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帆

乡村的声音

张怀帆

乡村的声音

我的父母是陕北大山里的农民，我家的祖坟里埋的都是清一色这样的穷人。陕北把农民叫“受苦人”，绝不是像皇帝管自己叫寡人或朕的自谦，而是名副其实的定义：起早贪黑，面朝黄土背朝天，当午锄禾，汗滴下土，年复一年。而那些年，不知为什么，“受苦”的产品是贫穷，一无例外的贫穷。

贫穷首先是对不住胃。不知人为什么非要有这么一个贪得无厌讨饭的袋子，如果不是它，我童年时就可以去听听风声。但我不幸也有这么个袋子，尽管小，它却一点也不打算闲置。我的父母除了把脊背亮给白花花的太阳祈求换得装胃的糙饭外，再一点办法也没有。但家里有五个讨饭的无底洞，无论父母怎样拼死拼活都供不应求。在我五六岁的时候，我的日常食品是一日两餐的小米饭、高粱面，且限量供应。而我那可恶的胃总是对高粱面提出抗议，因为它在胃里就会变成棍子一样坚硬的东西，我为从身体里排出这个家伙常常痛不欲生。但如果不吃，怎么能保住小命呢？那时，有的晚上，我们一家人会围在土炕的煤油灯前，神情困倦且严肃地用手揉搓晒干了的榆树皮，搓下的粉末掺在高粱面里可以增加粘度，否则面煮在锅里就煲成了粥。经过这样的晚上，第二天吃饭时我就不再敲碗，很安静，仿佛知道了宿命。在饥饿难耐时，我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我家饭柜的筛子里，一般会保留几个干瘪的窝窝头，纯绿色食品，百分之百糠制品；另一种是同样在饭柜里，会放有一盆“炒面”——燕麦面炒熟，佐水搅拌可和成软固体，低糖低脂高蛋白。这两样救命稻草不是正餐，轻易不许动用，但我是家里老小，弱势群体，属于全家保护对象，有时还会享受到特赦。可恶的是这两样东西非得要噎着眼泪才能下咽，因此非万不得已我也不生邪念。如此，那时便盼春暖花开，可以揪榆钱吃，可以摘山杏，总是另一番滋味；更盼入秋，核桃、梨、苹果结得也像芝麻似的，总让我可怜的胃知道我并不是想把它置于死地。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我们家竟然有好吃的东西！有一次，乡上来干部，派饭到我家。等饭端到炕上，我一看，是白面条！我爸让我待在炕角一边，但我忍不住回过头眼巴巴去看。那个干部腿盘着闷头享用，每发出吸面的“刺溜”声，我的口水就不断地涌出。谢天谢地，总算给我留了稀疏的一碗。我妈把我拉在灶台的角落，特意又加了一勺汤。我像小偷又像饿狼一样三下五除二就灌进肚里，仿佛听到我的肠子都发出愉悦满足、感恩戴德的声音。但我同时看到，我的哥哥脸黑着，愤愤地看着我，似乎又有些悲哀。我找他说话，他一声不吭就走开了。

有一次他却对我极友好。那是有一天父母下地干活的时候，我们家的一只老母鸡下了个蛋，呼天唤地打报告，酷像现在作家下了个蛋后的炒作，生怕全世界人不知道。我哥哥赶走母鸡，让我踩在他的肩膀上，把那个热热的蛋从房檐下的窝里取下来，做贼似的躲在灶台后，把鸡蛋打进一只铁勺里，生起一把柴火，烧熟就吃。鸡蛋滋滋地冒着热气，放在嘴里烫得厉害，可等我再要吃第二口时，发现勺子已经空了。但那满屋子的香味，现在还能闻到。我妈妈晚上回来，还问起了：算时间那只鸡今天应该下蛋了呀，该死的！我和哥哥都低着头，没敢多看一眼。过了几天，在县里上学的大哥回来了，临走时妈妈煮了五个鸡蛋，给我两人只一个，她从头上拉起一根头发丝，把去皮的鸡蛋从中间一锯两半，不多不少。用不着递到手上，直接塞到我们嘴里，刚好一口。那时的鸡蛋为什么那么好吃？现在的鸡蛋却总有一股鸡饲料味！

