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 威/文

从“英国骚乱”看新媒体的自由与监管

■ 孟 威/文

英国骚乱带来的社会动荡已渐渐止息,但关于骚乱诱因的反思却一直在延续。其间，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的推波助澜，不仅令卡梅伦政府得出了“信息自由流通可以用来做好事，但同样可以用来干坏事”的定性结论，也促使人们再次审视社交媒体的正负面作用等问题。

社交媒体一向是英美国家用来推进所谓民主的利器，如今这把双刃剑却伤到了自己。卡梅伦政府撕去一贯标榜新媒体绝对自由这层温情面纱，强硬提出：“今后发生骚乱时关闭微博客、社交网站和‘黑莓信使’服务，以阻止骚乱者利用这些社交网络工具串联”、“政府将与警方和情报机构加强协作，考虑对利用网络散播谣言、组织犯罪的行为加强监控”。

事实再次说明，在新媒体环境下，如何看待媒介自由、如何处理自由与监管的平衡、如何实现有效的社会管控，已成为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如学者班尼特所言，现时代，媒体已成为“理解政治和国家治理的关键”[1]。

“威力”到“威胁”：新媒体“自由”的悖论

此次英国骚乱，社交网站和移动黑莓等社交媒体所扮演的角色异常活跃，其所表现出的新媒体“自由”潜力和悖论更发人深省。社交媒体是近年来兴起、以网络通信和数字技术为基础创生的Web2.0新传播形态的一种,常见应用形式为微博、维基、社交网络、虚拟社区、移动博客等。它们不仅信息发布迅捷，更给予用户极大互动空间，强调参与、交流、对话与共享。社交媒体公开性和私密性兼顾的创意理念，为公众提供了实现互联互通和融合共建的媒介平台，推动着“自媒体”自由传播理想的实现。

通过信息自由流通建立舆论公共领域、落实知情权，推动公民参与公共生活的政治民主，是社交媒体建立社会信任并在社会事务中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美国“9·11”事件之后，博客和黑莓手机的信息传播，曾帮助美国人摆脱了电信系统和主流媒体网站超载而无法正常运转的困境。在2008年巴以冲突中，以色列国防军通过视频在共享类社交媒体上建立频道、辅助官方军事行动、设立发言人博客交流、使用推特账号实时播报、更新战况，为包括50多名美国战争博客在内的全球博主提供实时信息，也引发了对“虚拟政治和战争” 博弈的讨论。英国骚乱中，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传播，一方面，对黑人青年马克·达根遭袭事件的经过，警方处理进展和民间质疑有所反映；另一方面，不少民众利用手机网站发布犯罪者照片，戳穿虚假信息，协助官方治乱。越来越多的事实不容置疑地证实了新媒体的传播优势和互动潜能：在社交媒体走向公共领域的时代，无论是官方、组织机构还是个人，对媒体的体验和参与，不仅意味着政治权利的共享、舆论影响平台的拓展、社会民主的落实，也意味着体现独特传输框架和全新传播理念的社会价值的构建，以及未可预期的传播效果的实现。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脸谱和推特等社交网站，以及黑莓手机等移动媒介，因其较高的传播自由度也屡屡产生负面作用，自由悖论逐渐显现，已成为破坏社会秩序并影响国家安全与稳定的动荡因素。据《纽约每日新闻》报道，2011年以来美国境内暴力事件日趋多发，执法部门认为这与社交网站密不可分。美国纽约市警察局为此专门成立一个部门，负责追查在社交网站上宣布犯罪计划或炫耀犯罪事实的人。2011年年初，突尼斯、埃及、也门、叙利亚、巴林等国发生大规模示威游行活动，英美国家大肆推崇社交网站，并极力怂恿当地青年人借助新媒体参与“社会变革和民主化进程”， 激化社会矛盾。在埃及，舆论认为，导致前总统穆巴拉克结束30年执政生涯的最大“推手”就是社交网站，有评论说：“埃及这次所谓的‘革命’，事实上就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的力量催生的。”[2]英国骚乱同样始于由网络发起的暴力行动。据警方证据，发布“让我们在黑斯廷斯发动骚乱”、“今天就去抢窃”这种赤裸裸的暴力犯罪信息，足以证实社交网站等新媒体所发挥的有害影响。

