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海华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上海 200433）

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1-2008年的数据

赵海华

（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上海 200433）

本文运用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有关数据，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与银行经营绩效、资产规模、公司治理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盈利水平正相关，与风险管理水平的关系不大。从银行业总体数据来看，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关系不大，但就单个银行来说，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正相关。在公司治理方面，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关系不显著，但与第一大股东性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具有较明显的显著关系，与董事会、监事会规模、结构关系不大。

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经营业绩；公司治理；资产规模

一、引言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以来，金融机构高管的高额薪酬遭到强烈的质疑和批评。如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的麦伦·斯科尔斯就指出，金融机构管理人员的薪酬设计机制是导致此次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之一，“现行的薪酬制度过分依赖环比业绩的好坏，这就刺激了高风险的行为”［1］。在此背景下，全球各国纷纷出台措施对金融机构高管的薪酬进行规范和限制。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规定受政府救助的金融机构高管年薪不得超过50万美元，德国政府除发布“限薪令”外，还禁止受政府救援的银行高管获得奖金和分红。我国财政部也于2009年4月印发《关于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分配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各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高管人员薪酬按不高于2007年度薪酬的90%确定。各国有金融机构2008年度经营业绩较2007年度出现下降的，高管人员薪酬在执行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再下调10%。中国版的金融机构“限薪令”引发了多方争论。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发展部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金融行业是垄断性行业，效益部分来自于政府授权，因此，要对国有控股类金融企业的高管薪酬严加管理，金融高管年薪应该限制在100万元以下［2］。另一种观点认为，美国版金融企业“限薪令”出台的背景是这些企业接受了或拟接受政府资金救助，而中国的银行资产质量比较好，如果和美国一样对中国金融国企限薪，有鞭打快牛之嫌。

金融机构高管薪酬高低以及对其进行规范限制固然值得关注，但是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更值得深入分析和探讨：我国商业银行高管薪酬激励机制是否存在问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从哪些方面加以解决？本文拟利用我国上市银行的相关数据对这些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和探讨。

二、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一）样本介绍和变量定义

本文选取目前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分析样本，他们分别是：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兴业银行、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所用数据通过收集和整理各家上市银行的历年年报获得，共取得54组样本数据。在变量选择上，高管薪酬以各上市银行薪酬最高的三位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平均值来代表。由于银行高负债经营和全社会风险管理者的特点，其经营绩效不仅表现在盈利水平上，还体现在风险管理水平上，因此绩效衡量指标包括盈利能力指标和风险管理水平指标。本文选取净利润、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来代表银行的盈利水平，选取不良贷款率和资本充足率代表银行的风险控制水平。银行规模以年报反映的该行年末总资产来衡量。公司的股权结构变量，按照惯例，我们采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反映股权集中程度，用第二到第五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反映外部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性质以第一大股东的性质来表示，该变量为0-1变量，0表示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控股，1表示为非国有控股。董事会、监事会规模为董事会、监事会所有人数总和。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二）实证分析模型及结果

本文旨在分析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因此在下述分析中，以高管薪酬作为因变量，绩效变量、规模变量、公司治理变量等作为自变量来构建计量模型。上述14家上市银行的数据样本中，有不同银行同年度的横向数据，也有同一银行不同年度的纵向数据，因此下文的实证分析分成两个部分，首先将14家银行的所有54组数据制成混合数据，采用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从总体上对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其次，在14家上市银行中，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发展银行、民生银行、招商银行、华夏银行5家股份制银行上市较早，纵向数据比较完整。因此利用5家银行2001-2008年的纵向数据，采用面板方法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

1.多元回归分析

首先，利用54组数据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因素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由于指标计算等种种原因，部分指标可能存在较强的相关性，导致模型估计存在多重共线性。因此下文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先对自变量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表2的计量分析结果中回避了相关系数大于0.5的变量。

从表2的总样本多元回归分析结果可以发现：

（1）银行盈利水平指标方面，所有回归方程中ROE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NI除一个方程外，其他三个方程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EPS有两个方程在10%的水平上显著。因此在模型12个拟合方程中，有9个方程的盈利水平变量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基本上与银行盈利水平正相关。在风险控制水平变量中，BAR除在拟合方程（3）中10%的水平显著外，其他均不显著，CAR变量在所有拟合方程中均不显著，说明高管薪酬与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关系之间不存在显著关系。

