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平

(湖南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011)

雕版兴起之后，私人藏书开始兴盛。而清代是私家藏书最鼎盛的时期，不仅北京和江、浙等地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连湖南、广西、贵州、云南等偏远地区的藏书事业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本文拟对清中期至民国间湖南地区的私人藏书做一个全面的综述。

1 湖南私人藏家辈出的鼎盛面貌

清代，湖南文化繁荣，藏书事业发展兴盛，藏书家辈出，如安化的陶澍，善化的唐仲冕、唐鉴、周达甫，长沙的徐树铭、徐树钧、叶德辉、徐崇立、唐成之、许推、叶启勋、叶启发，常德的瞿榕、赵慎轸，道州的何凌汉、何绍基、何维朴，湘潭的袁芳瑛、袁树勋、袁思亮，宁乡的黄本骥、刘康，衡阳的常大淳，巴陵的方功惠、钟谦钧，湘乡的曾国藩、蒋德钧、王礼培、李希圣、陈毅，沅陵的冯锡仁，永明的周銮诒、周铣诒，浏阳的刘人熙，平江的李元度，益阳的胡林翼、萧大猷，攸县的龙伯坚，祁阳的陈澄中、李祖荫，等等，藏书家几乎遍布湖南各地，前辈争鸣，后生继起。江安傅增湘在长沙叶氏《紬书录》序中曾描述到：“然余览刘将孙为张梦卿总管，作《长沙万卷楼记》，盛称‘湖江之上，岳麓之外，翚飞照郭，牙签插架，胪列山集，清风佳客，考古订今，则自宋元以来，衡湘之交炳炳麟麟，已蔚成图书之府矣。’洎有清中叶如安化陶文毅、宁乡刘春禧、道州何子贞、湘潭袁漱六、巴陵方柳桥诸公，皆家富万签，名流四域。”［1］1何绍基、袁芳瑛、方功惠、叶德辉更是被誉为近现代史上的“潇湘四大藏书家”。正如何绍基《东洲草堂诗文集》之《阅宁乡刘春禧康〈红豆山房藏书目〉，喜而有赠》所说：“善本莹莹金璧光，古人堂堂天地寿。”湖南藏书各家搜罗宏富，充栋连厨，丹黄耀眼。不止图书方面，金石碑帖、字画文房、磁玉竹木、印泥图章等种种有收藏价值的，各家均致力藏弆。如徐崇立对金石学颇具心得，所收藏的扇面装册有百余页，苦心裒辑的古籍碑帖10万余卷，成为长沙清末至民国年间有名的碑帖收藏家。

2 湖南私家藏书兴起的原因

私家藏书的兴衰向来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之变迁息息相关。学者吴晗曾论述道：“学者苟能探源溯流，钩微掘隐，勒藏家故实为一书，则千百年来文化之消长，学术之升沉，社会生活之变迁，地方经济之盈亏，固不难一一如示诸掌也。”［2］118湖南私家藏书的兴盛与清代湖南社会的发展分不开。清前期，湖南的经济发展迅速，为藏书家购买藏书提供了资金保障。其时湖南教育兴起，学校制度更为完备，地方官学与中央官学纵向衔接，官学、私学、学院全面铺开，且书院教育发达，清代湖南书院达385所，列全国第5位。［3］书院教育培养出了大量的知识分子，据统计，清代湖南科举有764名进士，“中兴将相，什九湖湘”，人文教化的浓郁，为藏书风气的发扬提供了肥沃土壤，为藏书事业的兴起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人才保障，如陶澍、曾国藩、何绍基、方功惠、袁芳瑛、叶德辉、徐崇立等官宦商绅，均因自己的科举仕进、学术建构而专习课读，从而留心书籍金石的搜庋。

清代湖南刻书和书肆的发达也对藏书习气的兴起有直接影响。据蔡季襄的《湖南雕版考略》，长沙早在北宋时就已经有雕版经卷的印行，到清代，湘人著述逐至赡富，雕版刻书盛极一时，官刻、家刻、坊刻竞相争辉，均有精椠佳品。湖南有3大著名的刻书中心：长沙、宝庆和茶陵，而湘潭、衡阳一带亦有大量刻书处，书肆林立。长沙的3大官书局——湖南书局、传忠书局、思贤书局在全国小有名气。这些刻书处不仅讲究纸张、刻工、校雕，篇幅大方，校对精审，而且进行图书印行发售，颇具现代出版机构的雏形。宝庆地区刻书也进一步发展，有澹雅书局、宝庆书局、维新书局等多家书局，刻印书籍甚夥，以数量著称。一些财力、学识俱佳的世族和个人也开始动用私财，热衷雇工开雕，如新化的陈氏三味堂雕刻善本不下数10种;新化邹氏独立创办的舆地学会，绘印中外地图数百幅，其军事和史料价值极高;新化邓显鹤、湘绅王先谦、叶德辉、杨恩寿、皮锡瑞等私家亦刊刻了大量著述，版本甚精。

