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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死父亲

2011-11-20

作品 2011年8期

就在两天前的下午，大概三点钟的时候，我妹妹李花给我打来电话，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实话真把我弄懵了，生活中突如其来的事情很多，这也算是一个，而且是特别的一个。当时硬是愣得我坐在办公桌前大半天起不来，我感到忽然间被抽空了身体里的某样东西，双腿发软，眼前充满一层迷雾。我一直愣在那以致于诸葛虹云敲门声都没有听到。诸葛虹云是给我送这个月的财务报表的，她放下东西就悄然离开了。五分钟之后，她和曾波进来的时候，我已经从办公室溜进了楼层的公用洗手间。

洗手间刚刚漂洗完毕，充满了漂白剂的刺鼻气息。我站在窗口，看着楼下的人走路，从二十八层看下去走路的人就像一个怪物。我收回视线把电话拨过去，先是妹夫接的电话，他们显然是在街上，电话里传来那边车流和嘈杂的人声。紧接着我听见妹妹说，我来接。妹夫就把电话给了妹妹。妹妹在电话里再次重申了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她很果决地说，哥，你必须回去一趟。我要是走得开，也要回去的，可是这边店没有人照顾，现在小丫头难找。妹妹李花经营着一家美容店，她的店铺用房是妹夫的二姐的，妹妹出技术且部分资金，两家算是合股经营的一家美容店，做的都是邻居的生意，也有个别散客。

美容店生意不太好，当然也不太坏。那是一个三居室的格局，具体是在南湖二村，其布置显然有家的意味。我有次去南京学习，特地去看了看。深有印象。妹妹总是抱怨招人难，说培养了几个新手，学会了技术就走人了。记得我到达那天，正赶上她那个来自泗洪的姑娘闹着要走，妹妹说她翅膀硬了。那姑娘站在一个易拉宝海报跟前，绞着手，一声不吭。妹妹嘴上说，按着我的脾气，身份证就给你一直扣着不给。说是这么说，还是把身份证从皮夹里掏出来给她，让那个姑娘走了。这种情形，走了好几个，连她的顾客都说妹妹太仁慈。妹妹说，算了，其实都不容易。

妹夫说，难道我们就容易？妹妹无语。妹夫掏出一支烟点上说，你啊，太好说话了，现在的小丫头鬼精得很，见你好说话就跟你耗，知道你耗到最后会把东西给她。他说的东西除了身份证，还有作为押金的一个月的工资。

通完话后，我思忖妹妹说的也是实情，她如果离开了，这个店等于就歇业关门，从南京赶回范水至少路上就来回五个小时，加之说服父亲，她算起来至少要关门三天，关门三天，对妹妹来说是很严酷的事实。毕竟这是一家的生活来源，加之妹夫出租车不开之后，这个小美容店就更为重要了。

因此权衡再三我决定还是我回去一趟。曾波和诸葛虹云再次进办公室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要回一下江苏。他们原本想说需要他们做什么的话也咽回肚里。看情形他们已经从我在办公室的发愣瞧出了端倪：李总家里出事情了。他们一脸肃穆，眼神似乎为了配合我，闪发出萎顿的目光。

次日的车票是诸葛虹云帮着订的，她是一个行事利索的女人。她把车票交到我手上并且叮嘱了一句说明天可能有雨，路上小心点。果然一大早就被雨下醒了，醒来的时候是先想起诸葛虹云的话，再想起要回家这么一回事的。我赶紧从床上跳起来，因为从亚运村的住处到木樨园车站路上至少一个半钟头。车子是七点四十准时出发。闹钟跳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洗漱完毕挎上包来开门了，又返回来把闹钟掐灭。紧接着又开始找伞，总之有点手忙脚乱。

因为雨和早晨光线的缘故，整个小区和街道像一张发灰的明信片。路上的车显得很稀少，大概等了五分钟才从南边路口拐过来一辆现代，前挡风玻璃那亮着红灯，显然是辆空车。我上了这辆车后才发现司机是一个女人，卷头发，用浓重的京腔问去哪？我说木樨园车站。

出乎我意料的是她竟然说，下车。我说为什么？她说，不为什么，那地方不去，我马上得下班，我以为你往北苑走。向北可以送你一程，向南你另找车吧。

如果是一个男的我还会抢白两句说拒载的话，可是看那女司机一脸倦容也懒得说了，只得下车，重新撑开伞站在雨心里。

所幸的是不到两分钟我就又上了另一辆现代，我还没有上车就在车窗口先嚷了一句：木樨园。这回是一个四十岁开外的中年男子，鬓角花白，右脸颊有一个疣子，眼睛很大。他皱着眉直点头示意我上车。

路上不堵车，从三环一路开到木樨园用了半小时，我下车时雨已经小了很多，基本不用打伞。门口有比我更早到的人，有的拖着行李箱，手里嚼着油饼，有的站在那呆望，好像对于是不是离开北京还很迟疑，有的则在一旁的电话亭里叽哩哇啦的和家里通电话，这是在车站门口的情形，候车室里则更多人，坐着躺着站着的。

他们脸上一律显得脏兮兮的，好像一夜没有洗脸，眼睛里充满饥饿感，好像在北京一直没有吃饱饭的样子。他们的表情好像既愤怒又难过。

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哥哥李棉从广州登上了火车，他给我发信息说，是妹妹告诉他这个事情的，他正好也想回家一趟。他说他先到南京过一宿然后早晨乘7点钟的南京到安宜的班车。他说他应该在我后面进家门。他最后一条信息是：我不是特地为此事回去，我是因为另外一件事情。我问他何事？他没有再回信息，看来只有到家后见面再说了。

车子出了车站后，并没有立即走上公路，而是向东而去，到了大望路。因为在那儿，也就是大望桥下还有将近十来个人等着上车，看情形那些老乡是坐惯了的老主顾。车子整整晚点了一个小时才真正的驶出了北京，上了京津塘高速的时候我就睡着了。车子里坐满了人，他们中绝大部分是老家的人，他们的家分布在我老家的周围方圆百十公里内，有两三个操着南河腔的，和我们家的自留地仅仅是一河之隔。由于我多年在外，他们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得他们。

他们是回家赶着农忙的，有一个男的，三十出头的样子，穿着红衬衣，从座位底下拿出一把新口弯刀。他用手试着刀锋。车窗外的光线照着他和他手里的刀。他说他早就想农忙的时候打把好刀带回去，每次总是急急忙忙的忘了，这次总算了了个心思。先是有人笑他，经常没大魂，老忘事，说他有一次买香烟竟然将香烟丢在了杂货店的柜台上。紧接着旁边的人笑他，老家连一把刀都买不到？用得着这么老远，从北京买刀？他坚持说那不一样。说着就把刀塞到了座位底下去。一路上那个用纸片将刀口包扎好的镰刀经常一直滑到我的脚边，我总是脚跟用力将它抵回去。

车到淮阴的时候，我才有了一个隐秘的冲动，那就是我想拥有这把镰刀。我想象自己将这把刀从我的背包里抽出来的样子，而且是当着父亲的面。如果我回去还赶得上的话，我也要顺便吓一吓那个娘们。对于这个情形的设想我总是屡屡不能如愿，因为我从没有见过这个女人。我能想象出来父亲见到我抽刀而出的惊愕，但是我想象不出来那女人惊吓的样子。我没有概念，我从来就不认识那个人。她是突然出现的，出现在父亲的生活里，搅乱了我们一家子人的脑袋。据说我二舅舅已经开始不跟我父亲说话，甚至不接我父亲的电话，他家稻田收割的时候也拒绝了我父亲的帮忙。关于二舅舅不和父亲说话的事情还是后来知道的。

