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云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蚌埠 233100)

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

陈昌云

(安徽科技学院 安徽 蚌埠 233100)

明人;宋濂文学;接受

本文对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情况进行深入考察，认为洪武朝宋濂受到海内外一片盛赞;永乐朝遭受政治牵连，声名扫地，长期无人问津;正德朝，政治平反，文名渐苏，但明中期复古派、性灵派并不十分认可宋濂文学;嘉靖以降，在王世贞的重新标举下，宋濂文名鹊起，晚明诸多名家都给他很高评价，但仍有异调;清人在明人的评判基础上，一致认可宋濂文学成就，宋濂文学接受重回历史巅峰。

宋濂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断遭遇质疑，即使在洪武朝，他“开国文臣之首”的地位就受到刘基、王袆、高启、李善长等人的挑战。王世贞曾描述宋文的接受情况：“而台阁以易夺之久。而至弘徳间，缙绅以古夺之，至嘉靖不尽程古，亦不尽为易者复夺之。盖至于今，而不复有能举文宪名矣，何论著作!”〔1〕(P52)可见宋濂死后，其文章长时期遭遇冷落，整个明代中期宋文几乎被人遗忘。嘉靖以降，随着宋濂历史功绩的重新认定，王世贞、归有光开始称赞宋濂文学成就，而李贽、祝允明等一些思想激进的文人则对宋濂文学思想和处世方式提出异议。明末的胡应麟、焦竑、何乔远、曹学佺等人都肯定宋濂的文学贡献。清人则在明人的评判基础上，一致认可宋濂文学成就，黄宗羲甚至认为宋濂的文学成就超过归有光，应是明代第一文人。宋濂文名在其死后500年间经历不断的沉浮升降，最终赢得定论，实属不易。

一、开国文臣之首

宋濂在明初文坛威望很高，其文学成就赢得各阶层的普遍赞誉。明初君臣对宋濂文学成就交口称赞。朱元璋云：“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于群儒中选，皆非真儒人，各虚名而已。独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虽才不兼文武，博通经史，文理幽深，可以黻黼肇造之规，宜堪承旨。”〔2〕(P2283)认为满朝文臣中，只有宋濂一人称得上“真儒人”，他还夸奖宋濂的文章超越群臣：“然方今儒者，以文如卿者甚少。”〔2〕(P2283)因此屡推他为“为开国文臣之首”〔3〕(P3787－3788)，朝中大臣也异口同声地称赞宋濂文才出众。刘基评价宋濂曰：“其为文则主圣经而奴百氏，故理明辞腴，道得于中，故气充而出不竭。”〔2〕(P2491)认为“今天下文章，宋濂第一、其次即臣基，又次即孟兼，太祖颔之。”〔3〕(P7320)他的评价也得到朱元璋的认可。大学士陶安曾向朱元璋坦白：“臣谋略不及刘基，学问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叶琛。”〔4〕(P0627－0628)可见宋濂的文学成就得到明初君臣一致认可，难怪刘基感慨：“儒林清议，佥谓开国词臣，当推为文章之首，诚无闲言也。”〔5〕

宋濂的文学才华也受到当时众多文学大家的赞赏。欧阳玄称赞宋濂：“大江以南，最号博学者也……予在翰林也久，海内之文无不得寓目焉，求如宋君何其鲜也!”〔6〕王袆也肯定宋濂在文坛上的领袖地位，甚至将他与司马迁相媲美：“吾观宋太史以文章擅名今世，其才气殆前无古人，使其生迁时，与之相颉颃，不知其孰为先后矣。”〔7〕(P500)杨维桢对宋濂入明前后的文章都大加赞赏：“昔之隐山林者，奕乎其虎豹烟霞也;今之显诸馆阁者，灿乎其凤皇日星也。”〔2〕(P2500)正是这些文学名家的赞赏，使宋濂在元末明初文坛名扬天下，文人学子们对他推崇备至，从而奠定其一代文坛宗师的地位。

