗歌是年轻人的事业，随着涉世日深，理性日增，天命之年后已很难激动了。特别是过了六十岁，灿烂归于平淡，感情的波澜已不大可能在钝化的心灵中涌动。但是，仲池是一个例外，读他的这首长诗，总会感到有团火在他心中熊熊燃烧。他说：

雪夜我的心和梦想点亮黎明

雪夜我的血宁愿化作星辰雪夜我要去

寻访孔子孟子老子屈原杜甫李白

和李清照王昭君趁雪夜未眠

找回那五千年后最亮的明灯

我要去

看到这一段，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仲池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元稹说“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仲池可是饱经沧海，却依然如此执着，他甚至说：

中国没有入睡的书生仁人志士

自己点亮了庭院的灯火激愤地互相呐喊

读这样的诗句，让我想到了谭嗣同的“四万万人同一哭，天涯何处是神州”这样的激奋之词，谭嗣同与谭仲池都是浏阳谭族。仲池之晚年，犹有如此磅礴的胸襟，就近说，应该与族中的遗传基因有关，他身上存有乃祖谭嗣同这样的血性；说远一点，自明清以来，三湘大地盛产英雄志士，此等人每言及国家、民族无不血脉贲张。仲池成长、工作于顺世，不能像乡贤前辈那样横刀跃马，但这并不能改变他长歌当哭、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湘人个性。基于此，他才会萌动创作《东方的太阳》这首长诗的想法。既然不能把史诗写在山河大地上，至少也该写在纸上。

四

诚然，从政治角度考虑，写作这首诗有巨大的难度。仲池写作此诗的依据是近现代中国的进程史以及共产党的编年史。由此，一些在历史转折时期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人物便不可回避。在长诗中，仲池对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蒋介石、胡适、张学良等作了点评，对共产党人中的李大钊、陈独秀、周恩来、胡耀邦等也作了中肯的评价。对党的历代领导人的文治武功也作了深情且有见地的回顾。特别是对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以及改革开放的倡导者邓小平，仲池可谓投入了他全部的爱与忠诚。写到毛泽东与共产党的关系，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诗句：

他走在浩荡洪流的涛头

他最先看到了那片绚烂的风景

他高声说出心中的联想和感情的涌动

他用诗歌般美丽的描述，表达日出的壮美

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

看得见桅杆尖头的一只航船

它是立于高山之巅遥望东方

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

一轮朝阳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

快要成熟的婴儿

这是一个伟大思想家政治家和诗人的

最生动形象经典的预言不是谁都能

看到这一切不是谁都坚信会出现

这一切

这两节诗句中展现出来的，不是诗人丰富的想象力，而是在归纳一个伟人的巨大能力时所表现出的澎湃热情。关于毛泽东的逝世，仲池也毫不犹豫地下了如下判语：

他，毛泽东中国人民心中的太阳

他的走只是形影的离去他的

灵魂思想品格才华意志情感

仍在中国人民心中飞翔

鲜活地放射光辉和温暖

他是中国人民永远的信仰火炬

永远的理想旗帜永远的意志

丰碑永远的向往辉煌

他的至高至尊如阳光灿烂

永远蔼蔼抚四方如明月姣姣

永远赫赫出尘冥

不难看出，这是一种顶礼膜拜的表述。诗歌不是哲学，它不需要过分的冷峻与客观。所谓直抒胸臆，就是将内心中渴望表达的情感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当今之世，可能会有人不完全同意仲池先生对毛泽东的这份过于真挚的感情。但这恰好表现了仲池的笃定和可爱。他对自己热爱的领袖、信赖的组织丝毫不矫情、不造作，这应该是难得的美德。

对于另一位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的伟人邓小平，仲池也表示出他足够的敬仰与爱戴：

望着老人慈祥的目光

就像望见了一轮圣洁的月亮

眼前泛起一片春天的原野

我们握住了老人温暖的手

就象拥抱着一条浩荡的长江

整个世界涌动着无穷的力量

我们靠近了老人有力的臂膀

就像依偎着巍峨的长城

去憧憬21世纪的绚丽风光

如果说毛泽东是在世界上讲述“中国的故事”，那么，邓小平是在中国讲述“春天的故事”。中国在毛泽东手上实现了独立，在邓小平手上变得强大。仲池看到了这一点，他的长诗中始终围绕“独立”和“强大”这两大主题而进行酣畅淋漓的阐述以及不遗余力的歌颂。因为采用了编年史的形式，众多大的历史事件都必须顾及，因此长诗的后半部分略显芜杂。但瑕不掩瑜，作为一部史诗性的作品，它的强有力的逻辑与炽烈的情感照样可以薰染读者的身心。

2010年12月25日开笔

2010年12月26日写毕

世旭其人

我与世旭兄自1985年相识，20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友谊一直保持着，不但知己，而且知心。