秋天的时候，我们一家要到约十里外的山里背柴，以备一个冬天炊火之用。一般是父亲带着队，一人肩上披一根麻绳。那时，山里树木还稠，落在地上的枯枝就是我们捡拾的对象，有时也得用斧头砍下枯死的树桩，并劈开成片块状。最后把这些柴木整理成一摞一摞，吭哧吭哧背回去垛在门前。对于这样压迫身体的活，我既犯愁且吃不消，但山里的新鲜事物却吸引着我，我因此认识了许多种植物和山花，看见过皮毛华丽的狐狸和各样鸟兽，并且确乎听到过不同凡响的风声。

有时活干得苦了、累了甚至心都焦了，也埋怨父亲。那会儿他就对我们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并给我们唱一首歌，有点像京剧腔调，歌词是：

提篮小妹，拾煤渣

担水劈柴，全靠她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啊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

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啊——

声音绝不悲伤，一副革命者的豪情。但唱过后，大家都是长久的沉默。

冬天的早上，我和哥哥从被窝爬起，提上柳条编织的筐子去田里、井路上拾牛粪。那时好像允许一家人有一块自留地了，捡牛粪大概为了积肥。我们村门前有一片梯田，前一天，牲畜们在田里自由活动，天黑回家前在井上饮水，理论上存在着把粪排在田里、井路上的可能，那么第二天一大早刚好是收获的好时节。我还没睡醒呢，就提起裤子跟着哥哥跑出去了。这是时间的竞赛，如果落后一步，自然会被别人采走。我本来没储存多少热量，这么一折腾，越发觉得寒冷巨大。但牛粪是另一种热量，激励着我，我们在田里飞快地搜寻，如果遇到了冻成花卷一样的牛粪，会高兴地大呼小叫，赶快用手捧进篮子，像掘到了金子。但更多的时候是垂头丧气，人尚不得饱，牛哪有多余的产品呀！尽管如此，这是每早的必修课，墙角的一堆牛粪，也许就是来年的真实的白面花卷呀！而我们，真的做梦都想吃真正的白面花卷儿！

后来我上了学，来到乡镇上。学校食堂顿顿是粒粒坚硬、永不褪色的小米饭，菜是永葆革命本色、清汤白水的土豆块。小米饭像沙子，干涩难咽；土豆一律不去皮，剁成碎块，放进大锅里，倒进半锅水，拿铁锨一样的大铲搅拌，煮半小时后，水面浮一层黑乎乎的沫子，用铁勺舀出，临出锅浇一勺黄盖油，菜就成了。等盛到每一个人碗里，连一星油花都找不着。现在看来，吃得不比猪食好，那时却是我们穷孩子的命根子。价格倒便宜，菜二分半钱一份；饭用饭票，交粮后兑换。有时在路上看见一片土豆地，开着淡蓝色的花，心里生起怜爱，但胃却直往上翻。就这样的饭，吃了五年，活不旺，死不了。好在那会儿年轻、乐观，且求知如饥似渴，算是用另一种粮食贴补了身子。冬天的宿舍里，不生火炉，一个窑洞，搭两层木板床，睡二十个左右的学生。冬夜太冷，两个关系要好的就挤一个被窝，相互取暖。衣服一般不洗，搭在哪里都会结冰，况且换洗的衣服也少。那时照镜子，觉得头发像枯草一样，脸色也惨白，但并不自怜，穷人的孩子大都是这样。几个周过后，实在头晕体困，走路也无精打采，便想家。家在三十五里山外，要步行四到五个小时，但想到妈妈肯定会做最好的饭菜，胃先受了鼓励。星期六便请半天假，一步一步往回走，每次走到望见村子的时候，都会觉得泪眼朦胧，仿佛一步都再挪不动。有一次，就走在离家一里远的坡下，腿一步都拉不开，身子软得直向倒栽，最后只好爬着走。回到土窑洞里，连声音都几乎发不出。但回到家，就成了家里的节日：晚上吃一顿白面条，第二天早上吃一顿炒鸡蛋。中午，再背上一玻璃瓶腌酸菜，又一步步往学校走……

