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 康

红颜为何自古薄命
——写《红颜宿命》的缘起和感受

蔡 康

流传至今的中国古籍，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除《红楼梦》外，对女性大都采用贬低歧视的态度。这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作者的妇女观是落后的，至少没能像他们在其他领域取得的成就那样站在了时代的前列。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这样漫长，原因众多，但对女性一以贯之的偏见和歧视，无疑是阻碍社会朝正常健康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对待女性这个问题上，作为知识精英与社会良知的文学家、史学家尚且如此，更不用说掌握话语权的帝王将相和所谓的道德卫士了。这是中国古代女性的悲哀，也是中国文明史的耻辱。

有一个翻译《水浒传》的西方学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他敬佩武松的勇猛，却不喜欢武松这个人。他说他无论如何弄不明白在“血溅鸳鸯楼”中，武松为什么要杀那两个无辜的丫环，凭什么杀她们？难道多喝了几杯酒就可以视普通女性为草芥？如果说杀潘金莲是为了替武大报仇，杀养马的“后槽”是为了铲除可能会对自己造成不利的隐患，那么杀两个手无寸铁既与武松无仇也不可能对武松构成威胁的年轻女性，只能说明武松不配当一个英雄。

我不知道长眠地下的施耐庵或罗贯中在听了这一番议论后将作何感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两个丫环在作者眼里绝对是无足轻重的，她们的生命价值大概不会比一匹名将的战马或一棵特殊的柳树来得更重要些。作者大概也绝对想不到有人会对武松顺手杀了两个丫环因而配不配当英雄提出疑问。

东西方的妇女观存在差异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而东方的妇女观随着时代的发展也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不能苛求先人，也不能要求施耐庵、罗贯中们登上曹雪芹的高度。时代的局限用在这里确实不是一个遁词和一块遮羞布，而是一个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存在。

面对林林总总的古籍，你会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一个男人的天地，但在这个男人天地的不起眼的角落里，还是留下了一些女性的身影和声音。虽然她们大都站在被男人遮住了阳光的阴影中，脸色苍白、声音嘶哑，形象扭曲，即使美丽无比也只能是倾国倾城的红颜祸水。鲁迅对此曾反讽说：“中国的男人，本来大半都可以做圣贤，可惜全被女人毁掉了。商是妲己闹亡的；周是褒姒弄坏的；秦——虽然史无明文，我们也假定他是因为女人，大约未必十分错；而董卓可是的确给貂蝉害死了。”（《阿Q正传》）然而，也正因为她们悲剧性的存在和社会性的宿命，才使古籍中的这个男人天地诞生了那么多令人津津乐道而又啼笑皆非的故事，生产了那么多符合当时标准却让后人难以苟同的英雄好汉。

《红颜宿命》是一本读书随笔，是读古籍时对其中一些红颜女子多舛命运的感慨和评述。最初一组“水浒中的女性”是为报纸读书版写的专栏文章，刊发后好像反响还不错。因为用的是笔名，一个当时还素不相识后来成为朋友的出版社编辑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作者是谁。我问他有什么事。知道我就是作者后，他对我说，用现代视角和当代语言论述古籍的书在读者中有一定的市场。于是我们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当他知道我对《红楼梦》也很有兴趣并积累了不少资料后，建议我索性写一本《古典四大名著中的女性》。

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题，但细细一想又觉得不妥。首先，《红楼梦》中的女性虽然个个都能展开来说一通，但《红楼梦》中的女性哪一个没被深入地论述探讨过呢？并没有登堂入室的我即使花了大力气估计也难写出新意与创见。心存敬畏，只能三缄其口。其次，《西游记》是神话小说，书中的女性留下较深印象的只是一些妖精。虽然这些妖精也有七情六欲，但论说起来总缺乏生命的质感和人间的情趣。再次，《三国演义》中展开来写的女性不多，能评说一番的更少。剩下的只有《水浒》了，但光谈《水浒》中的女性毕竟单调。于是索性推而广之，不管是文学名著还是史书传记，也不管是虚构角色还是历史人物，只要涉及到的古籍中，有自己觉得有话要说有话可说，或与已有的定论看法不完全相同的红颜薄命女子，便成为论说的对象。