宋濂的文学才能不仅受到国人称赞，还得到国外人士的认可。宋濂精通佛理，有着深厚的佛学造诣，一些到中国游历的僧人也都慕名和他交往，宋濂也乐于为他们题字作文，宋濂的文名因而得以远扬海外。刘基对宋濂文章在海外的风靡程度曾作过介绍：“高丽、日本、安南之使，每朝贡京师，皆问安否，且以重价购其《潜溪集》以归，至有重刻以为楷式者。”〔7〕(P500)方孝孺也云：“海外殊绝罕至之国，朝贡之使接于国门，至必问公起居安否?购公文集以归，日本至摹刻传诵于其境内，而近则朝廷，远则穷山陋邑，妇人稚子皆知公为盛徳君子。”〔8〕以至朱元璋感叹：“方今四夷皆知卿者。”〔2〕(P2350)去年，任永安博士还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发现国内久已失传的宋濂诗集《萝山集》。〔9〕(P94页)可见，宋濂在日本、朝鲜的深远影响。

二、前期间接引导“台阁体”

永乐至成化朝是“台阁体”文学盛行时代，很多评论家都认为宋濂是明代“台阁体”先驱。刘大杰云：“宋濂的文章，只可算做雍容典雅，可以算是台阁体的先驱。”〔10〕郭预衡曰：“实开此后‘台阁体’之风”。〔11〕事实上，我们不能把宋濂的“台阁文”简单地与“三杨”的“台阁体”混为一谈，“台阁体”文风只是宋濂多样化文风中的一种，尽管比较突出，但宋濂绝非完全的“台阁体”作家。当然，宋濂对“台阁文”文体特征的概括和对“台阁文”的推崇，无疑为后世“台阁体”的产生和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创作典范，很多人由此认为宋濂间接影响了三杨“台阁体”，也有道理。四库馆臣还认为明初的吴伯宗和方孝孺是明代“台阁体”的真正源头，他们评吴伯宗：“诗文皆雍容典雅，有开国之规模。明一代台阁之体，胚胎于此。”〔12〕(P2281)评方孝孺：“使稍稍迁就(指为燕王草诏以欺天下)，未必不接迹三杨。”〔12〕(P2285)而吴伯宗、方孝孺都师从宋濂，方孝孺是宋濂最得意的门生，吴伯宗是宋濂的老乡，洪武四年(1371)，宋濂任会考主考官，选拔吴伯宗中了状元，宋濂还为其父作《故东吴先生吴公墓碣铭》，吴、方二人的文风多受宋濂影响，这也说明宋濂间接影响了三杨“台阁体”。

从台阁体作家对宋濂文学的接受情况更可了解宋濂对“台阁体”的真实影响。洪武末期，宋濂被发配四川，客死他乡。因罪臣身份，其人其文一度遭遇冷落，20年后，门人方孝孺等人于明惠宗建文3年(1401)编刻《宋学士续文粹》。但不久方孝孺不仕永乐朝，被诛灭十族，宋濂因是其师，受到连累。宣德朝，明宣宗下令为方孝孺平反，而直到明正德8年(1513)，朝廷才正式为宋濂平反，追谥“文宪”。〔13〕其间宋濂文集刊行不多，文章影响力也因其政治遭遇而大打折扣，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四川按察使黄溥以“汰其重复”、“以从简约”的方式编排《潜溪集》、《萝山集》等书，刊刻《潜溪先生集》，这是入明前后的选汇本。天顺五年，浙藩左参政黄誉刊刻《宋学士文集》，选汇宋濂入明前的作品，这两个版本只在地区范围内流传，影响不大。明武宗正德九年，张缙刊刻《宋学士全集》，收录宋濂入明前后作品，这是当时最为完整的宋濂诗文集。只到此时，宋濂文章才再度风靡全国，其文学成就也得到广泛认可，并对当世文人的文学创作产生深远影响。