胃就这样半死不活地运转着，习惯了也能一日一日地熬。但比这严重的问题终于来了：有一个镇上的孩子，头梳得很光，他当着其他同学的面，摸我的头，说头发里有虱子，还把我的作业本撕烂。我气得要死，但哪里有打架的闲力气？也知道打不过，只好忍气吞声地受了屈辱。后来才知道，他是喜欢我的邻桌——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而这个女孩在他看来对我好。其实我几乎和她不说话，有时最多用余光看几眼。我那时裤腿上打补丁，鞋子也是我妈手工做的，头上确实有虱子；而那个女孩她爸是干部，估计最低也是在我们家吃白面条的那种领导。她因此有新衣服穿，花格的，领子还有花纹。有一次我回头时，发现她正在看我，脸很快埋下去。这是我们仅有的一次目光交流，从那以后，我不停地看我的布鞋和裤子上的补丁，再也没敢看她一眼。就在那个暑假，我一边放牛，一边在山里挖草药——青椒、柴胡、甘草，终于换来了一双“黄军鞋”。大冬天，我还穿着，走路也似乎比以前轻巧。事实上，我还穿着一双爸爸手织的羊毛袜子，而脚跟开着洞；我裤子上的补丁还在，且又多了一层。这终究使我再没敢回过头看她一眼，直到小学毕业。

我终于熬尽了吃小米饭、土豆块的日子，考到了重庆一所学校。临走前，村上的乡亲们纷纷来送行，他们端着山核桃、梨、小红果，向我的背包里装，有的还向我的口袋里塞东西。等走出村庄，我掏出口袋，一看，是煮鸡蛋和皱巴巴的钱币，泪水模糊了我的眼。而就在我上学期间，爸爸为我的学费，悄悄卖掉了我家一头牛，我当时一无所知。这头牛曾与父母一同耕田种地，和另一头最后掉下悬崖的黄犍牛，帮我家摆脱了穷日子。

我是穷人家的孩子，比起许多人经历的灾难和苦痛，我说这些多少有点无病呻吟。但是童年、少年的贫穷深深地印在我的心里、血液里。我不想赞美贫穷，贫穷的确是危机身体和心灵的灾难和痛苦，如果能够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富裕。但贫穷也的确让我静下心来，脚踏实地地用双手创造生活，并心怀感恩，为我曾经历的清贫生活，为我那善良的父老乡亲们。我知道，就是现在，仍然有许多穷人，我也许看不到他们的苦痛，不能帮他们做多少事情，但我的心永远和他们在一起。

我当然不想再回到贫穷的日子中，但我的确要感谢贫穷对我心灵的磨练。我祝愿所有的人都远离贫穷，但想对仍生活在贫穷中的人说，当不幸而贫穷，也许我们还可以坚守内心的尊严，并用身体和心灵一起抵挡寒冷的日子。贫穷是痛苦，也是丰厚的营养；贫穷是灾难，也是一所伟大的学校。因为贫穷，生活也许会更富有；因为贫穷，人生会更完整。在贫穷中涅磐，生命会更美丽；走过贫穷，是一片开阔晴朗的蓝天。

接受生命里宿命的这盏灯，它能照出人生的凉薄，也照亮一条温暖的路。

苦水新枝

我爸爸是个孤单的人。在他几个月大的时候，我奶奶病逝，随后由他外婆收养，在四处求奶水、早早吃粗粮中活下来。后来还幸运地读了几年书，但身单体薄，受人欺负，稍大后即被爷爷叫回身边，一起下地干活。二十岁的时候，我爷爷又在一次生产队劳动中出事身亡，爸爸于是成了家徒四壁的主人。我妈妈小时多病，家里讲迷信，便将她送往几十里外，由一家亲戚抱养。这家人一贫如洗，衣食不保，但妈妈却从病中摆脱，活了下来。后来，当我们一家人坐在煤油灯前忆苦思甜时，爸爸常说我们是跌进苦水里了，但苦水浸泡的枯树会发出新芽、抽出新枝。这的确是他始终坚持的梦想和信念，直到我们一个个长大成家，过上了平凡人的幸福生活。

