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娟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是张爱玲喜读的作家，曾在访谈和多篇文章中提及。〔1〕Herbert George Wells名字在中国有威尔斯、韦尔斯、威尔士、惠尔斯等几种译法，现通译为威尔斯。威尔斯与约翰·高尔斯华绥和阿诺德·贝内特并称为20世纪初英国小说家中的现实主义三杰，同时又与儒勒·凡尔纳被视为科幻小说家中最闪亮的双子星。威尔斯主要被认为是反面乌托邦作家，在科幻小说中对想象的地球末日景象，外星人入侵、核能威胁等各种毁灭性威胁的描写，让人怵目惊心。但威尔斯并不是一个绝对的悲观主义者，晚期创作对人类发展的描写不乏肯定的乌托邦笔调。作为科幻小说大师的威尔斯，其作品为张爱玲所喜读，初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通过文本细读，我们发觉张爱玲受威尔斯思想影响很深。

一

威尔斯主要是以一个科幻小说预言家身份出现在张爱玲视野中，在《更衣记》中，张爱玲称威尔斯是预言家，在《传奇再版序》中，张爱玲说到:“所以我觉得非常伤心了。常常想到这些，也许是因为威尔斯的许多预言。从前以为都还远着呢，现在似乎并不很远了。”〔2〕(P188)张爱玲所说的让她非常伤心的威尔斯的许多预言，所指内涵也就是威尔斯在作品中对毁灭性威胁的描写。在目前寥寥可数的对张爱玲与威尔斯创作关系进行探讨的相关研究中，刘志荣、马强的《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3〕值得指出，本文对张爱玲与威尔斯关系的探讨也主要在此基础上展开，并对不同之处提出自己的看法。

《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在第二部分剖析张爱玲的“末日意识”与西方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指出张爱玲受到威尔斯关于人类退化与世界毁灭的悲观性预言的影响，使她对文明与人类的前途不抱幻想，这是很透辟入理的见解，论者在论述中引用了胡兰成《山河岁月》中的一段文字，认为“对于威尔斯的这段内容，张爱玲应该也很熟悉，因为在威尔斯关于人类退化与世界毁灭的悲观性的想象与预言的作品中，《时间机器》是最早也最著名的一部。而且胡兰成在引证英美文学方面的材料时，常常要借助从张爱玲处得来的耳食之言。”这是不错的推论，但其实张爱玲在《谈跳舞》中就有对威尔斯所描绘的想象中地球末日景象的间接提及和回应:“浩浩荡荡的国土，而没有山水欢呼拍手的气象，千年万代的静止，想起来是有点可怕的。”〔2〕(P162)虽然是在谈跳舞时说到的，但无疑这是对威尔斯作品中所想象的地球末日，一切构成人类生活背景的骚动声全部结束，世界寂静无声的一种共鸣式摹写。此外，在《浮花浪蕊》中，张爱玲还提到:“恍惚通过一个旅馆甬道，保养得很好的旧楼，地毯吃没了足音，静悄悄的密不通风——时间旅行的圆筒形隧道”，〔4〕(P218)以及《小团圆》中“她顿时耳边轰隆轰隆，像两簇星球插身而过的洪大的嘈音。她的两个世界要相撞了”，〔5〕《＜红楼梦魇＞自序》中“《红楼梦》遗稿有‘五六稿’被借阅者遗失，我一直恨不得坐时间机器飞了去，到那家人家去找出来抢回来”，〔6〕从这些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张爱玲对威尔斯作品的熟悉。

可能对张爱玲虽读过威尔斯著述，但是否读过《时间机器》、《星际战争》等科幻小说并不十分确定，论者在探讨时用词比较谨慎，“并不是说张爱玲的小说一定受到了威尔斯的影响，只是在这样的想象自觉不自觉的参照下，还是会把人们心中本来就有的悲观导向更加深远广漠的境界”、“虽然我们不能断定在细节上的相似是否存在着影响关系，但在整体上，威尔斯的悲观幻想与预言对张爱玲的未来想象起了导向作用，以致让她对未来不再抱有天真乐观的幻想，则是断无疑义”。论者关于威尔斯预言对张爱玲内在心理机制影响的分析是很贴切的，而且这也是对威尔斯关于人类退化与世界毁灭的悲观性预言对张爱玲影响程度的准确细腻把握。但在这里还要补充相关材料，以支持威尔斯对张爱玲创作实际影响的判断。

自20世纪初，威尔斯作品就已经在中国传播，并产生广泛影响，威尔斯主要是以一个科幻小说家被介绍到中国，1904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翻译出版了《环游月球》，这是较早的中译本，1915年进步书局出版了杨心一翻译的《八十万年后之世界》(《时间机器》)和《火星与地球之战争》(《星际战争》)。此外，1921年文明书局、进步书局分别出版了定九和蔼庐翻译的《人耶非耶》，1923年文明书局和中华书局共同出版了《八十万年后之世界》。张爱玲回忆15、16岁时读过威尔斯的现实主义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7〕所以《时间机器》、《星际战争》这些20世纪初就已经在中国有译介的作品张爱玲应该是读过的，既然读过，那么《时间机器》、《星际战争》对张爱玲的实际影响就是存在的。

