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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堂吉诃德

2011-11-20■焉

小说林 2011年4期
关键词:家里人二舅事儿

■焉 野

那些很遥远的事情,虽然才过去几十年,然而却总会让我的母亲想起。我母亲出生在一九六九年,在她出生三年后,我二舅出生了。他的出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着一个时代的开始。是他结束了那个乏善可陈的时代,也是他使得那个沉闷的村庄鸡犬不宁,弄的人们惶惶不可终日。

他小时候是“一方霸主”,在七十年代末的时候,正是他调皮捣蛋的全盛时期。那时候我姥爷家四个孩子,我二舅排行老二,素有千年老二之称。八十年代末,整个村子只有七户人家,都在不远的国营渔场上班。那时候我二舅十五六的样子,然而已经是村里村外闻名遐迩的“潮”男了,只不过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如此后现代的词儿,那时候人们都叫他“骚男”,有时候也会在前面加个“闷”字。

他叫赵庆勇,后来人们都简称他为“春儿”。倒不是因为他改名了,只是因为他当时挺能吹的,人就给他起外号叫吹儿,后来随着历史的演变,他就有了个新名字,春儿。当时看完一九八七年春节联欢晚会,费翔穿着一喇叭裤,烫着一卷发,唱起了《冬天里的一把火》,很快,大兴安岭就着火了,很快,这把火把全国都烧着了,听说当时万千纯情的少女都为之倾倒,甚至说听说他结婚之后有些姑娘为之自杀了。

不知是谁说的,男人改变这个世界,而女人改变男人的世界观,为了响应当时广大女同志的强烈号召,我二舅硬是把我姥爷给他上学的学费拿去偷偷买了一条红色的喇叭裤,为此,当时他还回家用炉钩子蘸了点儿水,把自己的头发弄成卷卷,号称全世界最流行的大波浪头。出门之后,我二舅昂首阔步,在兄弟们的喝彩声中颇为自豪。很快,他这一身另类的打扮在当时那个落后的农村,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潮男”。

可是在那个闭塞的村庄,改革的春风还没吹起来,他这一身打扮无异于在寺庙里当众裸奔,在课堂上班主任尤为不快,呵斥他赶快把头发给剃掉,我二舅也倒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人,去理发部剃了个光头,锃亮,上课的时候就把头左扭右扭,后边的同学瞧见了,就哄堂大笑,老师怒不可遏,问他怎么剃了个光头,我二舅就死皮赖脸地反问道,不是你叫我把头剃干净的吗?于是又摸摸自己的油光的光头说,这他妈挺干净的呀!

八十年代末,我二舅周围的狐朋狗友都尊称他为大师,在离经叛道方面他确实算得上是一个大师。尤其是在他十六七岁那年,常常出去惹是生非,为此也常常被我姥爷揍。但是他是个有韧性的家伙,在某些方面他是相当执着的,比如说,偷鸡摸狗处对象什么的。

忘了是哪一年的夏天,我二舅拉上几个小子跑到西瓜地里偷西瓜,被看地的老头发现了,他就叫那几个小子抱着西瓜把老头引开,自己潜入人家的屋子,在床上大便,兴起之余,顺便用白土块在人家墙壁上写下“赵庆勇到此一游”七个大字。足见他是一个有勇无谋的一介武夫,实在难当大师这个名号。

此事后被告知我姥爷,我姥爷气得两眼睛放光,拿起扫帚朝着他的脸狠狠抡去,他强忍怒火,站在角落里一声不吭。不知道抽了多久,他的脸红肿的像一块番薯,我姥爷才停手,停手之后我二舅冷冷地问,抽完了?这一问把我姥爷问的很奇怪,正在此时,我二舅把门一摔便跑了出去,说再也不回家了。

我们都想他跑到县城里要饿死的,等他受受苦就回来了,可是事情并不是这样,他在县城里过的反倒悠闲自在。那时候县城里总会有婚礼或者是葬礼,他在县城里溜溜达达,见着结婚的或者办丧事的,他就进去找个旮旯坐下,然后如同一股黑旋风似的,把桌子上的鱼肉横扫一大片。坐在周围的人很奇怪,也常有人问他是哪家的,他就随便编个名字,那些人只是半信半疑地点点头。

后来我姥爷确实是着急了,叫我妈进城去找他,好说好劝才回来。回来之后,谁也没再提偷西瓜那事儿,我二舅也得到了教训。有一天跟我妈说这事儿他错了,我妈很高兴,夸他懂事了,我二舅又说,下次偷西瓜的时候绝对不留名,我真他妈傻!