“三杨”台阁体的形成和繁荣期是在永乐、洪熙、宣德、正统4朝，历时60年。期间，宋濂政治上没有平反，由此影响他文章的传播和接受，好在他的文集没有像方孝孺那样被查禁，但对当时文坛的影响也不大。“三杨”对宋濂很是避讳，在自己的文集中很少谈及宋濂，但“三杨”作为台阁大臣，完全有机会看到宋濂文章，只是顾及政治舆论，不敢轻易赞美宋濂文章。“三杨”中只有杨士奇在赞扬王袆时顺便提及宋濂：“我国家龙兴之初，金华宋公景濓、王公子充相继入翰林持文柄，时诏修元史，二公皆任总裁，岿然一代之望也。”〔14〕(P545)间接肯定宋濂在明初文坛的地位，事实上，杨士奇自幼受业于外公之兄陈谟，其文风也受到他的影响。纪昀等人认为：“(陈谟)文体简洁，诗格舂容，则东里渊源实出于是。”〔12〕(P2279)而陈谟与宋濂是文友，宋濂很欣赏其文章，在远行路过江西时，宋濂还特意登门拜访过陈谟，评其文章：“汤盘禹鼎，器之古也，太羮玄酒，味之正也，唯知者能知之。”〔15〕(P526)称赞陈谟文章颇有上古之风。受老师影响，杨士奇应该十分赞赏宋濂文章，只是迫于政治环境，不敢过多明言，因此我们很难从“三杨”的言论中寻绎他们对宋濂文风继承和发展的线索，但在文学创作实践上，“三杨”台阁体与宋濂的部分台阁文在内容和风格上有着惊人相似，“三杨”经常接触宋濂的文章，不可能不受其影响。四库馆臣评杨荣文章：“台阁之文所由与山林枯槁者异也。”〔12〕(P2290)此语就本自宋濂《汪右丞诗集序》文中。由此可以推测：“三杨”内心很欣赏宋濂文章，其台阁体文风受宋濂影响，但他们都没有明确承认自已模拟过宋濂文风。

随着天顺朝宋濂文集的两次刊行和朝廷政治高压的松动，宋濂文章得到大多数文人的关注和认可。天顺朝吴讷《文章辨体》选汇宋濂62篇诗文。景泰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彭华也云：“金华濳溪宋景濂先生，博极经史百家书，发为文章，奔放雄豪，与司马子长驰骋相上下，而理致过之。”〔16〕(P455)赞扬他的文学才华与司马迁不分轩轾。另一台阁大臣姚夔也称赞宋濂：“金华宋景濂氏以文章佐太祖开创之业，庐陵杨文贞公以文章辅列圣太平之治，见诸制作，著之事功，一皆本于道，而非空言为也。”〔17〕认为宋濂和杨士奇都以文章辅君治世，他们用文章践行儒家的事功观念，两者文风有相似之处。

延至台阁体发展后期，成化、弘治朝的文坛盟主李东阳就直接赞美宋濂，将他归为同类：“我国朝扫除荒乱，奄有六合光岳之气，全得于天。自高皇时，宋学士景濓诸公首任制作，而犹未得位。文皇更化，杨文贞诸公函起而振之。”〔18〕(P309)“国朝洪武初，肇启文运，宋潜溪诸公远不可见。永乐以后至于正统，杨文贞公实主文柄。”〔19〕他把宋濂归入“台阁体”阵营，视作明代台阁体的滥觞阶段，“三杨”文风则是台阁体的鼎盛时期，三杨“台阁体”与宋濂文风紧密相承。李东阳本人是明代“台阁体”后期领袖人物，他看到宋濂与台阁体的亲密关系，因而对他的文学成就和地位大加赞赏。由此可见，宋濂文学在台阁体演变过程中，逐渐走出政治阴影，人们开始注意其“台阁文”成就，酿至成化、弘治朝，台阁文臣已将他视为“台阁体”的有功之臣，他虽对“台阁体”的产生只起间接引导作用，但对“台阁体”后期的发展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20〕

三、明中期的饱受冷落和终遇知已

明中期，七子派、唐宋派倡言诗文复古，“吴中四才子”偏好世俗文学，而王阳明、李贽等心学派人物则离经叛道，倡言打倒经典神圣，这些流派多不看好本朝文学，由此导致他们对宋濂文学不甚关注，谈及者也往往褒贬不一。

活跃于弘治、正德年间的前七子是直接作为台阁体的对立面出现的，他们对台阁体末流之失深恶痛绝，于是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旗帜。在此思想下，他们不仅对“台阁体”文学嗤之以鼻，对明初诗文也不以为然，连宋濂这样的明初文学大家他们都置若罔闻，翻检他们的文集，除徐祯卿的历史著作《翦胜野闻》中有《宋濂获罪》一文外，几乎没有提及宋濂，更没有评论宋濂在明初引领的文学复古思潮，但这并不能说明他们与明初文坛领袖宋濂在文学传承上毫无瓜葛。