大舅舅因为隔得遥远，在另外一个集镇，和我的大表哥住在一起，平时就很少来往，因此对于父亲重新找了一个女人他或许没有什么所谓的态度。他几乎在我父亲这个年龄更早些时候，便成为一个鳏夫。我大舅妈死得早，或许能理解父亲。

我幺舅舅的态度则显得模糊，不反对也不赞成，他每次去范水上班总要骑车从我们家门口经过，父亲和那个女人在院子吃晚饭，或者一起翻晒稻谷的样子他肯定也见过。幺舅舅向来和我们家走的近，他和我母亲姐弟感情也最好。他肯定会有点伤感，毕竟在这个院子里的一切曾经属于他的姐姐也就是我的妈妈，可是她已经入土三年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关于爸爸和那个女人，幺舅舅跟我很简略的提过一次，而且是在谈表妹工作之后。他说，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只是。幺舅舅当时在电话里只是了两次才蹦出一句话来，我们觉得这不怎么好。

在幺舅舅通过话之后我一直想找个时间和父亲电话，可是总是忙忘了。有一次想起来，但是一看钟点已经是十一点，显然父亲在那头已经睡了。父亲在八点左右就上床睡下了。逢到农忙最多九点。有一次我电话过去他已经睡着了，但是电视还开着，他经常这样，坐着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母亲去世之后很快就冬天了，我们兄妹三个轮流从三个不同的城市给父亲电话提醒他上床后不要抽烟。有一次他抽烟坐在那看电视，睡着了香烟掉在被上将被烧了一个大洞，所幸的是母亲那会还在。母亲生病的时候就经常说到这个香烟落在被窝上的事情，要不是她醒睡，房子早烧掉了。事实上我们也看见过那床被烧坏的被子，像被头上一个黑色漩涡。

母亲走了之后，父亲是很孤单的。他经常开着电视睡着了，夜里一觉醒来看见电视沙拉拉的响着随即关了之后他又睡不着了，紧接着他只得又打开电视。他有次和我通电话的时候说不应该把妈妈所有的东西都火化了。那个时候我们怕父亲睹物思人，所以在家里其他亲戚的主张下，就将所有的妈妈的衣服，鞋帽，还有照片全部火化了。

他幽幽地在电话那边说，不应该全部烧掉，现在想找，一样也找不到。

父亲这么说，我一时找不到话说，听见电话那边，父亲停顿了很久。

我相信父亲是爱母亲的，只是老天把他们分开了。这个谁也没有法子的事情。老天要这么干，谁也拦不住。

按照本地风俗，丧偶的一方在三年里不得另找他人，要守孝三年。三年之后，母亲投胎成为另外一个人，一个和我们大家无关的人，父亲是可以找一个人的。父亲是需要一个伴。我们谁也不反对他拥有一个伴。父亲是和共和国同岁的，今年五十九岁，按照他们的说法他还年轻。事实上父亲还不能算是一个老人。

关于父亲如何度过晚年我们是有过考虑的，我们觉得他在六十岁左右可以找个老伴，甚至我们已经做好了给他操办一场婚宴的准备。就在一个月前，我还和妹妹以及远在广州的哥哥李棉沟通了此事，还说到春节时候可以当着父亲的面把这个问题放到桌面上来谈。而现实超乎了我的想象，或者说，现实走向另一个不可知的岔道。

说到这，不得不提及我曾经接到的一个陌生女人的电话，那会儿我是无法想象，若干时日之后在返乡的大巴车上想象着用一把镰刀吓吓的那个娘们就是她。女人是我们安宜县北部黄浦那边的口音，她的电话显得很突兀，一上来是没有称呼的，更谈不上什么过渡，她开门见山地说，今天是你爸爸生日，你们知道吗？她虽然语调平缓，却是责问的语气。我当时正在和一个客户谈判，匆匆忙忙地说了一句马上打过去就挂了。等我处理完客户的事情再电话过去，那边却是关机。她的责问使我久久地怅然，且处在一种不舒适的状态里。关机意味着一种公然的指责，这些显然是在父亲知情的状态下进行的。也就是说，父亲同意她这么干，同意她在电话那头给他的儿女一鎯头。

还是在两年前，为了便于随时联系到父亲，我给父亲买了一个手机。开始的时候父亲是拒绝的，他觉得家里有电话，何必要一个手机这么个费钱的玩意。后来当他在田头或者去集镇的路上，能接到电话，他才感觉到这玩意的好处来。

手机是父亲的，却是那个女人的声音。再加之事关父亲的生日，从那个陌生女人的口气上听来，不仅仅是我，包括哥哥李棉妹妹李花也忘了这么回事。我很快给妹妹和哥哥发去短信作为提醒，大概在晚上入睡前父亲收到了李棉和李花的生日祝贺电话。父亲总的来说还是高兴的。他甚至笑着在电话里说：虽然是散生日（地方方言，意即非整数），你们还记得就好。那个陌生女人给父亲过的生日，且给他买了一条花格子围巾作为即将过冬的礼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感谢这个女人的，尽管对我们来说她还是一个陌生人，但是对父亲来说，她已经非同寻常。

我是这么跟妹妹分析过的，但是妹妹却不大赞同，她似乎也和我一样不喜欢这个女人的语气。后来听叔叔的老婆在电话里告诉她那个女人的岁数的时候，妹妹本能的反应就是一种排斥。据说还有一次竟然和那个女人吵了起来，妹妹在电话里的语气显露出厌烦，她这股情绪主要来源于叔叔老婆对那个女人的描述，她的岁数要比父亲小十岁左右，关键倒不在这，而是那个女人那种自以为是的劲头。那种感觉好像已经是我们家的什么人了似的，妹妹总这么愤愤地说。

哥哥李棉的反应倒是显得很平常，他觉得那是爸爸的事情，老不管少，少不管老。妹妹在电话里立即就回说了他：老头子不管你的事，你当然这么说。事实上，作为家中长子的李棉迟迟未婚，父亲的确很少问及，倒是母亲生前曾经多次叮嘱，要李棉早点成家。母亲在病榻以至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李棉的婚事。

当然，我的反应大抵上是正常的，或者说是有点平庸，我劝妹妹不要先入为主，不要有色眼镜看人，要先了解后再作结论。但是妹妹就是说啥也不同意，她说无论怎么样她是无法一下子就会接受这么一个人的。

更何况她还是一个有家口的人。妹妹在电话里振振有词，要我极力说服父亲，他那样下去很危险，他将是一个不耻的第三者。这么一大把岁数的人了，弄个晚节不保坏了我们李家的名誉。每次电话里一说到名誉，我妹妹的声调就要一次次在电话里高上去。

我们不能让这个有家有口的坏女人，破坏了我们李家的名誉。

还有家口？这多少让我们吃惊。后来我在妹妹的转述中才知道，原来那个陌生女人陪儿子读书来到了范水镇，在镇上租了一间房子，给儿子烧烧煮煮，据说丈夫是一个瓦匠在常州做活。父亲是因为上街去买番瓜种籽，在她租住的房子屋檐下躲雨，自此相识。按照妹妹和我老婆陈岚的话说，父亲从此热恋了。

父亲很听那个女人的话，要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叔叔老婆说的原话。

她甚至举例说明，在姑妈修房子期间，父亲正在屋顶上收拾瓦片，那女人喊着父亲的名字，要他下来，站在屋顶上的父亲问她什么事情？那女人不说就是要他下来。

你爸爸乖乖地从屋顶下了楼梯，当时还有很多帮忙的人都看见了。叔叔老婆还描述了当时很多人，包括姑妈一家以及来帮忙的人的惊讶情形。这些我妹妹从叔叔老婆那儿得知又转播给我们。你爸爸像变了一个人。叔叔老婆每次在和妹妹通电话的时候都要说上这么一句。