我二舅那时候中等个儿,微胖,光头,愣愣的。夏天出门从来不穿衣服,光着膀子挺着肚子提两把菜刀,走在土路上耀武扬威,邻村的小青年都怕他,相传他傻,砍人不要命,可是他从没砍过人。

那时候我大舅个头比他高,也壮,但是放学的时候常常被邻村在路口晃荡的吴老丁几个人欺负,有一次因为什么事儿,我大舅跪在他们面前,哭着求饶,鼻涕都流下来了,他就是这么没出息,跟个大姑娘似的。得知此事之后,我二舅提着两把菜刀,一路上高歌“操你妈”,那几个小子大老远见着我二舅红着个脸跟关羽似的,纷纷胁肩谄笑地走上去拉住我二舅,说这都不懂事儿,不知道那是你哥……后来也不知道怎么着,我二舅反倒和这几个小子打得火热,正所谓不打不相识,其实他们都是一路货色,沆瀣一气的狐朋狗友。

十八岁那年,我二舅为人潇洒坦荡,并不计较,走在路上吃完面条便随手把碗扔掉,或许现在很多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是在当时那个物质生活十分匮乏的时代,这是一件极其变态的行为。一般情况下,只有精神上受了刺激的人或者是纯粹的神经病才会这样做。

这事儿很快就成了村里村外的一大谈资,村里村外的人都议论着他是不是精神出了什么毛病,对此,他则少有言谈,反而常常显出很高兴的样子。后来讲这事儿,我妈问我二舅为什么高兴,我二舅说,真正有能耐的人,是要成为别人的谈资,而不是在别人背后唧唧喳喳地谈论别人。他们谈论我,那就证明我那时很能耐,你说我高兴不高兴?

八十年代那阵子,镇上的生产队和单位常常放露天电影,《南征北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卖花姑娘》、《战友》什么的,那时候村子以及邻村的姑娘们常常跑到镇上看电影,看完电影就已经夜深人寂了,回家的土路旁是高高的玉米地,晚风呜呜作响,让人不寒而栗,有一些姑娘在深夜回家的时候被拉进包米地,被人强奸掉,就是这么悲惨。

在人心惶惶的这段日子,我二舅英勇地站了出来,他拉了一帮人组成护卫队,在周末晚上护送村里以及邻村的姑娘们回家,实则打着护卫队的名号去泡邻村的村花紫兰。然而紫兰看不上他,对他爱答不理,他则死皮赖脸,誓死要把紫兰搞到手。

紫兰是邻村村长家的姑娘,比我二舅大两岁,在刚刚改革开放那阵子,念了五六年书,在村周围方圆十里地也算是少有的能把乘法口诀烂熟于心的人,所以也算是个文化人。面对我二舅那个文盲,她一点儿都看不上眼。可我二舅为了这姑娘,也不惜出卖自己的面子,七夕牛郎织女相会的时候,自己到路边采了一大把野花,在护送紫兰她们回家的时候,偷偷把花递给人家,紫兰瞥了一眼五颜六色的野花,然后就把花给随手撇掉了。

我二舅倒不愠不火,死皮赖脸地凑人边儿上找嗑唠,人紫兰也就是三言两语地对付几句,然后又跟周围的几个姑娘聚一堆儿,像家雀似的唧唧喳喳,时而几个姑娘也回过头瞥上我二舅一眼,然后又聚一堆儿,传来一阵清脆的哄笑。我二舅不在乎,回家之后把买来的几斤瓜子放在炕头,盘腿坐上面就开始扒瓜子皮,那几天足足扒了半个脸盆的瓜子,等周末放电影的时候,我二舅就猴急地把扒好了的瓜子递给她,紫兰则会心一笑,不多说,捧着一大瓶子瓜子,大摇大摆地便去看电影了。

我二舅这样子扒了半个月的瓜子,家里人也并不知道他如此疯狂地扒瓜子只是为了泡妞,只以为他中邪,于是请来一跳大神的,见着我二舅就说我二舅是被女鬼缠身,于是喝一口我姥爷买的白酒,往我二舅脸上“呸”了一口酒(据我二舅回忆,当时那小子“呸”他脸上的不是酒,是一口吐沫),便在他身边舞舞喳喳耍大刀,我二舅当时正愁着呢,见着这神经病上去就是一结结实实的巴掌,然后一脚把人踹了个踉跄,说你再他妈骗人打死你,那大仙见我二舅这番勇猛无畏,脚底下跟踩油似的,撒丫子就跑。这倒是把我姥爷气得够呛,没辙,便只能少打少骂,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吃。