事实上，七子派所倡导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师古标准和“模拟生新”的创作方法并非凭空建构，它经过明前期相关理论的长期酝酿和积淀，宋濂在明初倡导的诗文复古潮流对七子派的文学主张有着开源导流之功。作为明初最有影响力的文坛领袖，宋濂明确提出过“师古”主张，其复古宗尚虽然多元化，但也包含着对秦汉文和盛唐诗的推崇。散文取法方面，宋濂说理散文的复古统序是由欧阳修、韩愈，溯孟子而上窥《六经》，但在纪事散文体系中，他以秦汉文中的《史记》、《汉书》为取法对象，并对它们的不同风格都作了详细描述：“濂尝讽二家书，迁之文如神龙行天，电雷惚恍而风雨骤至，万物承其濊泽，各致余妍;固之文类法驾整队，黄麾后前，万马夹仗，六引分旌，而循规蹈矩不敢越尺寸。”〔2〕(P831)认为《史记》笔法恣肆纵横、神奇多变，而《汉书》笔法谨严，文理自然，宋濂传记文也深得《史》、《汉》之精髓。这与七子派偏重叙事散文，提倡“文必秦汉”的主张是一致的。诗歌复古宗尚方面，宋濂在《答章秀才论诗书》中就表露出崇尚盛唐的思想。文中在列举李白、杜甫、王维、韦应物、岑参、高适、刘长卿、孟浩然等开元、天宝及大历诸家之后，认为“诗道于是为最盛”。〔2〕(P208)他还在《杜诗举隅序》、《题李太白观瀑布图》、《李太白像赞》等文中盛赞李杜，表明他标举盛唐诗的诗学思想。模拟创作方面，宋濂诗文创作都从模拟、揣摩前人作品入手，他早年师从吴莱学习古文辞，“益取经史及诸子百家之书而昼夜研穷之，凡三代以来古今文章洪纤高下，音节之缓促，气焰之长短，脉络之流通，首尾之开阖变化，吴公所受于前人者，景濂莫不悉闻之。”〔2〕(P2323)对历代名家名篇揣摩至深。宋濂还对“自汉魏至于近代凡数百家之诗，无不研穷其旨趣，揣摩其声律。”〔2〕(P489)可见其深谙古诗文法。

由此看来，宋濂的复古文论对明代文学复古思潮有着肇始之功，不可低估。它中间虽经台阁体的阻碍，但一息尚存，至前七子登高一呼，遂成轩然大波。只是前七子过于偏激、狂傲，他们对宋濂避而不谈，没能正确看待宋濂的复古成就，更没能借鉴他多元化的复古思想和模拟生新的创作经验，以至陷入画地为牢的困境，复古变成了食古不化，实属不该。

与前七子同时的“吴中四才子”对宋濂的道统文论也颇不为然，他们主张文学当“尊情尚俗”，祝允明说：“文也者，非外身以为之也。心动情之，理著气达。宣齿颊而为言，就行墨而成文。文即言也，言即文也。”〔21〕(P632)颇似“性灵派”的主张。因此他对宋濂文学观念散发出浓烈的卫道气息十分不满，指斥宋濂的《文原》“腐颊烂吻，触目可憎．”〔21〕(P629)同时他还发现《文原》版本的诸多错漏之处：“所称近人选辑之缪者，……，论文如宋诸杂小说中亦皆然迩日，如唐之淳《文断》、宋景濂《文原》之类弥甚。”〔21〕(P639)唐伯虎也认为宋濂之文多是宣扬仁义道德：“余少读潜溪先生所著书，深叹伏其根本仁义，鼓吹礼乐，以为一代儒宗。”〔21〕(P632)恶态度自明。