我与世旭都是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的学员。此前，他因短篇小说《小镇上的将军》的发表而名噪天下。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中期，那段时间是中国文学的的盛宴，所有引起轰动的文学作品，其作者都是社会追捧的公众人物。我们作家班的二十位学员，大部分都是这一类作家。所以，入学之后，作家班成为校园内一道亮丽的风景，我们的很多同学都享受着众星捧月的快感。但世旭兄是一个例外，他言语不多，同学们在一起，他总是选择某一个角落静静地坐着。他永远都是旁观者，而很少成为快乐的参予者。换句话说，他很少“膨胀”，而总是在压缩自己。我几乎从一开始就发现了他的这个特点。并暗自欣赏。

作家班的生活，绚丽而浮躁。我的亲爱的同学们从四面八方走到一起，而更多的编辑与记者们也从全国各地纷至沓来，或约稿、或交友、或邀请参加笔会。这样一来，作家同学们每日处在不尽的酬酢之中，说是来进修学习，我们竟无法在校园内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桌。应该说，这种生活虽然令人疲惫，但也让人兴奋，它可以满足一个人的虚荣。不要说别人，连我自己对这样的生活都充满了热情。尽管后来感到厌倦，但最初却是沉迷。然而世旭兄却不是这样，他几乎从一开始就回避这种生活。他也不干涉别人，只是自己老老实实做一个“好学生”。在作家班中，他是听讲最认真的一个，无论是选修课还是必修课，他一堂也不拉下。中文系有一位老教授罗立乾先生，为我们班讲授《庄子》，世旭生性淡泊，因此对庄子的哲学心仪已久，每次轮到罗老师上课，他早早儿就来到教室等候。罗老师乡音较重，学生们听不懂时，难免交头接耳，世旭兄每以为苦。所以，每当罗老师讲完课，他就赶过去找罗老师要讲义，对自己抄下的笔记，凡是没听懂的地方，都一字一句地补上。罗老师大为感动，因此每逢上课有学生听讲不认真时，他便大声说道：“大作家陈世旭听我的课都非常认真，你们怎么能这样！”

世旭兄在作家班中，算不上活跃，但却绝对讲诚信。那时我们都年轻，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饭局。我们班上的酒中豪杰不少，最厉害的有五位，被称为五虎。世旭兄是五虎之一。他是那种深藏不露的酒场杀手，不摆谱、不乍呼，但可以面带微笑推杯把盏与你坚持到最后。在我的印象里，世旭是惟独没有醉过的一只“虎”，而且从不耍赖，每次都把酒送进肚里，是个绝对的诚信君子。

两年的同学生活，使我与世旭的交往多了起来。其实，作家班同学间的友谊都很好，但因我与世旭，还有湖南的水运宪三人分别住在湘、鄂、赣三者的省会城市，来往起来便利一些，故在离开武汉大学的这二十年里，我们一直保持着友谊。

离开武汉大学后，世旭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不但当上了江西省文联主席，同时还兼任作协主席。两主席兼于一身，全国只有张贤亮、张笑天与他三人。但他并不“一阔脸就变”，他仍保持着低调做人的风格，处处表现出的仍然是作家而非“正厅级领导”的心态。比如说他的住房，全国的省级文联主席，大概没有比他住得更为狭窄的了，但他安之若素。我还听说他一连当了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可是，他年年参加两会，却从未讲过一句话。这种“忍”功令我吃惊，于是问他为何会这样，他说：“参政议政，只能说自己熟悉的。凡是我不熟悉的，我绝不会开口，人代会又没有讨论文艺问题，所以轮不到我说话。”

世旭兄就是这样一种人，他永远清楚自己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论年纪，他比我还大了几岁，是兄长。可是，近几年来，在别人眼中，他却显得比我年轻。这大概得益于他的从容淡定的心态以及无欲则刚的品质。记得五年前，我的《张居正》第一卷出版后，寄了一本给他。他看过之后，立即给我打电话，说这是他看到的近年来最好的小说，希望我坚持这样写下去，一定会取得成功。此后，他总是给我以鼓励。当《张居正》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后，我立即想到他，而他也及时打来电话，表示祝贺。

我与世旭兄的友谊，除了文学之外，还有书法。他对书法的爱好，大约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开始的。十几年来，书法成了他陶冶性情的主要方式，尽管他做人方正、平实，但其书法追求的却是狂放与飘逸。第一次看到他书法作品时，我就奇怪，不是说字如其人吗？怎么这位老兄的笔意与他做人的性格有这么大的差异呢？转而一想，还是字如其人。因为他的书法对应的不是他外表的沉静，而是风雷激荡的内心。

近几年来，在各种不同的笔会上，我与世旭每年都有几次相见。执事者与文友向他求字，他一般都有求必应。有人认为他的字可以卖钱，可以收润笔费，他自己却说：“书法是我业余的爱好，并非谋生的手段。”作为名作家，在唯利是图的当今之世，能说出这句话来，实在是难得的境界。

2006年4月20日于上海

序段维的诗

我的老家英山县，地处鄂省之最东，乃大别山腹心之地，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在其境内。以地理而论，多峰谷而少平畴。诚如清代大戏剧家李渔《英山道上》诗中所言：“处处水从千涧落，家家人在数峰间。”千轴云烟，一境溪山，美则美矣，然绝非开风气之先的地方。