可以说，新媒体带来了自由的现实，也制造了民主幻象，在以互动、集群、快捷、多媒体化为重要特征的社交媒体传播中，人们从被动的信息消费者变成主动的信息生产者和观点创造者，借助传播科技所引发的高度互动，虚拟传播向日常交往回归，民意的表达也重置于“部落时代”的轻松。但是，自由的新媒体并不能够想当然地为社会正义提供坚强支持，当知情权、传播权、表达权被演绎为一种滥用的自由，公正与民主就会受到威胁和挑战。只有保障社群民意表达常态下的有序进行，紧急状态下的相对受用，才能实现真正的媒体自由。

社交媒体：危机效力与监管的博弈

脸谱、推特及黑莓手机等社交媒体在危机传播中，扮演了三种社会角色，发挥现实效力，对社会监管带来挑战：

首先是社会事件的议程设置者，即通过信息和观点的迅速扩散形成现实关注。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的理论认为，媒体是“从事环境再构成作业的机构”，在社会生活诸领域形成这样一种运行机制：为公众设置可资关注、思考和讨论的议题，达到社会现实的改造。这种作用的发挥被称之为“议程设置”。社交媒体议程设置主体不仅仅是社会公众，而且往往是那些建立在现实信任关系上的人群，或者是具有共同偏好的传播群体。因而，当一种偏颇观念成为议程表达的核心和流行观点时，信息扩散和集合能力更强，其社会影响力也更大。在英国，黑人青年遭袭事件发生后，具有同情倾向的网友通过社交网站，迅速展开铺天盖地的讨论，成功设置了关注焦点，引发了共鸣，促使多年来警方和居民互不信任情绪快速发酵升级。

其次是特定群体的情绪煽动者。即一方面通过倾向性信息和过激言论刺激群体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通过谣言传递激起更多不明真相者的恐惧和愤怒。这次暴乱发动的主体是求学、竞争、就业压力巨大，而经济上贫困、社会地位低下的青年群体，在英国社会中被称为“病态青年”或“迷失的一代”，他们也是社交网站、低价位黑莓手机服务的主要用户。在骚乱事件初发期，攻击性煽动言论及大量谣言经由微博和社交网络迅速发酵，造成了严重的情绪躁动和恐慌，引发了三岛联动的“蝴蝶效应”。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社交媒体为“虚构且恶意的谣言”提供了绝佳平台。

第三是暴力行为的组织发动者。即通过网络制造社会“共识”、组织参与活动、实施现实暴力。社会中特定群体的异常，打破了人们普遍认可的规则和秩序，并在网络上形成一种压倒性力量。一名入选伦敦奥运形象大使的女孩，在抢劫后津津乐道地炫耀“战利品”，更有7岁的孩子兴致勃勃地加入了打砸抢的队伍。犯罪行径似乎也找到了“合理化”借口。网络共识动员机制所发挥的恶劣影响，使主流价值观和维系正常运转的社会规范遭到损毁。

每一次危机事件的发生，都带来对社会监管的考验。尤其新媒体危机传播来得快、蔓延广、效果叠加、难以追查和控制，伴随更多的偶发、意外和不确定因素，更增加了社会监管的难度。虽然遭到国内外的反对指责，卡梅伦政府还是希望通过 “封锁网络”来平息骚乱。美国斯坦福大学学者一语道破玄机：西方政府不能搞网络审查，否则其努力向世界传播的“民主思想”将变成“虚伪的外衣”[3]。但这场骚乱中，英伦在传播与监管博弈的过程中所暴露出的监管缺陷，为其处理新媒体危机事件提供了值得汲取的经验教训。

第一，新媒体认知不足、危机处理不及时，坐失最佳管控良机。危机管理的首要原则是早发现、早启动、早跟进、尽早控制危情。但骚乱初期，休假之中的卡梅伦等英国政要官员，没能意识到危机严重性，对新媒体传播力估计不足。多数英国公民认为，政府对骚乱的反应“非常差”，致使骚乱迅速蔓延。