倒是当时游离于前七子之外的非主流文人对宋濂赞赏有加。与徐祯卿相交甚厚的陆深就对宋濂非常崇拜，他说：“潜溪宋先生景濂开国文人第一，百五十年来博学洽闻未见其比也，深读先生文最早诗，则无从得焉，妄意先生于此毋乃小有所让，抑亦昔人所谓难兼以长者。近得《萝山吟稿》五卷读之，鍜炼之精工、体裁之辨治、气韵之伟丽，词兼百家，亦国朝诗人之所未有也。”〔21〕(P553)这篇文章写于陆深晚年，他认为宋濂是明前期学识最为渊博的一位，尤其他重新发现宋濂诗歌的艺术价值，给予他“亦国朝诗人之所未有也”的高度评价，这确是振聋发聩之谈，尽管可能推扬过高，但足以说明百年之后的宋濂虽遭前七子冷遇，但仍不乏知音。谪居云南的杨慎对宋濂也非常敬佩，他作有《宋潜溪方逊志二贤祠亭陪东阜狷斋坐》一诗悼念宋濂和方孝孺。另外，景泰年间的杨廉称赞“潜溪一代文豪”〔22〕，嘉靖年间的程文德也云：“迨我高皇渡江婺州，驻驿延览英杰，翕聚云龙，一时名臣，婺实太半，而景濂之文、子充之节，尤称伟烈，于戏盛哉!”〔23〕正德朝的章懋在区分儒士和文人的时候，认为“此外傅寅、马之纯、孙道子、胡长孺、栁贯、黄溍、张枢、胡助、陈樵、宋濓皆不过文章之士，恐当以文学目之。”〔24〕(P52)他把宋濂归入“文学”一类，表明自己对宋濂文学成就的赞赏。

嘉靖、隆庆年间文坛涌现出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相较前七子，他们的思想显得更加成熟、开明，对宋濂文学的接受态度也与前七子的冷漠不同。后七子中王世贞对宋濂评价甚高，晚年的他思想开明，力纠前七子之失，他对宋濂身后文名不显的情况进行了考察，并为他申冤叫屈：“宋文宪以宿儒佐英主，司礼乐制作之柄。其高文大册遍海内，即近而九重远，而四夷亡能舍公笔，弗请者骨尚肉。而台阁以易夺之久。而至正徳间缙绅以古夺之，至嘉靖不尽程古，亦不尽为易者复夺之。盖至于今，而不复有能举文宪名矣，何论著作。虽然，亦安可竟废文宪也。文宪于书无所不读，于文体裁无所不晓，顾其概以典实易宏丽，以详明易遒简，发之而欲意之必罄，言之而欲人之必晓，以故不能预执，后人之权而时时见夺。”〔1〕(P52)在这段文字中，王世贞历数宋文在经历明初辉煌后，先后遭遇台阁派、前七子和“吴中四才子”的冷落，以至恶化到当朝无人推举宋濂文名、不再谈论宋文的地步，出现如此局面实属不该。他认为宋濂文章典实详明、汪洋恣肆，后代之文皆不及宋文丰赡浑厚：“宋景濂如酒池肉林，直是丰饶，而寡芍药之和。”〔25〕(P279)因此，王世贞主张向宋文学习，为此他“后又偶检宋学士洪武以后集，十二年中得文千四百篇。”〔1〕(P52)为宋濂编选《文集》，并对宋文做出公允评价：“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持议颇当，第以敷腴朗畅为主，而乏裁剪之功，体流沿而不返，词枝蔓而不修，此其短也。若乃机轴，则自出耳。”〔26〕(P234)指出宋濂文章有冗沓之弊，但这并不影响其“国初之业，潜溪为冠，乌伤称辅。”〔26〕(P241－242)的明初文学大家地位，王世贞还认为：“(国初)文名家者，无过宋学士景濂，王待制子充。”〔26〕(P290)他对宋濂诗歌也很欣赏：“潜溪《送张翰林归娶》：“红锦裁云朝奠雁，紫箫吹月夜乘鸾。”〔26〕(P242－243)是七律中的佳品。王世贞还提到与他同时代的吴袁也喜欢宋濂文章：“君于文喜详明，于诗喜畅丽，而好宋景濂、高季迪二子，其著撰颇得其綮，不徒慕说而已也。”〔26〕(P376)由此可见，王世贞是宋濂的后世知音和忠实崇拜者。