清时书肆的发达也让图书交易流通大大加速。据《长沙市志》记载，至民国年间，长沙先后开办了各类书店220余家，并在清道光、咸丰年间正式形成初具规模的碑帖业，至民国年间，竟先后有碑帖店11家。长沙成为湖南书业的交易中心，有“章经济堂”“三让堂”“集古书局”“文善书局”“广文书局”“集美堂”“益雅书局”等书店，并形成了玉泉街、南正街等饶有特色的古玩街。这些书肆活跃了整个湖南的书业市场，使得诸多士人流连忘返。叶启发在《华鄂堂读书小识》中多次记载其逛书肆访求善本佳椠的经历：“余兄弟自髫龄即好搜访旧籍，日游厂肆不倦。见有重本、异本，不论其为钞、为刻，必购归藏之”。［4］10

当然湖南藏书家辈出与整个藏书事业兴盛的大气候、大氛围不无密切联系。以藏书而言，历来以北京、江浙一带为中心，其间互为隆替，书坊云集，巨制单本，咸荟萃焉，如京都的琉璃厂、隆福寺等，而湖南的大藏书家多半是从这些地方开始经营自己的藏书之旅。据《观古堂藏书目序》，叶德辉的藏书除家传外，其后陆陆续续在都城的厂肆搜得袁芳瑛卧雪庐、商丘宋氏纬萧草堂、曲阜孔氏红榈书屋等藏书。金石收藏大家徐崇立的收藏亦是从京都琉璃厂伊始：“前清光绪乙巳，予以儤值内阁，僦居宣武门外之香炉营，距琉璃厂甚近，间曹无事，时从碑估搜求墨本，此为予搜集金石之始。”［5］方功惠不仅在广东诸地大肆搜寻，且不惜花费巨大远赴日本搜讨古籍，运归中土，“巴陵方柳桥观察官广东四十年，好书有奇癖，闻人家善本，必多方购致之，不可得则辗转传抄，期于必备”。［6］16袁芳瑛出为松江知府，对常州、苏州等诸私家藏书均锐意收罗，“江南北旧家典册，以及卷葹阁(洪亮吉斋)、问字堂(孙星衍室)之片纸只卷，皆揽而有之”。［7］515正是京师、江浙等地的大量精刻名钞被输入到湖湘大地，并随着文献的流传递嬗、学术承继，湖湘大地产生了版本、校勘、刊刻等方面的诸多大家，且代有闻人。

3 湖南私家藏书者孜孜不倦的学术活动

湖南藏书家节衣缩食只为倾囊购书，欲网罗四部，尤臻美富，在保存典籍方面的功劳不可泯灭。同时他们对自己的藏书开展整理、校勘、编纂等学术活动，大大提升了藏书的学术价值，繁荣了湖湘学术。

3.1 重视藏书目录的编纂

湖南很多藏书家都非常重视藏书目录的编写，要求记述毫无舛误，有的还要鉴别版本，分门别类，这样的整理需要一定的学术功底。如叶启勋所说：“方信藏书不可无目，目又不可不详”。［1］45越是时局不稳、世态动乱，编目就显得越迫切，藏书家保存文献之使命感可谓强烈。藏书稍富的湘籍藏书家大部分都有目录，现存湖南图书馆等单位的就有叶德辉的《观古堂藏书目》，何绍基的《东洲草堂书目》，曾国藩的《湘乡曾氏富厚堂书目》，方功惠的《碧琳琅馆珍藏书目》，王礼培的《复壁藏书目》，陈毅的《阙慎室藏书目录》，萧大猷的《如园架上书抄目》，唐成之的《唐成之藏书目录》，袁芳瑛的《蠹圃书目》，等等，大多为稿本、钞本，可信度高。

3.2 重视藏书的校勘和题跋的编纂

明清藏书家历来重视校勘。吴晗在《江苏藏书家史略》中高度评价了学者的校勘之功：“版本既多，校雠之学因盛，绩学方闻之士多能扫去鱼豕，一意补残正缺，古书因之可读，而自来所不能通释之典籍，亦因之而复显于人间，甚或比勘异文，发现前人误失，造成学术上之疑古求真风气。”［2］2湘籍藏书家校勘至细，用力至勤，叶启勋《〈隶释〉廿七卷〈隶续〉廿一卷》题跋：“余向得何氏书数千卷，大都名人批校旧钞，或经蝯叟书根书面，或一再批点圈读。可想见其舟车所至，手不停披光景，每一浏览，辄深起敬起慕之思。”［1］23不仅何绍基精勤如此，凡经湘籍藏书家递藏的古籍，圈点累累的景象随处可见，足可称其正舛误、辨异同之功劳。