那些天他不知道扒了多少盆儿瓜子,可怎么也没能摆平紫兰那姑娘,而我二舅正是那种擦粉进棺材(死要面子) 的人,这对我二舅来说是奇耻大辱。终于,我二舅停止了扒瓜子皮,这让我姥爷很高兴,当天就买了条鱼叫我姥炖上,晚上把鱼肚子全给了我二舅吃,我大舅,我妈,和我小姨坐在身边儿挂着脸斜瞅着。

我二舅不扒瓜子皮之后,也不念书了,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多久,家里人也并不重视考大学这事儿,下来吃公家饭待遇更好,正巧又赶上一批就业,于是我二舅就下来,在渔场里找了个看门的活儿,但是我二舅依然不死心。

他上班之后也不务正业,八十年代那时候社会治安也没现在这么乱,渔场在郊区,一片片的一望无际的麦田和玉米地,除了几只鸟偶尔掠过田野,连根儿毛都没有。我二舅一看门的,平时在场子大门口更见不着什么人,于是他常常溜到镇上胡混。后来他认识了一个光头,外地人,人都叫他二蛋儿,他俩很快打得火热,我二舅后来看了武术大师李小龙的《猛龙过江》,并深受其启发,既然正常招式难以克敌制胜,他就不得不使些出奇制胜的招儿了。

那时候紫兰在镇医院当上了护士,刚上班一年,平时下午五点钟下班,骑车回家要骑一个小时,我二舅叫二蛋儿在土路上蹲着,等她来了上去调戏她,然后他夺路而出,英雄救美。

那天傍晚,他们就蹲在土路边儿等着,太阳快要落下去了,周围也逐渐暗淡了下来,麦田和天空的尽头,残留着一大片火烧云。等紫兰骑着自行车出现在道口的时候,已经将近七点钟了,见着紫兰,我二舅和二蛋急忙跳进玉米地,等紫兰骑过来,二蛋冲出去一把把紫兰从自行车上抱下来,紫兰大惊,在二蛋的怀中挣扎着,大叫耍流氓耍流氓,这时候我二舅从后面冲出来,大声呵斥,住手。二蛋见着我二舅,放了紫兰,便跑进了玉米地。

这时候我二舅走到紫兰面前,问,你没事儿吧?紫兰惊魂未定,身体还在打哆嗦。我二舅顺势抱住紫兰,拍拍她的背,安慰起紫兰。正在此时,我二舅感觉后脑袋一阵剧痛,眼前一黑,便昏厥过去。等我二舅醒来的时候,发现紫兰已经不见了,从后脑勺顺着脊梁流下的血已经凝稠。此时,天色已黑,玉米地里隐隐传来哭声,我二舅站起来扒开玉米丛,见到紫兰衣衫不整地坐在地里,知道一定是出事儿了。

后来我二舅提着把菜刀上镇上去找二蛋儿,心想一定要剁了他,宁可蹲大牢也要剁了他。然而此时,二蛋早已经溜之大吉,那天我二舅在镇上找了一整天,傍晚走到派出所门口想报警,可是想了想还是没报,因为这事儿跟他也扯了不少关系的。正当我二舅要走,在门口发现一张通缉令,上面那人正是二蛋儿,一亡命天涯的流窜犯。

那事儿之后,在我二舅面前紫兰就不那么傲了。紫兰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辈子可能就这命,不是处女也就不能再奢求什么了。我二舅倒没那么多想法,管他处不处,只要能跟他过就行。那一年,我二舅十七岁。

十七岁的一个黄昏,我二舅从场子里偷了把蹦蹦车的钥匙,开着蹦蹦车去接紫兰,紫兰站在鲜红的蹦蹦车上,乌黑的秀发随风飘扬,黑黢黢的烟尘从远方烟囱里喷射出来,火红色的晚霞布满天际,微风吹拂着土路两旁一望无际的玉米地,仿若一片金色的海洋,黄昏那火红色的阳光把他们的影子斜拉在玉米地上。

那天晚上他们去看了那时候很流行的一部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那部电影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不是因为电影本身,只是因为电影里面那革命性的着装,在放眼全中国,一片黄瓜绿的年代,红裙子是颠覆性的,整个中国都被红裙子颠覆了。