众多迹象表明，那个陌生的女人已经以父亲的女人自居，无论是庄上人还是一些亲朋友都已经知晓了她的存在。我忽然想到，这是不是我二舅一直不和父亲说话的原因？他或许以不和父亲搭腔的方式纪念他的妹妹即我的母亲，也对我父亲的行为表示抗议？

的确在我们看来，父亲陷入这次恋爱是很荒唐的。不仅如此，还竟然说要一起私奔，我清楚地记得两天前我妹妹在电话那边惊诧道：这还是不是我们的老爸，真让人要晕掉了！

父亲要与一个我们眼里的陌生女人私奔，这的确不可思议。私奔这个词汇，如果不是因为那个女人的存在，我可以百分百的说父亲是永远不会和这个词汇扯到一起的。父亲是一个农民，道道地地的一个农民，他有三分自留地要种，有将近十来只鸡鸭要养，还有一头百十来斤重的母猪要喂。说实话，坐在返乡车上的时候我就有点迁怒于那个女人，是她把父亲和我们的生活搅乱了。

当然撇开这点不谈，那么她到底图爸爸的什么呢？我的脑海里回旋着妹妹李花的声音。

是啊，那个女人图什么呢？父亲仅仅是一个农民而已，长得倒不显老，虽说不很英俊但还算像个男人样，浓眉，双眼皮，高鼻梁。他虽说五十八九奔六十了，但是体格上还算强壮，也有一把力气。他好几年前在南京南郊的一家塑料厂打工的时候可以和几个小伙子在卡车上货下货，那都是大碗口粗的塑料管道，长约五米多，很重，至少我一手难以提上肩膀。我亲眼见过父亲一根根地提起，然后一把汆进车厢。一天一人要上三十来根，体力的消耗可想而知，如果说，那女人需要一个有力气的男人，他肯定还算得上。说个冒犯的话，父亲在床上也不会差强人意。

按照常理来看，男人奔女人通常为色，而女人奔男人也多是为钱。可是父亲是没有多少钱的，他的存折有三千元高速公路集资款，其中有一半还是当时向姑妈借的，除此之外他还有我一个月前汇过去的一笔稿酬，算是我给他的香烟钱。加上屋后的一棵卖掉的大榆树的一千来块，充其量也就是万把块钱的样子。怎么说，他也算不上一个有钱的农民。

当然他算是一个有点见识的农民，这倒是事实。譬如他坐过飞机，那还是他在南京郊区塑料厂打工的时候的福利，还曾经随团去过桂林，来过北京，登过长城。而这些在我们庄上与他同龄的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除此之外，还有，或许能引起他一点内心骄傲的是，他的三个子女都在外面混，至于混得如何倒是其次，重要的是拨出了泥腿，在另外一重世界里。

那么是父亲的见识对那个女人产生了诱惑力吗？总之父亲的存款和他的眼神一样透明，作为子女我们是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我记得我这么对李花说过，难道李棉给他还寄钱？我这种说法，李花嗤之以鼻，她认为不可能，李棉自己倒是泥菩萨过河的人了，还顾得了老头子。我说那倒不一定，万事皆有可能。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猜测还像那么回事。

父亲有一次在电话里说到，他的钱在折子里没有动，一分也没有动。他的零花钱如香烟费、人情行礼基本是靠在离家不远的一家锯木厂帮忙所得。吃什么都是自己的，自己种的菜，自己鸡子生的蛋，自己的菜籽油，吃水是用大河里的活水，既环保又省钱。父亲说得不错，在家里他已经谈不上还有其他什么开销。

有一阵子我电话里还交流父亲晚上吃什么？直到听说他打了肉烧了鱼汤自己才觉得心安，仿佛自己也吃到了一顿鱼肉下肚的感觉。有一次他忽然说，你们别老担心这担心那的，人家不是那种人，她从没有花过我一分钱，一次都没有。

我在电话这边说：我们不担心其他的。

他随即就问，那你们担心啥？每次李花也好，你也好，就问折子里还有钱吗，不够，我给你寄，你们嘴上都这么说，实际上是另外的意思。我知道，我养的孩子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

我被父亲白斥一顿，就把话题往鸭子鸡子上引，往屋后的鱼塘上引，往大榆树上引。好不容易岔开话题，终究想说的话一句没有跳出来。

说实话，有好几次我差点把那句话说出口了，但是还是在舌板下压了压继而咽回了肚子里，我觉得这话由我们作子女的说出口总是不合适，只是每次电话临结束浮皮潦草地说一句，天冷了，保重身体。实际上这话的潜台词是要他注意身体。我曾经尝试着从另一个角度跟我做木匠的叔叔说过这个话，我觉得由叔叔向父亲传达比较合适，事到如今我也不知道父亲是否接受到过叔叔的告诫。

这个女人不图钱，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她到底是图啥呢？难道是真爱吗？我这样的说法引起了妹妹李花在电话里的一阵大笑。她的笑是很有感染力的，我想到这儿的时候，也不期然地笑了起来，甚至笑出了声，好在整个车上的人好像都在打盹。在我邻座的那个老乡微微张开着嘴，他的年纪和父亲差不多，只是头发比父亲少，鼻子比父亲塌。随着车子的颠簸他几乎将头靠在了我的肩膀上。

我在想，难道父亲除了母亲，就不能再有真爱吗？这个问题搅得我睡不好觉。父亲也是一个男人，我过去的意识里他只是一个父亲，从来没有想过这层面的意思，母亲去世之后，突然有一天我想到父亲晚上入睡，床上只有一个枕头，床上只有他一个人的时候，我才想到父亲是一个男人。母亲生病三年，加上父亲有孝三年，整整六年时间他是一个人。六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父亲的寂寞是可想而知的，因此当第一次听说父亲陷入热恋的时候我没有惊诧，只是我们觉得他迟早要找个老伴，有了这个人的存在，至少能解决父亲和我们相隔着的生活矛盾，我们也不希冀这个人做的像母亲那样好，她只是提醒他洗脚上床，提醒他早晨喝杯牛奶，提醒他及时关掉电视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可能的话，她能让父亲过上性生活就更好了。

但是，现实生活稍稍和我的预期有点出入，在父亲的生活中的那个女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年轻，她比父亲小十一岁，将近小一成。更为关键的是她还是一个有夫之妇。这不得不让我们一大家子为之揪心和不安。我们觉得完全有必要劝阻他们，而且刻不容缓。

如果他们的确是真爱，就像我身边那些男男女女之间发生的那样又如何呢？虽然我父亲不会短信传情，但是他们之间的电话总是不断的。有时吃饭的时候父亲的手机就会很响的响起来，起初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一个女人，还并不知道就是那个小他十来岁的女人。

父亲总是到阳台上去接，很短促的说几句，挂了电话，然后坐下来继续吃饭。通常这个时候我们装作不在意的样子。看着他低头吃饭，我注意到他的额头上闪着年轻的光亮。说实话，至少我在内心里是替父亲高兴的。

母亲去世之后，我们曾经把他接上城住一阵子，那会儿我还在禺城教书，他总是住不惯，他跟庄上的人描述城里的生活毫无乐趣可言，他说就像关在牢里一样。而南京却是另外一回事情，妹妹接他去南京过过一阵，父亲对于南京是不陌生的，他曾经在那生活了十来年。他初到南京的时候是一九八九年，在瑞金路的一家百货商店踩三轮拉货，去南京南郊铁板桥的那家塑料厂是后来的事。我一九九О年在南京上学，每个周末总要去他那，父亲总会在路边的熏烧摊上剁只片鸭子，一起喝着啤酒。或许他认为我上了大学，应该可以喝酒，并且可以放开了喝，有一次就喝醉了，在百货店的后面的库房里吐脏了他的蚊帐。