（2）从规模变量的角度来看，TA在各个方程中均不显著，说明从上市银行总体来看，高管薪酬与银行规模的关系不明显。

（3）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来看，DS、D1、JS在所有拟合方程中均不显著，说明高管薪酬与董事会规模、结构、监事会规模没有明显相关性。从股权结构来看，S1在所有拟合方程中均不显著，说明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关系不大。 SC1在所有回归方程中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性质存在显著负相关。由于SC1变量为0-1变量，0表示第一大股东性质为国有控股，1表示为非国有控股。回归结果说明：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第一大股东为国有控股时，高管薪酬较低，第一大股东为非国有股东时（即为外资控股或者民营控股时），高管薪酬较高。S2除在方程（8）中不显著外，在其他方程中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为负，说明高管薪酬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上负相关。

2.部分子样本面板分析

在估计模型之前，为了避免模型设定的偏差，提高参数估计的有效性，我们首先判别模型是符合变截距面板数据模型还是符合变系数模型，以选定合适的模型形式。经过F检验，我们选取了变截距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对五家股份制银行的个体情况进行分析，因此此处选用固定效应模型。为此，我们构建模型如下：

其中CMO3it是第i个银行第t年薪酬最高的前3位高管的薪酬平均值,αi是截距项，JXit是银行绩效变量，TAit是银行资产规模变量，ZLit是上市银行的治理结构变量，β、γ、η分别是各自的系数，νi是第i家银行的固定影响，eit是一个独立同分布的随机变量，它和解释变量之间不相关。部分面板分析结果见表3。

从表3的实证结果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从银行经营绩效来看，以 NI、EPS 、ROE衡量的盈利水平指标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且符号均为正，说明这五家股份制银行的高管薪酬与盈利水平正相关。在风险管理水平变量中，所有拟合方程中BAR的显著性均在1%以上，且符号为负，CAR在部分方程中显著，部分不显著，因此高管薪酬与以BAR衡量的风险管理水平负相关。

（2）从银行资产规模来看，TA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在这五家银行中，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正相关。

（3）从公司治理结构来看，DS、D1、JS 变量在所有拟合方程中均不显著，说明子样本银行高管薪酬与与公司董事会、监事会规模结构的相关性均不明显。从股权结构变量来看，S1在拟合方程中均不显著，S2除在方程（1）中不显著外，其余均至少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银行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关系不大，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基本呈负相关关系。

三、结论及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总体上我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盈利水平正相关，与风险管理水平的关系不显著。但是上市较早的5家股份制银行的高管薪酬与不良贷款率BAR衡量的风险管理水平负相关。

（2）总体上我国上市银行的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关系不大，但是从子样本数据分析结果来看，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的关系显著正相关。总样本与子样本结论不同的原因可能在于：总样本中，样本银行之间的资产规模差距较大，如资产规模最大的达到97577亿元，最小的为755亿元，不同银行资产规模之间的巨大差距弱化了单个银行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而子样本中各个银行资产规模之间的差距相对较小，因而高管薪酬与资产规模之间正向关系得以凸显。因此就单个银行来说，资产规模是正向影响高管薪酬的重要因素。

（3）从样本的总体分析来看，上市银行高管薪酬与第一大股东性质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国有控股的银行，其高管薪酬明显低于非国有控股的银行，说明国有性质对高管薪酬具有直接的限制和制约作用。无论是总体分析还是子样本的分析，高管薪酬与董事会、监事会规模、结构关系不大，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关系不显著，但与第二至第五大股东的持股比例具有较明显的显著关系，说明股权分散对高管薪酬的增加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根据对我国上市银行高管薪酬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提出如下建议：

（1）健全高管薪酬激励机制。薪酬激励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委托人和代理人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从实证分析来看，国有性质制约了银行高管薪酬的增加，而高管薪酬与银行盈利水平正相关，因此国有性质以及目前的“限薪”措施可能不利于银行盈利水平的提高。应该进一步改革现行的薪酬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其对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激励作用。

（2）完善高管薪酬考核指标。从上市银行总体来看，高管薪酬与风险管理水平没有显著的关系；对于5家股份制银行子样本来说，虽然高管薪酬与不良贷款率有负相关的关系，但不良贷款率指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地反映银行当期的风险控制水平。资本充足率指标是资本总额与当期风险加权资产的比值，反映了商业银行资本金对当期可能损失的覆盖范围和承担能力，应该进一步强化资本充足率指标对高管薪酬的影响。另外，资产规模与高管薪酬之间的显著正向关系，不利于改变目前我国银行“重扩张、轻盈利”的经营模式，可以考虑适当弱化银行规模对高管薪酬的影响。

（3）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从实证分析来看，董事会、监事会规模、结构对高管薪酬没有产生明显影响，应该进一步完善董事会、监事会的职能，强化其对高管薪酬的作用。另外，股权分散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制约高管薪酬的增加，可以考虑增强银行股权的分散性和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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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832.1

：A

：1001-862X（2011）01-0034-05

上海市社科基金资助项目（2008BJB009）

赵海华（1978-），女，山东烟台人，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博士生，安徽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货币金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