那天晚上我二舅开着蹦蹦车送紫兰回到家,然后独自一人开着蹦蹦车回场子,遗憾的是,他没能开着蹦蹦车回到场子,而是把蹦蹦车开进了河沟里,在蹦蹦车坠入河沟的那一刹那,他跳车了。后来人们问他,他为什么把蹦蹦车开到河沟里,他说当时迷了眼。他这一迷眼,就失了业,场子把他给开除了,因为他擅自动用国家财产,在面对国家财产处于危险的时候,没有选择坚决保卫国家财产,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他做出了自私自利的选择,在那种情况,他应当奋不顾身地和蹦蹦车一同跳入河沟,与集体利益紧密相连,与人民大众的财产相濡以沫。

我二舅被开除了,那天晚上我姥爷把他呵斥了一晚上,家里人也都为我二舅担心,在那个年头,他们都认为,丢了公家的铁饭碗,那无异于自寻绝路。然而我二舅却并不担心,第二天就用他在场子干俩月的工资去了趟哈尔滨,回来的时候给紫兰买了条红裙子,紫兰当天很感动,于是他们结婚了,即使这看起来很疯狂,因为我二舅当时一无所有。这件事情传得村里村外沸沸扬扬,人们都说赵春是好福气,坑蒙拐骗骗了个俏媳妇,我二舅则说他是当之无愧。

结婚之后,我二舅就俩爸了,虽然紫兰他爸很反对这门亲事,他觉得这是引狼入室,但是既然婚事已成,没辙,俩爸一商量,合了些钱给我二舅和二舅妈在镇里租了个房,我二舅在镇上找了个运输的活儿,一天到晚早出晚归,赚了些钱,八个月以后,我表姐降临人世,这是个喜讯,从那以后,我二舅更加努力工作了,此刻的他不再像以前那样孟浪,而是更加成熟、稳重,婚姻创造了一个崭新的男人。

在中国,假设赚大钱是一把大锁头,那么,打开这把锁头就要有三把钥匙,一是你个人的努力,二是时代赋予你的机遇,三是你认识什么人。刚巧那时候我二舅赚了些钱,跟镇上的一个局长很熟,况且当时改革的春风在这里不过星星点点,我二舅四处借钱买了辆汽车,到处拉石子什么的,很快就赚了很多钱,紧接着我二舅又买了辆车,雇人开,结果几年下来,我二舅就赚了几十万,这事儿传到村里,又引起了轰动。

紫兰他爸当属最大的受益人,这本是赔本投资,可没想到事情急转十八弯,变亏为盈。我二舅有了钱依然早出晚归四处拉活,自己开一辆车,其他的车雇人开。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紫兰就迷上了打麻将,当时,我二舅在外面拉活,她就在家打麻将,这事儿被我二舅知道了,但是也没当回事儿。只是后来我二舅妈打麻将打的越来越大,在八十年代末的时候,一场麻将就输了几万块钱,那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很快,家里输掉了十几万,这时候我二舅才警觉起来。我妈跟我二舅说,钱都别给紫兰,给她也都给输掉了。我二舅就把拉石子算的钱不去算,等秋天的时候,我二舅去算钱,人说钱早被你老婆算走了,此刻我二舅才恍然大悟,回头找我二舅妈,发现她早已把钱输得一个子儿不剩。

俩人开始吵架,后来我二舅妈仿若丧心病狂,怎么劝怎么说都无济于事,反而更加肆无忌惮地酗酒,常常醉得不省人事。直到有一天早晨,我二舅浑身疲惫地推开家门的时候,在卧室的床上躺着一个陌生的男人。两人离婚了。

离婚分家产的时候,我二舅一个钱都没分到,因为当时我二舅家的房子也已经被抵押出去了,那时我二舅完全是一贫如洗,婚姻摧毁了一个男人。我二舅用手下的几辆车把房子赎回来,然后待在屋子里无所适从。当时我表姐四五岁,跟着他过,然而此刻的他已无心照顾我表姐,于是把我表姐送到我家来照料一段时间。那段日子他很颓废,家里人都去看过他,千言万语的叮嘱和安慰都是徒劳。后来我表姐被送到她姥那照料。

我姥爷得知我二舅离婚这事儿,气得慌,张口就骂我二舅败家,不好好过日子。家里人则说是紫兰的错,我姥爷不信,然而久了,听及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也渐渐信了。我姥爷去看了一次我二舅,当时见我二舅喝得醉醺醺,我姥爷当着他朋友的面给了我二舅一巴掌,落了一句没出息便走掉了。