但是，比之藻饰时代先声夺人的通邑大都，吾乡于自甘淡泊的境界中，亦有可资夸耀之处，这便是旧体诗词写作的普及。无论勤于稼穑的村夫野老，还是案牍劳形的公门中人，大都以吟诗作赋为乐事，城乡人家，或贺婚、或祝寿、或起楼、或悼亡，前往祝福或吊唁之人，于馐礼之外，少不了奉上自撰的诗词或联语，而当事人家，也高高兴兴地集腋成裘，编成一册分送亲友以资纪念。

段维与我同为英山人，且都是从那一片穷乡僻壤中走入都市的文人。大别山腹地的翠雨樵风、林泉云石，毫无疑问，成为滋养我们且终生受用的天簌。

我与段维相识二十余年，惟知道他在大学里从事教授与编辑之职，为人方直其表，缱绻其心。直到近几年，才知道他勤于旧体诗词的写作。事实上，他的择韵探珠的行脚生涯，却是在四年前开始。

诗词之于唐宋，是表现生活的最好的文学样式，自元之杂剧，明之话本相继出现之后，诗词便退出舞台中心，而成为文人们抒发性情的秘器了。上世纪二十年代以降，新诗大行于天下，旧体诗词一度成为文学的化石。到本世纪初，这一种差不多被遗忘的文学样式又重新风行于域内写作的人群，也从“遗老”阶层逐渐蔓延至中青年中。段维的加入，固然有乡风的滋润，也是顺应了这种回归传统的潮流。

作为文学教授的段维，浸淫于古典多年。所以，一入写诗之列，便出手不凡。今人之旧体诗词的写作，弊病有三：一、应景之作多，空洞无物；二、以事理入诗，缺乏灵动；三、题材狭窄，少有开拓。从段维收入此集的三百余首诗词来看，他从一开头就注意到了这些问题。读他的诗，真有“八面出击，处处玲珑”之感。

首先，段维的诗词取材丰富，眼下时代发生的种种大事，在他的诗中皆有涉猎。如《邓玉娇刺死官员案》、《汶川地震周年祭及H1N1横行》、《通钢事件》、《钓鱼执法》、《地沟油现象》、《有感时下男儿“伪娘”之趋向》、《临江仙•武汉交通现状》等等，单读这些题目，便知段维有针砭时弊的追求。

以时事入诗，如杜甫之“三吏三别”，立此存照，让后世人可以从诗中触摸到当年时弊。但若要写好，诚非易事。段维此类诗，大致水平皆可入读。我这么说，并不是一个贬损的评价。能够入读，就是很难很难的事了。同为杜甫，他的“三吏三别”比之《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其艺术上的成就，就要差老大一截了。

比之时事诗，我更喜欢段维的乡土诗与借景生情的咏怀诗，他的《故乡纪事》、《浮世感怀》等组诗，以及《西江月•农家乐》、《江城子•农家橘园》等词章，都写得极有韵致。在这些诗词中，或以俗语入诗：

“随缘应势好抓阄”

《浮世咸怀之二》

“和为贵说是真经”

《浮世感怀之四》

“僧多粥少排先后，燕瘦环肥无弱强。”

《浮世感怀之八》

口语化又不失诗意，于调侃中造出诗境，手段已是老到。再如《故乡纪事》组诗，于朴实中见华丽，平淡中见奇崛，可称妙品。如：

“冻伤脸颊葡萄紫，类饼干烧旭日红。”

《放牛娃》

“湖中鹅白层云厚，藤上爪红落日圆。”

《秋收图》

这样的句子，即便放在唐诗中，也毫不逊色。另如借景抒情的诗，亦见独特领悟：

“莫道飞虹多角斗，人心未必逊椽梁。”

《婺源虹桥》

“多情欲问非耶是，举目青山正坐禅。”

《龙脊梯田的摄影》

这种诗句，用玩玉者的说说，叫“开眼货”，值得珍藏的。

段维的诗，从我个人来看，律诗好过绝句。这两样写法不一样，律诗如同小说，讲求结构；绝句如同散文，讲求性灵，前者雄浑，后者流畅。段维集中有这样一首七绝：

相约桃花心化蝶，桃花梦滞足和头。

疑春暗接桃花怨，欲遣桃花改作秋。

《连续两年欲拍摄孝感杨店桃花未竟》

一线贯珠，奇思异想，这便是绝句的正品。希望段维今后多写出这样的诗来。

读段维的诗，可读乡情、亲情、友情、世情、心情，其真实感处处可见。这集中还有一种值得品读之处，便是点缀于诗篇之间的数十则“诗话”，其中既有诗词常识，也有作者学诗的心得及见解。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习诗的刻苦精神以及步入堂奥的秘诀。

吾乡诗人既多，但像段维这样的学院派，却是少之又少了。期望他在觅诗的途中“既散魂而荡魂，迷不知终其所止。”

2010年7月10日雨中

责任编辑：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