总的来说，他在南京要比在禺城快活些，禺城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他对南京的街道了如指掌，据妹妹讲父亲在南京的时候，总喜欢骑着一辆单车带着外孙四处转悠，脸上开心了好多。

父亲最终还是觉得回家里好，他在家里，地够宽敞，床够大，菜够吃，水够喝，而城里这些都是有限定和成本的。金窝银窝不如草窝，这是我母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父亲向庄上的人复述了在城里的感受后总是要附带说这么一句。

回到家之后的父亲，是很自在的，他可以端着大碗吃着就去邻居家串门，可以伸筷子夹邻居家桌上的菜，还可以跟邻居家的女人说上几句笑话。有时候他下田放水，看到沟渠里有鱼，就伸手一把抓到，一看嫌小还不够一碗汤就又放下水了。

除了两季大忙之外，父亲的日子比较清闲，白天他和庄上的人打牌，父亲的眼睛不太好，发牌的时候眼睛几乎凑到牌上，对此我们从没有劝阻过，这是他打发时间的乐趣之一。从牌场上下来回家之后是父亲最不想面对但又不得不面对的时光，我能想象得到，尤其是他打开家里那道院门，看见堂屋一片漆黑的时候，父亲走进了寂寞的黑洞里。过了好久，他才摸索着找到墙壁上的灯开关。

要在往常，母亲总是做好了饭菜，用一个淡蓝色的塑料龛篮罩住，就罩在堂屋的桌子上。电视机在卧房里响着，母亲坐在那看电视。看见他吃完走近来母亲总要微调转头，笑着问他：赢了几块钱？

我曾经多次设想过那个对我们来说很是陌生的女人坐在卧房的那个酱色皮面的沙发上，她会像母亲那样吗？或许她会和父亲说着下午的牌局和她在集镇上遇见的什么人或者事情。父亲的下午通常在锯木厂帮忙，或者就在牌局上。他的牌局多半是几块钱的输赢，最多是五十元而已，纯粹是消遣，这种消磨时间的方式也是父亲为数不多的乐趣之一。父亲另外一个乐趣就是喝酒。

关于这方面，我曾经在一篇小说里影射过并且毫不留情的将之说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酒鬼。

在我们兄妹三个的幼时记忆里，父亲这方面的给我们的印象多半是不愉快的。

他有次深夜醉倒在田里，记得那会已是快年根岁晚的时候了，我们全家出动，打着手电终于找到了他：他的头枕着一沟污水，全身蜷缩像一个大草虾。等我们扶起来的时候他就大口大口的将肚里的东西吐出来。他醉酒厉害那会儿岁数跟我现在差不多大，我对那个夜晚手电灯光下的蜷缩的身影记忆犹新，我至今很少沾酒也多半是受那个时候的影响，我断定父亲弯在我们臂弯里，张口狂吐的时候，那个五脏翻江倒海的劲头是世界上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至于我因为工作和业务上的需要稍稍开了酒兴，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对于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我们总能找到另一个角度说服并原谅自己。

汽车突然停住，有人开始往门口走，这时候已经是下午了，窗户外面的有几个聚集到门口来的汉子来抢着拿行李，旁边几辆三轮车作出一副随时待发的姿态。司机跳下车，将体侧的行李箱打开，有人不放心怕拿错了特地趴到窗口去看，而我继续闭上眼睛。等待车子开动。

只听哐当两声，车子的轮子随即开始擦动地面。车子又往前进了。

离家愈来愈近了，大概还有两个小时进入安宜。一过安宜，离家就不远了。

我感觉到那把包着布的镰刀，又一次靠上了脚跟，我习惯性的用鞋子轻轻的将它移一下，然后推到前面的位置去。到这刻为止，我还不知道这把镰刀在三个小时之后出现在我的背包里。一个人和一个人，只要到了时候终将会遇见。一个人和一个东西也一样，我相信这句话。

车子里开始弥漫着一个桔子的味道。然后是鸡蛋和方便面，还有火腿。司机转动着方向盘，他叼着烟，和旁边坐着的那个售票的中年男子说着去年的油钱，还有从报纸上读来的新闻。那个售票的用手指蘸着唾沫，数着钞票，回应着司机的话。

我感觉到自己又被一阵飘忽而至的倦意按捺住，很快我就再次睡着了。

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六点钟了，天已经擦黑了。运河上的机驳船好像一直没有动，一辆接着一辆，像幅剪纸一样。公路的路面上有积水，显然也下过一阵雨。

街头的灯火稀稀拉拉的，远处的店铺显得很小。如果不是路右边的那个渡口提醒，我还以为车子半途停靠，下客或者有人下车小便。再看，左侧的那熟悉的六角亭是那么坚硬，那么真实。

我吁了一口气，终于到了。我感觉自己的双腿酸麻。车上已经没有几个人，大概在我睡着的时候他们下了车。车子停在路边，没有围上来的提着鸡蛋或者矿泉水篮子的小贩，也没有殷勤拉客的踏三轮车的。渡口那边空荡荡的没有一人，只看见一根木桩竖在那儿。其实那不是什么木桩，是一个拴船的石柱。自我小时候，它就在那了。

我感到一阵轻松，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只是感觉到一种稀薄的力量透过车窗微光占据了我整个身心，使一路颠簸积攒的劳顿一下消失殆尽。

车里的日光灯照着司机的脸有点苍白，他掉转头来看着车里零散的几个乘客收拾。

而那个卖票的中年男子，在劝说一个要前往禺城的年轻男子，那个年轻男子振振有词说不能把他扔在半道，他打的是禺城的票。为何把他扔在这？他一脸无辜的站在座位上，要求车子继续向前开。

司机好像懒得解释，只有那个卖票的说，我们把你送上另一辆车保证你到家。当然，最后那个年轻人被说服了。他嘴里轻声地说了一声，他妈的倒霉，下次再也不坐这车了。他在我前脚下了车，我拎着包下一个斜坡走上范水镇的街道时候，他被那个卖票的转上了一辆开往禺城的中巴车。

从范水集镇到家门口，步行的话至少一个小时，如果坐中巴的话就要快的多，但是现在已经六七点钟了。街头小贩正在收拾摊子，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路边买烤红薯吃。红薯的香味极大的引诱了我向那边靠了过去。

那是一个中年妇女，烤红薯的炭火在小巧的炉膛里闪着，光亮映在她的脸上，这张脸满是皱纹，手却是那么白皙，像是从黑夜里画出来的。她的眼神很温暖。

她的手接过钱钞，用另一只手将红薯放在我的手里。那只手戴着手套，上面闪着黑火炭屑。

街道上摊位的灯火照例是稀稀拉拉的，看上去没有精神，包括坐在店铺里埋头算账的人。我挎着包，在这个集镇大道上走着。我想起小时候在这条路上走的情形。当然这条路和我小时候走的那路还是有点区别的，首先路拓宽了，并且延长。以前的街道从运河堤到金水桥这一截，而现在远远向东一直到达跃进桥。

道路延长了，两边自然而然有了很多的店铺，店铺的招牌闪着的霓虹灯要比以前敞亮，时髦得多。那个时候的街道虽然短，不长，但是却觉得很长，很阔大，两边的建筑和店铺也鲜亮得很。

我第一次上街就是用卖废铜烂铁换来的钱去新华书店买书看。我小时候常去的新华书店就在药店和商城旁边，现在药店和商城还在，但是新华书店已经荡然无存。我边走，边回忆着那个时候的街道，那个时候的我。我甚至还在街道上叫卖过自己写的对联。