那段日子里,我二舅不分昼夜地喝酒抽烟,一进门就能闻到一股呛人的烟气,平时总是醉醺醺的,当时他也不干活了,有时候也吃不上饭,只是靠着亲戚朋友的接济过日子,很快也瘦了下来。后来他想起了我姥爷,那已经是半年以后的事情了。那天我二舅买了一些烟,进门没多久就被我姥爷撵了出来。我姥爷把烟都扔出来,骂他不孝,半年都不见人,回家就知道要钱,败家,断绝父子关系。

那阵子都知道他挺难的,然而家里人却想不明白他为什么一定要变成这种人。借给他的钱就被他用去喝酒了,本来家里人都以为他会振作起来的,然而一年来他总是一副委靡不振的样子,亲戚帮的再多也就那么多,有时候力有所不及,总不能倾家荡产,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后来家里人也就不再帮他了,想以此方法让他彻底振作起来,那一年家里人跟他断了联系,偶闻他有时候会在街头乞讨,然而大多数时间还是在街上喝的五迷三道。

后来我姥爷得了癌,晚期,家里人要找我二舅,却被我姥爷一口否决。我姥爷说他这辈子再也不想见到这个没出息的儿子。我姥爷就是这么倔,跟我二舅一模一样。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铁嘴豆腐心,否则也不能在床上挺了一年,期间家里人去我二舅家找过很多次,但是家里一直没人,那一年我二舅彻底人间蒸发了。

我姥爷死的那天,家里人又给我二舅打电话,直到出殡那天晚上才接通。那天晚上他匆忙赶到,瘦的只剩下一层皮包骨,满眼血丝,浑身冒着一股酒味儿。我二舅到了之后扑通一声跪在我姥爷棺材下面,“吭吭吭”跟放礼炮似的磕了仨响头,脑门子磕的全是血,然后就晕倒在地。

一群人围上去,我大舅把手指头放在我二舅人中,使劲儿掐,一分钟后我二舅醒了,眼神空的如同深穴一般。他独自一人哆嗦地蜷缩到小屋里,听着外面的唢呐和喇叭吹奏的丧曲。没人知道他在那个小屋子里是个什么心情。大家只是担心他从此以后会更加消沉,永远地消沉下去。

我二舅妈后来上吊了,大家觉得她还是爱我二舅的,只是沉迷于赌局之中无法自拔,便选择了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自从我姥爷死之后,我二舅开始忌酒,在镇上找了一个开车的活。一九九六年春,我家做生意亏本了,一个子儿都没剩,还欠了一屁股债,正在这时,收到一张单子,上面是十万块钱支票,紧接着第二天就听说我二舅蹲监狱了,这让家里人又是一头雾水,大家都搞不清楚什么状况,纷纷去监狱探访,几天之后,我二舅被判处了死刑。

探访的时候大家都问我二舅,这到底是为什么,然而他没说,唯有我妈去探访的时候他才说出了真相。原来在半年前,我二舅在街上偶遇了二蛋儿,十几年前他还是那个通缉犯,现在却成了一本正经的小学教师,法律有效期已经过了,所以没人能判他,他自可以逍遥法外。然而我二舅不许,回家把房子卖掉了,把攒的钱一部分留给了我表姐,一部分留给处于困境中的我妈,便如同当年一般光着膀子提着把菜刀上街把二蛋儿砍死了。

我妈说你跟紫兰都吹了,还砍他干吗?不值!我二舅笑笑,说,晓慧(我表姐)是他女儿。这让我妈大吃一惊。我二舅接着说,紫兰当年被他强奸了,结婚前两个月就怀上了,要不她怎么会嫁给我啊?要是没有他,紫兰就不会变成当年那样儿了,她心里有结,我解不开,她也解不开。

我二舅告诉我妈别把这事儿说出去,以后要待我表姐如同待自己家人一样,我妈当天隔着铁窗跟我二舅发誓。临走的时候说:你总忘不了过去。

隔着那一扇冰冷的铁窗,我二舅没说话,只是低着头笑笑说,有些结,解不开。

那是我妈对他最后的记忆。

前几年,我小姨在公安局整理档案的时候,偶尔发现了一份档案,上面贴着我二舅的照片。在我姥爷住院那一年,之所以找不到他,是因为他因为偷窃电缆而蹲了一年大牢。家里有些人说我二舅是死心眼,有些人说我二舅傻,而我则觉得,他是太执着了,人执着是好事,只是执着于过去,还是执着于将来,那也许才是重要的。

直到现在,我也总是想,当我妈对我二舅说,你总忘不了过去的时候,他露出的那一抹笑容是什么意思。

或许他有所悔恨,或许他感到释然,只是这一切都已经无所谓了,因为那一切已是往昔,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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