打我记事起，我就看见父母起早贪黑地劳动，仿佛总是有干不完的活，而家里总是穷得只勉强维生。但有一点与其他人家不同，我们姐弟五人，有四人都上了学、读了书。为此，父母更需加倍地劳动，节衣缩食地抠出每一分钱。我的两个姐姐早早地出嫁，都到了几十里外的地方，听说也都能吃得饱。我的大哥书读得好，一直在他的学校领先，但每天规定自己只吃四两小米饭，瘦得像个伶仃的圆规。二哥读书也到了乡里，但有一次我看见他的通知书上写到：上课爱说话。便知道他不是老师的好学生。但父母已无暇顾及，只费劲周折苦熬苦挣学费和口粮。家里只有我一个孩子在身边，我那时小，不谙世事，常常为家里粗糙的饭叫苦不迭，父母好像越来越沉默。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父母就都起床了。爸爸去了地里，据说有时去得早了，蹲下来等天麻麻亮。妈妈起来碾米或磨面，我一个人在黑洞洞的家里害怕，便陪着妈妈来到坡下的碾子旁。她给我生起一堆火，我便靠在土墙上一边打着盹一边烤火。驴在碾道里慢悠悠地转着圈，母亲拢着头巾不停地用簸箕簸糠、向碾子上填米，火光在她的脸上隐隐约约地闪耀。我其实可以帮母亲干点小活的，但那时对这样的生活充满了绝望，一动都不想动。母亲似乎觉得只要我在身边她就踏实了，她干活时那样安静，既没有愁苦，也没有倦容，也许他和父亲有着一样的信念。天亮时，半袋米就碾好了，这是全家半个月的口粮。母亲又要赶着回去做饭，饭简单，不用问，肯定是黄米饭、土豆菜，再没有别的。而我的困倦还没有消，倒在炕上又呼呼睡了。

院子里响起吧嗒、吧嗒的脚步，像老牛走路的声音，不用说，是父亲扛着锄头回来了，而母亲的黄米饭这时也刚好是出锅的时候。吃完饭，他们就又带着干粮下地干活去了，而我也该去上学。我中午的饭妈妈已盛在搪瓷缸、放进锅里，回来只需一把柴火。

有一次去学校的路上，我看见一棵苦菜开花了，这个发现让我苦涩的心闪过忧伤又得到安慰，我在它的跟前停留了好一阵子。苦菜开花，这是不是说苦涩的日子就要开花？

夏天快要完的时候，传来一个特大的好消息：我大哥考上了大学，而且是我们县的状元！这像个天塌下来的事情，不可思议到难以置信。当我也看到那个牛皮纸信封，才确信喜从天降。父母兴奋得泪流不住，夜不能寐，第二天就跑到祖坟上烧纸。我和父亲一起送大哥到县城，满街的人都撵着看他，1980年以前，我们那个小县城还没出过几个大学生。这让我荣耀不已，并且暗暗用足了力。

生活很快回到了以往的节奏，甚至更难些。二哥不上心学习，被叫了回来，我却又要到乡上了。不过我的小米饭生活从此有了目标和动力。

暑假的时候，我放牛。山里的杏子熟了，父母和二哥起早贪黑地跑到山里捡杏子，然后把杏核从水里淘出、晾干。一晚接一晚在灯下用石头把杏核打碎，把杏仁捡出来。这件事大概对腰损伤得厉害，我总听到父母在土炕上梦中痛苦的呻吟。那时，我们家种着一百亩山地，光翻一遍地都得大半月。好在我家养着一头健壮的犍牛，父亲对它百般照顾，割草拌料，梳毛挠痒，把它住的地方清理得干干净净，像宝贝一样看护。牛也知道回报，干活时一声不吭，非常卖力。我常常看见父亲抱着它的头抚摸，像对待一个孩子；牛也好像能听懂他的话，父亲叫一声，它就回过头来。

终于迎来了丰收年！那一年，我们家黄盖、豆子、荞麦卖了超过一万斤粮，父亲为此特意买回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到秦腔就把声音放得高高的，那种扬眉吐气的感觉真让人幸福。母亲也多了笑容，皱纹似乎也浅了一些。那年过年，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新衣服。

但二哥的肩膀还嫩，已吃不了天天下地的苦。爸爸于是把他交给姐夫，做点小生意，干一些轻体力活。第二年天气回暖的时候，我家的地里，就只剩下父母两人。他们还是没命地种地，头顶还是火辣辣的太阳。不过生活已改善许多，能吃到一点肉，隔一段时日父亲还有酒喝。

大哥、二哥相继结了婚。我也该高考了，虽然和大哥当年无法相比，也终于考取了一所中专学校。临行前，妈妈翻尽家里好吃的东西，给我尽可能变着花样做，见过世面的大哥还给我买了一套不落伍的衣服。他们说我看上去不像农村的孩子，而其实，我觉得自己满身里都流淌着农民父母的血。正像孟郊写的，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针为我絮棉袄，父亲一遍遍数为我上学备好的钞票，生怕不够。走的时候，我家的牛一直望着我，公鸡在院子中央打鸣，而窑洞也在我的背后一步步看着我走出家门前的小路。