从县城安宜到韦镇的中巴从那边的运河堤上下来了，看来是最后一班车。中巴车的喇叭声和雪亮的车灯将我的回忆切断了。我跳上了车。我家就在公路边上，这辆车将途经我家门口。

中巴车里有不少人，街道上店铺的灯光从车窗进来将他们的脸勾勒出来，我好像认识他们又好像不认识。这种古怪的感觉一直到我下车为止。

就在我找好位置坐下来的时候，忽然有一个人叫我，我回头一看，竟然是哥哥李棉。这让我倍觉意外。只见他坐在后排的位置上，穿着一件笔挺的西装，他用脚搂着过道上的行李箱，我惊呼这么巧。他笑笑说他搭上了一个熟人的顺风车。原来李棉到南京一下火车准备打车去定淮门大街妹妹家的时候，看见一个熟人，熟人开辆奥迪A6。

陈贵兵还记得吗？李棉身高要比我高些，他坐在后排座上，像是陷进去大半截身子一样。他的腿弯着，脚上的皮鞋直发亮。

李棉对我的记忆似乎很失望。他于是扁着嘴进一步提醒说就是那个经常流鼻涕抄我作业本的。这小子现在腰缠万贯，他是送他的小老婆回安宜，恰好就这么遇上了。

李棉说那小子的眼睛尖，我一点也没有认出来，体积变得比以前大好几倍，走路一晃三摇。

我揶揄他说，说明这么多年你没有变化，人家变化大，你肯定认不出来。

有一个鱼贩经过门口的时候，父亲正好从牌桌边走开，这次他是作为看客。他没有等牌局结束感觉到要上个厕所，就匆匆的往回赶，就快要到门口的时候就遇上了鱼贩。鱼贩的篓子里的鱼吸引了父亲，它们在黄昏里发出银白的光亮。父亲站下来和鱼贩一番讲价还价之后就全数买下，总共才有十来条，按照鱼贩的话说正好佐酒。父亲付了钱之后，就开了院门进了厨房忙着杀鱼煮鱼去了。

当他看见桌上吐有好多鱼刺的时候，才想起来要上厕所，竟然忙忘了。当他推开碗站起来准备往外走的时候，他又不得不忽地站住，脸上的表情一下子瞬间凝固了。

对面的女人扬起脸来问他，怎么了？

父亲取而代之的是口腔里的舌头的搅动声，他被一根鱼刺卡住了。女人站了起来，满脸关切的问鱼刺在什么地方，父亲依旧没有说话，他的视线盯在空中一个点上。他在用舌头的触感寻找着那根刺。

女人要求父亲张开口腔，她或许是第一次看见父亲空洞的口腔和被香烟熏黑的牙齿。她的视线伸了进去。父亲的喉头拉动了一下。女人要求父亲把嘴巴张得再大点，父亲照着做了，他感觉到再张开就要把嘴巴撕裂了。嘴角的疼感促使他又合上了嘴巴，他再次用舌头寻找着。他似乎逮到了它，用舌头舔动着。女人要求他再次张开口腔。

父亲的眼角竟然有点眼泪出来了，这个眼泪是没有情感的，完全是因为张开嘴巴时间长的缘故。眼角之泪像是他合上嘴巴后口腔里的空气挤兑出来似的，因此称之为液体更为确切一些。这个和后来我们父子三人在房间里谈话时出现在父亲眼角的晶亮亮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就在我们跳下车进家门的时候，父亲正在堂屋里张开口腔，经过对面女人目光的搜寻和父亲自己舌头的努力，两根小小鱼刺终于找到了。当他看到我和李棉出现在门口的时候，他先是吃惊，然后是瞬即的打掉了对面女人那个扶住他的头的手。父亲的惊讶使得对面那个女人瞬间凝固住了。

我们和父亲坐在堂屋的时候，那女人匆忙走进了厨房，只留给我们一个背影。她的匆忙使我们几乎没有看清她的样子。只是觉得个子较之母亲要略高些，但是比父亲要矮。这是一个一头卷发，穿着红色毛线衣的女人。

父亲似乎没有多说，厨房里已经开始忙开了，那女人显然是为我们做吃的。桌上的浅口花边碟子里有好几条红烧鱼，还有一个韭菜炒鸡蛋，看上去显得很可口。在青花瓷碗边上有一个小酒杯，酒杯里还有点酒底闪着光。

回来怎么也不说一下呢。父亲不停的说这句话。

我和李棉的突然回家让父亲有点措手不及，其实这正是我们要的效果，看他脸上的表情，这是一个男人的羞窘。好在没过一会，父亲就开始和我们谈笑风生了。那个女人在我们说笑间一直在厨房里忙碌，看不见身影，只是能听见那边传来锅碗相撞的声音。

我们这儿，客人上门，临时应急招待多半是面条和两个鸡蛋。

女人给我们做的就是面条，只是少了鸡蛋。父亲帮我们从厨房端来，热气腾腾的。到此刻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和女人打过正式的照面。即便很晚，也没有看见她出现在我们面前。父亲点了棵烟，眉头自我们进屋就没有松弛下来过。

父亲陷入了一个困境，看着父亲额上像铅条一样的皱纹，有那么一刹那我有点后悔回来。这只是一念间，我终于还是觉得无论这个女人如何，父亲总归不能拎着行李离开这里。按照妹妹李花的说法，他这样做，让我们儿女还怎么做人？这个根深蒂固的念头此刻也盘踞在我的心上。如果他找个“半边人”正经八百地过日子，我们百分之千地赞成。当然如果是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也不会有这个故事了。再婚，在这个世界上本就平淡无奇，我们的父亲再婚，最多让我们平添点生活的喜庆罢了，但是现在却不一样，父亲不仅热恋了，而且还要计划私奔。让我们得到这个讯息几乎是闻见一种突然而至的噩耗。

我努力递眼色给李棉，让他开始和父亲切入正题，不要一味地沉默，可是他偏偏装得很愚钝，一点也不明我意的意思。

堂屋里很静，能听见日光灯的镇流器的声音。香烟的烟缕从父亲的嘴里冒出来，那一瞬间的感觉我们像是三块石头。

你到底怎么想的？我的话从舌板下翻身而出，我自己也觉得这句话很突兀。

父亲能听出这句话的语调和它的潜台词，就是说：这不合适，你偏要这么干，你到底是怎么想的。父亲侧了侧头，不说话，用力吸了口烟。

老大，你那笔钱我一分没动。父亲开口王顾左右而言他。李棉脸上一怔，说，给你就用啊。至少李棉的语调听上去很慷慨。

没有，你到时候要用钱的。你给我的，我都一分不少存着。包括阿布和小花给的。父亲边说边将烟掐灭在碟子的边沿上。父亲说的是指李棉婚事要用钱。李棉低下头来，仿佛被点了穴道，中了软肋。后来李棉告诉我，虽然此次回来另有他事，但他一路上还是想好了一肚子话准备劝父亲，但是到临了一句话也没有用上。

你哥哥你总归要支持他些，他在深圳一人混也不容易呢。你毕竟不同。父亲这个话是对我说的，语调有点变声了，甚至在发最后一个同字音时候夹杂着一丝莫名让人发颤的东西。

父亲的眼睛红红的，眼角有点晶晶亮。

你们是成人，我也不是小孩。父亲继续说道。他这是在说他自己，他的意思是他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的事情无需我们操心。

我们和父亲的谈话，起初的情形并没有如想象中的热烈和决然。

早在回来的路上，我就设想过和父亲的谈话应该是具有辨证色彩，或者干脆就是激烈的争吵。譬如我们责备他不能也不该这么做，做一个第三者，无论如何是不道德的，无论人家的婚姻生活出现什么问题；譬如他是长者，给子女开了个什么样的头等等，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和父亲唇枪舌战一番，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拥有大多数，而父亲则是孤军作战，届时他肯定败下阵来，并且放弃他和那个女人的周密计划。但是遗憾的是没有出现这样的场面和氛围，那股在胸头堆积的东西很快在日光灯下被父亲的眼神和皱纹击中并且消解掉了。