范围大致确定了，但一拖就是五六年，连当初出版社的那位编辑都不当编辑了。工作忙是一个原因，找资料也是一个很费功夫的过程，而且业余时间写东西总是断断续续，就是情绪的衔接都会成行文的障碍。有时资料找齐了，但翻来覆去看了就是找不到落笔的视角和可说的观点，只好放弃。有时要写的人物确定了，但某一点读不通说不清，便搁笔再去找更多的资料。比如宋徽宗去找李师师，《水浒》中说是从地道中去的。读到这里我总觉得有疑问，这怎么可能？为了掩人耳目而挖一条从皇宫通往李师师处的地道，这代价是不是太大了一点？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挖这样一条地道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肯定需要许多人参与和劳作，本来为了私服潜行，却大兴土木，弄出那么大的响动不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了么？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查了许多资料，最后终于明白这地道是潜道的意思，也就是说宋徽宗是通过一条特地用高墙分隔出来，因而别人不能涉足的隐蔽小道去找李师师的。

再比如，史书上说杨贵妃死后一年多，唐明皇派人去改葬，但“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香囊，三秦出版社2003年版的《唐杨贵妃》一书说是“唐代妇女的佩饰，以布帛缝为小袋，内装香料”。连肌肤都腐蚀了，布帛小袋还能完好？可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都这么说，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刘昫、欧阳修、司马光这样的大家也不至于人云亦云在史书中随便落笔。直到在陕西法门寺看到了实物，我才知道唐代宫廷中的香囊原来是银制的，怪不得会“肌肤已坏，而香囊仍在”了。

论述古籍中的人物，有时还需做一些考证，这样有助于弄清其命运悲剧的根源。比如李清照，一般都说与赵明诚是志趣相投琴瑟和谐，其实在长长的人生岁月中两人也有不和谐的音律。赵在外为官曾另觅新欢，弄得在家空守的李清照是“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只能“多少事，欲说还休”了。至于李清照晚年是不是改嫁，历来有各种说法，这就需要剔除各种似是而非的记述，了解其中的原委从而接近事情的真相，知道她在赵死后为生活所迫确实是改嫁了的。而李清照状告张汝舟按宋律妻告夫本该坐牢两年，为什么只呆了九天就能出来？李清照对此公开感谢的是翰林綦崈礼，其实与李清照有亲戚关系的秦桧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力，只不过洁身自好的李清照不想说罢了。

陆游与唐琬的故事流传很广，通行的说法两人是表兄妹。那次去绍兴沈园，导游也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们，说陆游母亲与唐琬父亲是亲兄妹。一些宋人笔记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但陆唐真是表兄妹吗？据《宝庆会稽续志》记载，唐琬的父亲唐闳是山阴 （今绍兴）人，是北宋宣和年间鸿胪少卿唐翊之子，兄弟皆以门字框命名，如唐闶、唐阅。而陆游的母亲虽也姓唐，但据陆游《渭南文集》所述，是江陵 （今湖北江陵）人。自己的母亲是什么地方人，陆游应该不会弄错。陆游母亲的祖父是北床名臣唐介，唐介的孙辈皆以心字底命名，如唐懋、唐愿、唐恕、唐意，也就是说陆游根本没有一个叫唐闳的舅父，因此与唐琬不可能是表兄妹。那么陆游与唐琬这对恩爱夫妻为什么会分手呢？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说是“伉俪相得而弗获于其姑 （婆婆）。”也就是说是陆游母亲不喜欢唐琬的缘故。然而仅凭这些怎么能轻易地休人女儿呢，唐家毕竟也是名门望族。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唐琬的不孕。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在中国古代，无子是休妻最正当也最容易认定的理由。陆游即使万分不愿意，但也“不敢逆尊者意”，只能“与妇诀”了。幸亏陆唐沈园相遇留下了两阕千古绝唱《钗头凤》，否则后人也不会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位痴心悲情因而多病短命的女子，唐琬也将跟无数与她的遭遇和命运相同或相似的女子一样，被历史无情地湮灭。

读古籍，越是深入越觉得古今相通。有段日子我感到笔下的人物几乎就在我面前，闭上眼睛就能看到她的音容笑貌和凄凉背影。虽然通过古籍描述传达给我的这些印象，也许跟作者心目中的形象和历史上的真实人物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我还是相信根据自己理解而产生的立体感觉。

读古籍，越是深入越觉得气象万千。像写杨贵妃的这篇文章，来了兴致竟越写越长，再展开来细写几乎可以单独成一本书了，但为了与全书的体例大致相符，只得打住。留下的内容，等以后有可能再另写一本书吧。

责编 晓 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