活跃于嘉靖时期的“唐宋派”，是在纠正台阁体末流之失和七子派盲目尊古复古的情况下形成的文学流派。唐宋派认为“唐宋八大家散文”才是古文正宗，他们尤其推重欧、曾的平淡自然文风，希望通过学欧、学曾去学司马迁、刘向、班固、韩愈。因此，他们对明前期散文不太关注，对宋濂的文学成就也就评论不多。其实，唐宋派的复古取向和师法路径与宋濂也有相通之处，宋濂本人既宗秦汉，又尚欧、曾，并对韩文很感兴趣，唐宋派提倡欧、曾的平淡自然文风实是宋濂多样化文风中的一种，宋濂在元末秦汉文风重些，入明后又转学欧、曾。究其一生，还是取法欧文的平易晓畅占了上风。由此来看，唐宋派文风取向与宋濂有相通之处，他们理应欣赏宋濂文章，可惜，在茅坤、王慎中、唐顺之文章中很难找到对宋濂的评价，想必是他们执着于“唐宋至文”的标准，轻视明初宋濂的散文，倒是后期的归有光对宋濂评价较高，他说：“盖先朝用人时取之常格之外，宋景濂一代文章之宗，杨士竒三朝辅相之首，皆以布衣特起，乃遂掌帝制典机密。”〔27〕“宋景濂实出文献公之门，遂为本朝文字之宗。”〔28〕(P766)赞扬宋濂是明代文章之宗，可见对他的敬佩、景仰之情。

四、晚明的文名远扬和名位渐定

晚明时期，明代文学进入“师心”与“师古”的交织时期，时代文学观念非常开放，时人的文风取向也趋于多元化，由此造成人们对宋濂文学的批评态度也发生转变，于一片赞誉之中，夹杂异调。

经过明代中期王世贞、归有光等人的大力颂扬，宋濂在晚明名声远扬，诸多名家都给他很高评价。胡应麟的评论最多。首先他盛赞宋濂文才堪比司马迁，文章流芳百世：“猗与太史公，振代见才杰，百氏勤琱锼，二典恣渔猎，雄章发天造，大手扬帝烈，至今艺士林，冠世推阀阅。”〔29〕(P103)在比较越诗派和吴中诗派时，他又谈到宋濂的诗文成就和风格，他说：“国初闻人，率由越产，如宋景濂、王子充、刘伯温、方希古、苏平仲、张孟兼、唐处敬辈，诸方无抗衡者。”〔30〕(P341)他还赞同前人的观点：“徐氏诗评曰：‘金华胡仲申之雄壮，苏平仲之丰腴，宋景濂、王子充之纯雅，太牢之味，藜藿自别’。弇州笔记曰：‘宋王二氏，虽以文名，而诗亦严整妥切，则婺中诸君子冠冕。国初不独其文也。’”〔31〕(P341)认为元末婺州文人诗文俱擅，宋濂和王袆不仅以散文名世，而且他们的诗歌也写得“严整妥切”、“纯雅自如”。他分析越派诗风：“大概婺诸君子沿袭胜国二三遗老后，故体裁纯正，词气充硕，与小家尖巧全别，惟其意不欲以诗人自命，以故丰神意态，小减当行，而吴中独擅，今海内第知其文矣。”〔31〕(P341)认为宋濂所属的越派诗风具有“体裁纯正、词气充硕”的特点，属典型的“文人之诗”，与吴中派的“诗人之诗”风格迥然不同，确是识见不凡。不过，他对宋濂闺怨题材的《思春曲》却比较欣赏：“宋承旨不喜作六朝语，而《思春曲》十韵，如‘南浦沈书传素鲤，东风将恨与新莺’、‘物华半老胭脂苑，春雾轻笼翡翠城’、‘因弹别鹤心如翦，为妬文鸳绣懒成’、‘阳台树密朝霞迥，巫峡潮回暮渚平。’等句，特精工流丽。”〔31〕(P341)

胡应麟还赞美宋氏父子各有所长：“吾婺景濂文、仲珩书皆国初第一，而七言律亦盛有佳篇。如承旨《送张仲藻毕姻》：‘红锦裁云朝奠雁，紫箫吹月夜乘鸾。从此梅花消息好，青丝不似玉堂寒。’舍人《题水帘洞》：‘云屋润含珠网密，月钩凉沁玉绳低。鲛人夜织啼痕湿，湘女晨妆望眼迷。’皆精工华整，国初似此有几。”〔31〕(P361)可见他对宋氏父子赞赏有加。