上学那两年，我真的没少花钱。做了老师的大哥每月准时给我寄五十元钱，而他的月工资也只有二百多元。我的父母还在拼命地种着地，听我们村里人讲，他们连一个囫囵觉都没睡过。知道这些，我还能说什么，只有黯然垂泪。

我终于工作了，二哥在外做小生意也可以养活自己，并把他的家搬到了小县城。父母还在乡下，在那孔煤油灯的窑洞里。每次他们来信，都说自己很幸福。过年回家，妈妈把藏在箱子底捂了一冬的苹果拿出来，笑盈盈地看我吃；爸爸带着我去上坟，充满感恩地告慰先人。三十晚上，总会把马灯擦得亮亮地，挂在大门口的电线杆上，他说我们家会一年比一年亮堂。而我又怎么会不知道，过年以后，他们又要把身子弓向土地。

当我结婚、生子，生活安定且收入有余时，我们兄弟三个商量，该把父母接出来了，他们为子女已耗尽大半生，该安度晚年了。谁知父母都坚决反对，他们说自己过惯了农村的日子，再说了，村子快要通电了，生活一天比一天好。在我们的坚持下，他们终于妥协，这样，在2000年春天，他们终于放下农具、离开大半辈子耕作的土地、走出那个村子，来到小县城，住进一孔租好的窑洞里。节假日，我回去探望的时候，他们都要求返回村庄，爸爸说他闲得慌，妈妈说她经常梦见和村里的婶婶们拉话，远远地看见庄稼就爱得不得了，而我坚决不同意他们的要求。听房主给我说，父母经常给他们叹息，说他们老了，成了孩子的拖累；他们很少买肉吃、更舍不得买菜，吃得最多的还是从村里捎来的土豆。

又过了几年，二哥家搬到了延安，我们把他俩也接了下来。父母更成了外乡人，连说话的人都没有，看电视又嫌费电，每天都搬个小凳坐在门口。为排解他们的孤独，二哥把他家的一个孩子留在父母身边，但与他们也说不了几句话，最大的快乐就是盼我们带着孩子在星期天回去。我已经怀疑我们的决定和做法了，也许他们真的待在我们那个小村更自在、更舒心些。

更糟糕的是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妈妈在过马路时，被一辆摩托车撞到，脑部受伤、当场昏迷。她走得了乡下的土路，还没学会走城里的柏油路。当晚，医院就为她做了颅部放管手术，一袋子血从她的头部流出。如果在农村，她怎么会遭此劫难呢！在医院里，我们轮番守护在她身边，一连十天，她都昏迷不醒，连大夫也以为凶多吉少了。如果她真的走了，我们将多么痛悔，我们还没有让她过上几天幸福生活呢！然而，奇迹发生了，十天后，她有了苏醒的征兆，我在她身边，听见她说：洋芋、挖洋芋。原来，她的心还在我们那个小山村！她醒了，她不想走，是因为我们。当她睁开眼睛，辨认出我们时，我们含着热泪齐声叫出了妈妈。住了一个月，她坚决要回家。我们不再商量、犹豫，立即在城里买了一间房子，在她出院不久，就搬了进去。父母再不要住别人的房子，这个家能把他们从那个小村唤回、能把他们留得更久些吗？

在一个细雨蒙蒙的五月下午，我带着父母去火车站。母亲想看火车，她还没有见过真正的火车。当火车从玻璃窗外轰鸣着驶过来时，她紧紧抓着我的手，眼里一片茫然。她还想去看一眼飞机，但我一直没找出机会。我很想把父母带到北京看一看，他们对毛主席有感情，并且知道天安门。说起时，都坚决反对，推口说晕车。但我知道，他们肯定是想去的，而我似乎一忙再忙。不知道，我何时能完成这个心愿？

现在，不管我们去不去，每个双休日，妈妈都会搬个小凳坐在大门口，像一个痴呆的人，有时我们从她身边经过，她都不会发现。我现在在城市边的一个小镇工作，平凡却也踏实。每当想起父母还健在并且在双休日的门口等我，就感到幸福。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久？

不知爸爸还记不记得他的话？苦水里泡的枯树会发出新枝。现在我们都不泡苦水了，而新枝多么希望“枯树”不要早早地倒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