我们父子三人坐在堂屋的板凳上，很平静地谈论着，其间烟雾缭绕。

父亲是在三天前订的票，他们的路线是扬州、南京、西安。他们想先是乘大巴到达扬州，在扬州逗留一天之后，前往南京。如果妹妹不接受他们进门，他们将在街上盘桓一日，然后乘晚上的火车前往西安。

至于父亲为什么选择西安而不是北京或者深圳以及其他地方，在我好奇心的驱使之下父亲才说到，西安城里有一个他的叔叔，也就是我们的叔祖父。其实这个叔祖父一直生活在我们的家族传说里，我们自小就听父亲讲过。此叔祖父早年离家，后来去过延安，是位音乐指挥家，有着我们族人俊俏的长相和挺拔的身材。他曾经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来过我家，当然我们是没有印象的。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是偶尔会提到他。后来过了很多年都没有联系过。

如果按照父亲当年说的年岁来论，叔祖父应该已经九十出头。

叔祖父这个人是否还的确存在，由于久不联系，显得有点虚无缥缈。父亲说他是在找东西的时候萌生去西安的念头。确切地说，父亲在家里翻箱倒柜第一次是找母亲的照片，第二次是找存折。在放存折的一件久远的棉衣口袋里。他掏出一张纸条，纸条沾满了樟脑丸的味道。纸条上正是当年叔祖父写给他的西安的地址：西安翠华路21号宿舍楼2栋206室。

父亲相信这是一个冥冥中的指引与安排。他说他到西安去主要就是去见他，如果他还在的话，他是我们这个家族唯一的上人。这话父亲说得倒是确乎其然，祖母走在母亲前面，然后是外祖父，然后是母亲，再然后是外祖母，这是曾经的一两年中家里连续发生的丧事。

叔祖父是他的亲叔叔，虽然时隔久远很少联系，但是父亲相信，如果见面，他一定能毫不费力的认出父亲来。

你就能断定他还活着？！沉默了半天的李棉开腔说话，并且指出了这点，像是酝酿了很久终于找到父亲这个周密计划的破绽似的。

事实上也如此，这么多年过去，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即便还在的话，他还能如多年前那般耳聪目明，行动自如？还没有待我这么戳问父亲。

他是个艺术家。父亲又点了根烟说。此话的意思是艺术家理应长寿？抑或艺术家理解他们的私奔？不得而知。打火机的火苗照亮了他的唇角和眉头，蓦然间我看见父亲的眉毛里有一根毛须通体白色，长长的微微垂着。

随即他掏出票来说，如果他不在了，我们就在西安城里转转。

这个晚上的谈话正在继续，我们已经逐渐掌握了父亲的整个路线，与其说这是一次私奔计划，还不如说是一次旅行。他告诉我们他最多十天就回来了。父亲还说，他的行李箱已经准备好了，就在西厢屋，他打开了一直关着的西厢屋门，的确我们看见两个箱子一大一小，一黑一红偎依在西厢屋角的灯光里。

票也给我们看过了，行程安排也跟我们说了，我们一下子倒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我在心底盘算着，离他们出门还有两天时间，我们必须在两天里打消他们这个念头。我在和李棉去屋后小便的时候交流了此意，他却含糊其辞，只是很响的用尿水冲击着一块瓦片回答了我。

就在临上床之前，父亲为我们打来了洗脚水，我们虽然早已成人，但是却一致的习惯性的消受着这一刻。这一幕不得不使我想起了小时候的情形，我们兄妹三人就在这个红色的敞口的洗脚盆里伸出我们的脚。有时候是父亲或者是母亲捞起我们的小脚，说，一天比一天大了。想到这，我眼睛湿润了。但是我很快努力地掩饰了过去。

我和李棉几乎同时看见了在沙发和床头柜之间有一双高跟女黑皮鞋。就是这双鞋子瞬间又提醒了我们。起初在厨房忙碌的那个女人一直没有在我们的视野里出现，她到底去了哪里？已经是深夜时分，我看见李棉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我明白他就是这个意思。

父亲没有说什么，只是洗了脚并没有立即上床，而是蜷缩着腿坐在沙发上。他打开电视，电视里的荧光立即很苍老地反射在父亲平静的脸上。

父亲这一夜也没有睡好。早上醒来的时候眼泡有点虚肿。李棉说他六点左右就起床了，这让我有点诧异，那个时辰天还没全亮，院子里的鸡似乎还没有叫。李棉说，鸡子是一直没有叫，但是它们打嗝让人睡不着。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是八点多钟了，其间有两个小时他消失了，或者说在我们的睡眠之外，按照他的说法他到田地里走了一遭。他看看田地里的麦子，和活活的沟渠，算是对过往记忆的一种重温。

李棉告诉我，他在田埂上碰见一些上了岁数的庄上人，他们一大早在田埂上溜达可不是因为什么他妈的失眠。李棉继续说，如果，我老的时候也这样多好，我老的时候肯定回来，在田埂上溜达。李棉的话说得一点不错，从院门口望去，路南的那片田野上的确有几个隐隐约约的影子。

太阳渐渐地升高了，照着高高的灰白色的水泥院墙下那丛玫瑰和栀子花，那还是母亲在世时种植的。一开花，母亲总要高兴得给邻居家送几朵。她总是说，好闻，就插在水杯里或者一个水碗也行。就在我和李棉兄弟俩依着门墙晒太阳的时候，就有邻居看见我们进来打招呼时还说到母亲送花的情形，说了几句，她大概觉得说起来也难受就悄然的离开了。

我和李棉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间隙沉默着，或许我和他都想起母亲手上拿着新开的花的样子了。父亲来回在院子里走动，他像惯常那样忙碌着：给鸡撒食，扫院子，打水，晾晒衣服等等。

我们那样子像是回来偷得几日浮闲的味道。

太阳照在我们的眼帘上，清凉而多彩。我和李棉的手机先后响起来，中间相隔三分钟。我刚和北京那边的诸葛虹云交待完一些广告业务上的事情，李棉的手机就响了，他的手机铃声很好听，虽是英文歌，但能听得出来是周杰伦式的说唱风格。听着李棉开始用粤语和对方说话，我觉得我和李棉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他离我很近，也很远。

诸葛虹云问我何时回京？说是一家厂商要赶着看广告方案。对方说要赶在奥运期间在地方台播出。并且强调说，如果不按时的话，人家就要跑单了。我跟她做的交待别无其他，只要求他们（是指我们的广告创意和设计）尽力而为，一切随缘。

诸葛虹云可能在电话里听出来我颇和以前有点不同，刚想说话，却被我适时打断了。随即我便挂了电话。而对李棉那边在电话里说了什么事，我自然是一无所知，他也没有说一句，再加之粤语听去如外语一般所以他也不避我在旁边几里哇啦一通。对方是一个女的，这倒是能听得出来。

但就从他的语气之急促，还佐之大幅度的手势看，显然是一个不慢的事情。

父亲站在堂屋门口，看着我们俩。随即我让父亲坐在门口的条凳上，阳光已经照到父亲的脚尖，他的皮鞋有点旧了，鞋尖还沾着一根草。父亲开始说着庄上的一些事情，譬如西头张承宽被车撞死了，黄家的那个四川媳妇逃了之后又回来了之类。话题显得很散漫，多是围绕这些年我们庄上发生的事情。