除胡应麟外，还有一些文学大家对宋濂诗文的评价也较高。顾起纶说：“宋文宪景濂，文既综纬，诗稍平易”〔32〕;徐泰说：“宋景濂、王子充诗亦纯雅以文名。”〔33〕曹学佺《石仓历代诗选》收入宋濓诗歌40首;汤显祖对宋濂文章也很推崇：“我朝文字宋学士而止，方逊志已弱，李梦阳而下至琅琊，气力强弱巨细不同，等赝文尔。”〔34〕他们对宋濂的诗文成就也是一片赞誉之声。

当然，在晚明人文思潮泛滥的时代背景下，人们对宋濂的台阁文风也有所批评，主要集中在宋濂的卑弱文风上。中晚明之际的汪道昆对宋濂之文就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宋濂的文章和事功都不如刘基：“宋潜溪以文学鸣，大都承宋元之习，徒以博洽称雄耳，不佞尝谓宋公为章句之文，刘公为经纬之文，即无论事功，刘岂岀宋公下。”〔35〕何乔远《名山藏》中引何良俊《元朗诗话》语：“明兴宋濂、杨士奇以文取重人主，自后相沿，名为学宋欧曾而萎弱已甚，梦阳、景明起而学先秦两汉之文，操觚之士翕然称之。”〔36〕认为宋濂、杨士奇二人的文章都取法欧曾，却学得不够到位，呈露萎弱之象。沈懋孝也把宋濂、方孝孺之文在后世失传的原因归结为学欧、学苏不力：“国初之文肇自方、宋，景濂氏宗欧，希古氏宗苏，然欧文尚雅步款言，而宋之神力更弱于欧，不足振起之，亦似之云耳。苏才流洁圆通，能快其意中事，而持论浮游，常驰轨而入之别调。方虽持论颇正乎，其才又远逊不如也，宋、方二氏不足自立家世，遂无传之者。”〔37〕他认为宋濂文章神力弱于欧文，方孝孺才气不及苏轼，他们学欧、学苏的不力致使其文章不能流传后世。宋濂对晚明小品文作家也有影响，陈天定的《古今小品》选录他的《跋黄鲁直书后》和《演连珠》第19首。著名小品文作家张岱在《石匮书》中有《宋濂列传》一文，对宋濂生平轶事叙述详实，饶有趣味。

纵观明人的宋濂文学接受史，显然经历一个凹弧型的波状起伏过程，洪武朝波峰最高，海内外一片盛赞;永乐朝遭受牵连，跌至波谷，长期无人问津;正德朝，政治平反，文名逐渐复苏，但明中期复古派、性灵派并不十分认可宋濂;嘉靖以降，在王世贞的重新标举下，宋濂在晚明名声远扬，诸多名家都给他很高评价，但仍有异调;宋濂文学接受重回历史巅峰最终由清人完成。清人在明人的评判基础上，一致认可宋濂文学成就，黄宗羲甚至认为宋濂的文学成就超过归有光，应是明代第一文人，具体留待另文详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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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eption of Song Lian’s Creation in Ming Dynasty

CHEN Chang-yun
(Anhui College of Sicence and Technology，Bengbu，Anhui233100)

People in Ming Dynasty;Song Lian’s Literature;Reception

This Papermade a deep study of the reception of Song Lian’s Literature in Ming Dynasty．We think that in Hongwu Empire Song Lian was highly praised athome and abroad;in Yongle Empire hewas subjected to political involvement，his reputation was ruined，and nobody cared abouthim for a long period;in Zhende Empire he got political rehabilitation，and his reputation gradually recovered;but his literary achievementwasn’t completely recognized by Restoring Ancient School and Xingling School in mid-Ming Dynasty;in Jiajin Empire，being highly recommended by Wang Shi-zhen，Song Lian’s reputation rised quickly，and manymaste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in later Ming Dynasty highly praised Song Lian，but still，there were different attitudes．On the basis of the evaluation from Ming Dynasty，the literary achievementof Song Lian was completely recognized，the reception of Song Lian’s Literary returned to the peak in history．

I206．2 < class="emphasis_bold">〔文献标识码〕A

A

1003－7535(2011)03－108－5

2011－01－17

陈昌云(1971－)，男，文学博士，安徽科技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

本文为安徽省社科规划项目(AHSKF09－10D27)、校重点预研项目“宋谦文学研究”(SRC2011259)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