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 葳 高宪春

（1.济宁学院，山东济宁 272000；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论哈贝马斯“媒介化”公共领域的嬗变*

解 葳1高宪春2

（1.济宁学院，山东济宁 272000；山东师范大学，济南 250014； 2.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 610064）

一种主流媒介的转变会导致社会公众话语结构的改变。文章对不同时期“新媒介”技术对公共领域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探讨。从印刷媒介时代被启蒙的大众到电子媒介时代的孤独的人群，再到网络媒介时代夜总会的狂欢者和受幻象蛊惑者，人们沉溺于技术带来的快感，忽略对自身本质的关注，感性的冲动替代了理性的行动，人们丧失了公共领域的理性自我。公共领域被异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为技术至上论。技术不能替代人性中光辉固有的属性，公共领域的衰落只是技术异化人、降低人的尊严的一个表现。人其为人不是因为技术的发展，而是因为对自身尊严的维护，对他人友善的交流和对自然的崇敬。个体和技术的博弈将决定公共领域中的人是WIKI技术的主人还是仆人。

公共领域；新媒介；技术；理性；娱乐化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意义在于提供了反映人类某一共性的参照话语体系，“一种新的硬性范畴产生了，即传媒力量。……大众传媒影响了公共领域的结构，同时又统领了公共领域。 ”［1］15大众媒介对公共领域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使我们由此出发，探究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对人类各阶段生活的现实影响成为可能。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网络媒介等，每种新媒介［2］的兴起都促成传统传播模式的颠覆，影响了“话语共同体”参与社会程度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