第二，信息渠道阻塞、官民沟通不畅、“把关人”缺失。媒体是危机传播的主渠道，媒体积极参与有助于情绪的疏导、险情的缓解，媒介失语或忽视，客观上会对公众的认知形成不良遥控。英国骚乱发生后，社交媒体活跃，而管理者却未能及时运用传统媒体发言，更缺乏通过新媒体“以夷制夷”的策略和技巧，造成了渠道闭塞、沟通阻滞。加之英国对于新媒体加密通讯的无原则保护，多年来法律规范上缺乏新媒体管控的操作性措施，管理中缺乏新媒体监管专门组织机构，把关人缺失，为不良信息传递提供了可乘之机。

第三，财富资源分配不平等、社会不公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等致使新媒体民怨堆积，一朝“泄洪”、管理失效。美国哈钦斯委员会曾将媒介的使命定义于“公众讨论的公共载体”，并受到媒介专业主义的认同。新媒体互动的本质，使得社交媒体公众评议和舆论广场充满活力。同时，由于反应迅速、观点汇集、个人主义的立场表达、隐匿不确定的传播身份，新媒体在歪曲事实、误导公众、制造偏执方面也具有优势。这样，如若现实中的社会体制性矛盾所导致的“幻灭”感和“反社会”心理等，经由新媒体传递、共振，必然将人们推到非理性、无政府的陷阱之中。这恰好是导致英国骚乱、管理失效的深层次社会原因。技术进步和民怨堆积相契合，引发了数字化暴政和现实冲突，社会化媒介中的民意操纵，使自由不但没有得到张扬，反而为技术所控，助长了对社会管理体系的破坏。

新媒体“善治”：自由与秩序的共生

自由与秩序的共生是世界共同的追求。汲取他国经验、沉着应对、制定科学、有效的传播管理理念和策略势在必行。目前，中国已经成为新媒体技术应用领域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同时，也面临着新媒体引发的种种考验。2011年以来，“故宫十重门”、“郭美美事件”等，通过微博等社交媒体引发社会喧嚣，为新媒体传播监管提出新课题。

第一，充分认识新媒体，树立危机传播意识。随着传播科技的发展和媒介传播环境的变化，媒体功能发生了较大调整和转变，新媒体在社会管理中的地位也应得到重视和提升。充分认识新媒体的重要作用，要摆脱旧有的封闭传播观念，提升重大突发事件新媒体舆论传播的灵敏度和关注度，校正传播模式偏向，改变传播策略。要重视新媒体建设、提高从业人员素质，增强防范危机的本领。危机来临时，确保多媒体通道畅通无阻、信息传播及时准确，做到有备而发临危不乱，求得首发引导的传播效果。

第二，要建立健全新媒体监管机制。要努力构建新媒体综合监管的科学体系：完善信息公开、阳光政府的法制基础，以法律法规为执法准绳，倡导健康的伦理行为导向，完善危机安全预警机制，建立应急联络机制，发挥新闻发言人沟通管理与社会的纽带作用，健全新闻发言人制度及更广义的政务信息发布和信息公开制度，重视媒介自律组织机构的约束和公众的社会监督，更好地实现全民公关、社会监管。

第三，要研究媒体特点和规律，提高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水平，善待媒体，为我所用。既要遵循新媒体自由、互动、个性化的发展趋势特点，尊重知情权、表达权及相关合法的公民权益，也要防范新媒体的“极端化效应”、“反向沉默螺旋效应”[4]及技术造成的媒体与公众权力的种种异化。占据新媒体舆论场中的话语权、引领舆论，借媒体之力做好正面宣传、舆论监督、问政调查、形象塑造，树立管理者公信力，鼓励媒体弘扬时代主旋律。

第四，把握好危机管理和常态治理的关系，防范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和不良情绪的淤积，防止其向新媒体转化、对社会秩序造成威胁。

为此，一方面，通过良好的制度安排和合理的程序，及时舒缓、化解、处理矛盾、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另一方面，加强与公众的沟通和联系，增进理解和信任。同时，采取措施提升公众的媒介素养和道德伦理品性，支持鼓励理性用网、文明用网，促进社会人文精神的高扬。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网络学研究室主任）

（责任编辑：刘娟娟）

[1] W．兰斯·班尼特．新闻:政治的幻象[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5:16．

[2] 英国骚乱再现社交媒体之惑[N]．人民日报，2011-08-17．

[3] 英国式止乱向社交媒体挥拳[N/OL]．http://www．baidu．com2011/8/17

[4] 孟威．网络互动——意义诠释与规则探讨[M]．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