除一般的校勘活动外，湘籍藏书家题写了大量题跋，述著述之指要，辨一书之是非，考钞刻之源流，鉴版本之优劣，评作者之得失，品书林之轶事。如江安傅增湘评价《雁影斋题跋》，赞扬了其留存文献原貌的学术功绩，认为其与莫友芝、李鸿裔、缪荃孙等大文献学家可齐镳并辔：“今篇中所记……且于使后人一展卷之顷，而宛若自见其书，如问影于镜中，而图纹于掌上。是则方氏之藏虽散，而获此一帙，犹足为异时考索之资。其为功于典籍，顾不巨耶?”［8］叶德辉也非常注重“题跋”保存文献的价值，叶启发在《郋园读书志跋》中：“大伯父(叶德辉)避乱阊门，深虑藏书不保，贻书从兄弟，属将书跋次第钞出，意谓藏书不幸不保，尚可留一影目。”［9］5《东洲草堂金石跋》中有山阴吴隐灊泉跋，其认为“是编考订金石精审翔碻，即一字一画之微亦必剖析无疑，折衷至当，”［10］对何绍基的金石碑版研究至为推崇。现存行世的湘籍藏书家的题跋著作有：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四卷、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五卷、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三卷、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二卷、徐树钧《宝鸭斋题跋》二卷、徐崇立《瓻翁题跋》七卷、李希圣《雁影斋题跋》四卷、刘人熙《楚宝目录》一卷。文献的整理、收藏、刊刻，使得湖南产生了诸多有成就的文献学家，如陶澍、曾国藩、何绍基、叶启勋、叶启发等人。最有代表性的要数叶德辉，其学生刘肇隅在《郋园读书志序》中论述道：“窃惟吾师著作等身，于群经小学、乙部百家之书无不淹贯宏通，发前人未发之蕴，而于目录版本之学寝馈数十寒暑，储藏既富，闻见尤多……岂仅于藏书家分据一席已哉?”［9］2虽有溢美之词，然其版本目录学方面的成就无可抹杀。

4 湖南私家藏书的命运和可贵的“公藏”实践

私人藏书家穷一己之力进行文献的整理，致力于文化学术的传承，但缺乏严格的组织保管、监督管理。又因时代扰攘，世道多变，私人藏书易散佚，能延续几代的微乎其微，或是燬于火，或是鬻及人，或是子孙不肖，遂致败家，湖南的私人藏书也没逃脱此等厄运。如王礼培的藏书就因生活困顿而无奈出售：“佩初工书画，精鉴赏，收藏尤富，以贫困欲货所藏书……方余始识佩初时文采豪华，倾动一世，岂意其垂老困厄一至于斯耶?”［11］叶启发的藏书因不慎失火而毁，致使其伤感不已：“戊寅九月，湘垣兵火，寓舍悉成灰烬。藏书同罹浩劫，毁损十之四五，此书仅存其半。”［4］1袁芳瑛的藏书令人痛惜地被大批出售：“其子榆生不喜故书雅记，以五间楼房闭置诸籍，积年不问。……最可痛者，白蚁累累可见，……明年，榆生罄所有数百箱，载汉皋竞售，购者麇集。”［7］516可见盛极一时的湖南私家藏书终究逃不过日渐式微的命运。

清末，受西方“公藏”思想的影响，再加上湖南人开放的藏书观念以及弘扬乡邦文献的责任心，很早开办了一所楚宝藏书处，被人视为中国近代公共图书馆之滥觞。光绪年间，“长沙徐公新于宣武城南之兰冕胡同建忠义祠”［12］1用以庋藏大湖南北遗书，即楚宝。刘人熙撰《楚宝目录》供两湖籍官员翻阅。楚宝藏书处管理严格，图书有专门的人员管理，“其管理之人每年筹津贴银四十两，自光绪十五年起由湖南结局直年先期约请京官十人于湖广馆祀文昌日探阄为定，以免推诿。既定之后，交付锁钥，同至忠义祠，按照书目一一点对，下年交付接管之人。如有遗失，按照所开价目加倍赔缴，由接管之人购补”［12］34，不仅有资金来源的保障要求，且制定了图书交接和责任制度，防止遗失。1904年，中国最早的省级图书馆之一——湖南图书馆成立，诸多湖南私家藏书如袁芳瑛、何绍基、方功惠、曾国藩、叶德辉、叶启勋、叶启发、王礼培等人的藏书，递经多重辗转流传，最终化身公有，趋势使然。

［1］叶启勋.拾经楼紬书录［O］.长沙叶氏拾经楼铅印本.长沙，叶氏，1937.

［2］吴 晗.江浙藏书家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制度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359.

［4］叶启发.华鄂堂读书小识［O］.稿本.长沙，叶氏.

［5］徐崇立.瓻翁题跋目录［O］.稿本.长沙，叶氏：1.

［6］杜贵墀.巴陵人物志十二之广东候补道方公传［O］.清光绪刻本.1902.

［7］黄 濬.花随人圣庵摭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8］傅增湘.《雁影斋题跋》序［0］.湘乡李氏铅印本.湘乡：李氏，1935：1.

［9］叶德辉.郋园读书志［O］.上海澹园铅印本.上海：澹园，1928.

［10］吴 隐.《东洲草堂金石跋》跋［O］.山阴吴氏遯庵金石丛书西泠印社聚珍本.山阴：吴氏，1916：1.

［11］黎承福.《复壁书录》序［O］.民国徐崇立抄本.长沙：徐氏：1.

［12］刘人熙.《楚宝目录》［O］.刻本.18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