哦，对了，你们的中学校长，也就是你们的远房三姑父，猛地在记忆中醒悟似的，父亲说着笑了起来。

我和李棉几乎一致地问道：他怎么了？

父亲继而就说到这个远房三姑父最近在《安宜日报》上登载了一个征婚广告的事情。这个三姑父现在已经年近古稀。古稀之年的人征婚，且在日报上，在我们那地带的确算是一件轰动乡里的事情了。话说远房三姑母年轻时候很漂亮，我在三姑父的校长办公室见过照片，三姑父年轻时候也很英俊，且又是北大的高才生，远房三姑母的父亲是私塾先生，非常赏识他，就将女儿嫁给了他。这段掌故，我们都知道的。可惜三姑母死得早。

不，她死了也就五年多，大概是2003年吧。父亲及时地纠正了我们的印象。

现在能登载征婚启事，倒也不稀奇，但在乡下却的确是一大新闻。此刻，是父亲随意想到？抑或父亲这么举例是为自己再找佐证？我在心里这么想着。就见在花丛那边，一个鸡子开始追逐另一个鸡子。一个是芦花大公鸡，一个是黄母鸡。经过一阵院子里兜圈，芦花终于将黄母鸡压在身下，用尖嘴狠锥母鸡的颈脖，小时候就听说过这样子叫公鸡踩水。其实就是它们在交合，为何叫踩水？也不知道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有何道理。

它们正兴高采烈的时候，便被从院门外忽然窜进来的一只梨花猫惊散了。

我们父子三人静静地看着，脸上没有什么表情，我们好像都各怀心思的样子。至于到底什么心思，我好像在想，也好像什么也没有想。

如果不是幺舅舅的出现，我们在太阳一阵温煦里要打上瞌睡也说不定。我其实一夜没有睡好，除了能听见庭院里李棉说的鸡子的打嗝声，还有父亲在隔壁房间的咳嗽，此外，我脑海里一直晃动着母亲的样子。等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不久，就是鸡叫的时候了。因此，坐在条凳上，太阳一晒，睡意顿时就到。

起初，我想极力地将三姑父的征婚话题引回到父亲身上来，我说，他这么做，也无可厚非啊，嗯，人家是征婚，是公开的，再说——我的话没有说完，父亲就转过脸去了。

父亲站了起来，倒不是因为我的话惹了他坐不住，而是幺舅舅上门了。在三个舅舅中，幺舅舅和我们家比较亲近，也和母亲的长相最为相似，只是头发全秃了。我们的三个舅舅都是秃顶舅舅。按照乡下“外甥多像舅”的不成文的说法，我或许过几年也要变成秃子了，变成一个秃子，那会儿我该是什么样子，我从来没有想过。但一看见舅舅们的脑门和头顶愈来愈开阔和敞亮，就只会让你想到年岁不饶人的老话。

幺舅舅已经将他那辆电动车在院门外架好径直进了来，李棉赶在父亲掏出烟之前，已经给幺舅舅点上了烟。我们能同时回来似乎都在幺舅舅的意料之中。你们还是对这个家负责任的人啊，他这么感慨着对我们说。

幺舅舅在一条长凳上坐下来。他的手指头短粗，有点发红。香烟就戳在几根短粗指头之间，阳光照着，能看见长指甲里一弯黑色。他是不大会抽烟的人，这从他弹动香烟的动作可以看出来。

他对我们在外面混得如何，很是关切。他觉得我稍微有点发胖是一个好迹象，而李棉更显瘦削则表明在外混得不甚如意。李棉冲幺舅舅笑了笑。他倒了一杯茶递到幺舅舅手上，就和父亲在另一条凳上低声说起另外一件事情了。事实上，这件事情才是这次李棉回来真正的目的。

我间或能听见他们的说话，父亲要李棉放心什么，而李棉说这两天他想要用。父亲随即问，这么着急吗？银行开门吗？银行哪有不开门的道理。李棉这么回说道。

我明天大早取到，我就要走。这是急用的。我跟你也早说过，这笔钱不是我的。李棉用鞋尖踢着水泥地上的一个凸起的泥块。父亲吸了一口烟半天没有说话，眉头上的皱纹更像弯曲的铁丝了。

李棉说他回来另有此事，到此刻我才明白。早在三个月前，他往父亲农行的账户上打了五万元钱，并且叮嘱父亲这笔钱不用动，他随时会用。父亲也照例答应了。但是现在的情形看来，父亲已经动了这笔钱。父亲喏嚅了半天，才说出这笔钱是先挪给那个她急用了。虽然只是其中的一半不到，但李棉一听这话还是脸上立即变了色。

我没有跟你说，是我不好，当时事情急，他（这个他是指那个女人的在常州做瓦工的丈夫）倚着墙睡着了，有人喊他没有听见，推土机就推了墙，把他砸在里面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那会你正好有这笔钱来。父亲就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

就两万五，人家还打了借条的。你看。父亲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

借条。借条有个屁用，不就是一张纸嘛。幺舅舅在一旁说的声音很小，但大家还是听清楚了。

见李棉没有说话，父亲又继续补充说，其他的钱一分没有动，我平时的花销一分钱没有从里面出。人家又不是不还，她会还的，当时情况紧急，不能见死不救啊。父亲说完之后，像是松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大口地抽烟。

他忽的走到幺舅舅面前问，你有钱吗？

幺舅舅从条凳上站起身来，边掏裤子边说，要多少？

当然，幺舅舅掏了半天也只能掏出两张来，最后还是我替父亲解了围。我答应李棉过两天我让人给他转账，即便这样，李棉的脸色没有缓和多少。他自此几乎一言不发，默默地喝酒、吃饭和夹菜。中午的饭是我和父亲在厨房里忙出来的。

幺舅舅喝了几口酒脸就通红了，他跟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我小时候的事情，而有些我已经记不得了，譬如我上树拆鸟窝，有一年夏天钓鱼和李棉打架，幺舅舅恰好经过，他看见我一把把李棉推下水。而我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我转头问身边的李棉，李棉支吾着也表示记不得了。

就在这个时候，妹妹和我老婆陈岚先后发来短信，是一个意思。问，和父亲谈得怎么样了？

她们一致希望我和李棉能努力阻止父亲出门，她们甚至在短信里暗示我去悄悄地将西厢门里他们的行李箱藏起来，或者干脆就把西厢门锁上。我觉得我做不出来，或者说，我觉得还没有到这地步。

父亲对于我能及时答应将他借出去的钱先垫还有急用的李棉心存感激，频频跟我碰酒杯。他说，人家会还的，到时候会还给你。我心里说，她拿什么还，怎么还？事实上，父亲愈是这样，我愈是莫名地不安。在这层不安的背后，另藏匿着一个不安，那就是李棉三个月前汇到父亲账上的那笔钱款。那钱到底什么来路？显然是不好问的，我虽然不问，但是我能隐隐地觉得不对劲。

幺舅舅说我的酒没有怎么动，难得回来一趟，理应多喝点。我能看见他的鼻尖开始冒出细小的汗珠。

你哥的酒已下去一半了，你也动一下啊。父亲端着杯子附和幺舅舅的话。

李棉一直在喝闷酒，我看得出来。他们未必看不出来，他们这么说，无非也要我多喝点而已。最后我端起了杯子，分两口敬了父亲和幺舅舅就一下子喝完了。我这样子是在他们面前证明自己的酒量其实一点也不差，我决不比李棉少喝一滴。

幺舅舅很快就给我又斟满了一杯。那通透的白色液体，在有石竹花纹的杯子里漾动着，和我莫名慌乱起来的心情类似。

那女人像是忽然出现的，她似乎还是昨天穿的装束，红毛线衣，一头卷发看得出来是新烫不久的，那样子的确一眼就看出来是收拾利索了准备出门的。因为从大门正面进来，因此这回我们能正面看到她具体的长相。女人算不上漂亮，脸上还有些芝麻点一样的雀斑。

她的颧骨有点高，使她看上去是那种不苟言笑的女人。总之，我没有什么好印象，说实话，她的模样甚至有点让我失望，或许之前我对她有所猜详的缘故吧。我尽力装得很自然，不露出厌烦情绪。幺舅舅满脸通红的样子好像眼前这个女人的出现使他发窘。他想说些什么，但是只见他的嘴蠕动了两下。幺舅舅事后跟我说，他也是第一次正式和这个女人照面。他很是愤愤的说，这女人哪点好，哪点好，你父亲看上她？

她必须要来说清楚，否则阿棉还以为我瞎用了。父亲说着将手上的筷子担在碗沿上。

父亲进一步解释说是他打电话叫她过来的，主要是跟李棉说清楚那笔钱的问题。她是从范水赶过来的，父亲这么说显然是告诉我们她昨天给我们做好面条之后，她没有留宿。我们知道从范水到我们家门口不是一步两步，乘中巴要大概半小时。那么昨天晚上，这个女人是走着那么远的路回去的。

父亲只说了一句，她从范水赶过来的。她叫蔡秀珍。

我们第一次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姓。她脸上的拘谨之色慢慢缓和了，眉眼之间也似乎活泼了些。她抿着嘴向我们点了点头。

这个女人开口了，她的声音和语气要比在上次电话里听起来婉约柔和得多。

她说，我肯定会还的，一分钱不少，他（是指她的丈夫）现在好多了，已经下床走路了。幸亏这笔钱救了急。说完，她拿起父亲面前的酒杯，开始要敬李棉一杯酒以表示谢意。

李棉抬眼望了她一眼，随即将视线移开去看父亲，他似乎对这个女人的这个举动有点不知所措。空气在一瞬间凝固了。她举着杯子，眼睛看着李棉。这个短暂的瞬间显得那么漫长，过了好一会功夫，李棉才将自己的杯子举起来。

她把杯子和李棉的杯子碰出了响声，之后，她没有跟我碰杯，也没有跟幺舅舅碰，把杯子送回到了父亲的面前。其实，她肯定知道，和我和幺舅舅举杯是自讨没趣。她说在范水街上吃过了，为了避免尴尬，父亲要她坐上桌吃几块菜她没有答应，而是悄悄的走到卧房里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去了。

我们继续喝酒，忽地，李棉抬起眼睛扫视了我们一下，然后视线定在父亲脸上，他这样问父亲：

你和她好，是在借给她钱之前还是之后？！

我、幺舅舅对李棉突然的问话，起初有点诧异，再想想，李棉这是话里有话。事实上，李棉的担心不无道理，这个女人要她在短时间里拿出这么多钱是不可能的。

父亲用筷子夹菜，没有回李棉的话。他只是看了一眼对面的李棉。

李棉也用筷子夹菜，继续说道，之前的话，不可原谅，你以为你这把年纪了，还有了真爱？人家无非是知道你有了这笔钱；如果是之后，那就更不可原谅了，她无非是想要用身子来一点点还而已，你还以为是真爱。再说了，她还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听见啪的一声，桌上的一个酒杯被震倒，滚了一阵掉碎在地上。李棉的话激怒了父亲。他一巴掌拍响了桌子，然后将筷子用力往桌上一掷，冲李棉大喝一声：

你给我走，哪里来哪里去！

父亲说罢猛地坐下转过身子将视线投向屋外。屋子里一下子安静得只听见日光灯镇流器的声音，李棉咀嚼的声音。我和幺舅舅也像是突然哑住了，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

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从卧房出来了，静悄悄地找来了簸箕将那些碎杯玻璃扫干净。

此后的时光几乎是笼罩着一种暗红色的酒晕，它使得这个下午的阳光带着迷醉的感觉。我们坐在门口的长凳上，我们四个人，父亲，幺舅舅，李棉和我。女人在堂屋和厨房之间穿梭着，然后开始忙着洗碗抹盏。她的红色毛线衣的身影在我们的面前来来回回。

李棉给幺舅舅一根烟，照例也给父亲递一根去，但是被父亲拒绝了。父亲从裤口袋里掏出一包南京烟。

父亲点上一根烟抽了两口之后大声地咳嗽了起来，显然女人听见了，她走了过来，将父亲嘴上的烟摘下，扔在了地上，用脚踩了踩，一句话不说，又转身去厨房忙了。父亲随即又掏出一根点上，但是很快又被那女人扔在了地上。她的举动使我忽然间想起了母亲，母亲曾经不止一回这么做过，母亲在世的时候还常将父亲的香烟藏起来，她要父亲少抽点，一天两包显然抽得太厉害，简直就是用烟熏肺子。看来，女人在管父亲，她是在做样子给我们看吗？还是情出自然？

由于没有烟，父亲显得有点萎靡不振，他的腰弯下来，肩也塌下来，坐在长凳上，眼睛很散神地盯着空气。幺舅舅在和李棉悄悄的说着什么，声音很低，听不清楚，或许是幺舅舅在批评李棉这么说自己的老子不妥当，或者李棉在为自己的说法辩解。我也懒得去听，酒有点上头，感觉脸颊有点烫。我将凳子往后移了移，让自己的脊柱找到墙。

我闭起眼睛，阳光再次来到我的眼帘上，我又找到了那种清凉而缤纷的感觉了。

那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了我面前，说实话，不光是她穿着的牛仔裤使她显得有点性感，还有她的红色毛线衣也给人一种肿胀的感觉。我阻止这么想，毕竟她是父亲的女人。我随即闭起眼睛，准备继续打盹。

她对我说，你赶快过去一下。她的脸是那种方脸，高颧骨这儿有点玫瑰红，显然是那杯酒的作用。你再不过去，真的要出事情了。

能出什么事情啊？我从长凳上站起来。我看到，身边的长凳是空的，父亲和幺舅舅和李棉，也不见人影。我正疑惑着就听见她的声音说，你跟我来啊。

我只得跟在她后面，她带我出了院门，过了一道水泥桥，这个时候我看见田地里站着幺舅舅和李棉，麦地上躺着一个人，毫无疑问那自然是父亲。我跟着她加快了步子。

这到底怎么回事情？我大声地问幺舅舅，他站在田埂上，双手叉着腰。田埂和麦地上有些摔打的痕迹，幺舅舅并不回答我的问话。他的脸紧绷着。

李棉站在幺舅舅的旁边，也是一言不发，眼睛露出前所未有的目光，这目光让我觉得有点陌生，还有点害怕。父亲侧躺在麦地上，蜷缩着。他嘴里哼哼着，他像是被什么击中了要害部位。

女人蹲下去问父亲，怎么样？父亲皱着眉咬着牙，就是不说话。

女人站起来问李棉，你把你老子怎么样了啊？你倒是说话啊。

关你屁事，骚X。幺舅舅满嘴酒气，他冲女人发了火，他双眼这个时候也是赤红的，他的每个字像是在肚子里憋了很久，像一个个石子一样射出来砸得人疼。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要看行动，显然，幺舅舅对父亲另找女人的态度不是我们起初认为的模糊，他其实是很坚定的，他只是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表达而已。

先是女人和幺舅舅打起来，然后是李棉也和他们搅成了一团，父亲依旧躺着不动，弯着腰，手捂住裆部，好像松开手，有什么东西要飞掉似的。

在麦地上打架在小时候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可是现在，却是三个大人。当然李棉是想把幺舅舅和那个女人劝开的，但是他们像是商量好了一样，胳膊和腿还有手绞在了一起。我能理解幺舅舅，他和我们一样无法接受父亲另觅新欢，而忘记了一坯黄土下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