虽然《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对张爱玲是否阅读过《星际战争》未作判断，但他们指出，《星际战争》描写叙述者在火星人走了之后，所感到人类世界受到空前威胁和变成了一个死寂的世界与《倾城之恋》中流苏在莽莽寒风中所产生的幻觉，世界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废墟，什么都完了的感受很相似，都反映了那种在灾难过后感到“惘惘的威胁”，不再有安全感的心态，这是对文本相对准确的把握。但《倾城之恋》中“剩下点断堵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象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8〕(P103)的这段感受，确切地说是应该是故事叙述者，而不是白流苏所发出的感叹。此外，我们还看到，张爱玲在文中借叙述者对香港在经历战争变成死的城市之后所发出的这番感慨中，除了有对文明遭受毁灭后感到的荒凉，其实关注更多的是“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叙述者站在一个至高点俯瞰“文明人”的跌跌绊绊，感叹他们的不知。不可否认，战时香港所见所闻对张爱玲一生具有“有切身的，剧烈的影响”，〔2〕(P39)这是张爱玲产生文明毁灭感的主要原因，但威尔斯悲观性预言的影响同样不可小觑。《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说到“在讨论张爱玲的文明毁灭感以及末世情怀时，她自己的港战经验无疑应当置于首要的地位”、“威尔斯对未来的悲观描述可能引起了她过去的经验的强烈共振”。这句话中“过去的经验”，如果是指张爱玲除港战经历之外的生活经验，是正确的，但如果包括港战经历，则是欠妥的。因为从时间上看，张爱玲在1939年去香港大学求学之前就已经对威尔斯《星际战争》等科幻作品有阅读，那么，这在去香港之前就已经阅读的文本，必然会让几年后在香港亲历战争的张爱玲感受颇深，所以更确切地说，威尔斯作品是在潜在层面上进一步聚合和加深了张爱玲在港战中的现实生存感受及认知。《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并未对《星际战争》与《烬余录》进行相关探讨，如果说《倾城之恋》中所讲述穿插港战的故事，有对战争心理的侧面投影，那么在《烬余录》中则有对港战经历更为详细和直接的描述，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将看到《星际战争》中所描绘的毁灭性场景与张爱玲在《烬余录》中所记录的战时香港所见所闻是何等相似。

《星际战争》主要讲述的是火星人入侵地球并试图毁灭人类文明的故事，其中的毁灭性场面可以看作是人类战争爆发之后的一个缩影。威尔斯在这部作品中所描绘的地球满目疮痍，尸横遍野，到处是废墟，人类在巨大恐慌中四处躲藏逃窜的荒凉恐怖景象令人震撼不已。相比之下，张爱玲在《烬余录》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战争所带来的恐怖，但这种恐怖和荒凉却作为一种背景在三三两两的言语中流露:“像艾芜林，她是从中国内地来的，身经百战，据她自己说是吃苦耐劳，担惊受怕惯了的。可是轰炸我们邻近的军事要塞的时候，艾芜林第一个受不住，歇斯底里起来，大哭大闹，说了许多可怖的战争的故事，把旁的女学生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2〕(P41)“从人头上看出去，是明镜的浅蓝的天。一辆空电车停在街心，电车外面，淡淡的太阳，电车里面，也是太阳——单只这电车便有一种原始的荒凉。”〔2〕(P42)除了这种原始的恐怖与荒凉，《星际战争》和《烬余录》更有对人性的反映场景:《星际战争》中作者感叹:“人的思想实在奇怪!我们的物种濒临灭绝或处于骇人听闻的衰退中，除了可能的恐怖死亡结局，看不到任何清晰的前景，我们竟能坐在那里高兴地玩纸牌。”〔9〕(P144)而在《烬余录》中，张爱玲这样写道:“能够不理会的，我们一概不理会。出生入死，沉浮于最富色彩的经验中，我们还是我们，一尘不染，维持着素日的生活典型。有时候仿佛有点反常，然而仔细分析起来，还是一贯作风。”〔2〕(P41)以及在《烬余录》中，张爱玲讲到自己在大学堂临时医院作看护时，对尻骨生了奇臭蚀烂症病人的“不负责任”、“没良心”。〔2〕(P48)无独有偶，在《星际战争》中，有关于“我”与副牧师之间所发生故事的类似叙述，为了生存，“我”杀死了副牧师。故事中的“我”这样叙述道:

“对我来说，回忆和写下这些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我还是写了下来，这样我的故事就不会落掉什么内容。那些曾经从黑暗和恐怖生活中逃脱的人，很容易谴责我在我们最后悲剧故事中的残酷和愤怒，因为他们具备一般人的是非观。但是那些曾经在死亡阴影下生活过的人，那些最后只剩下本能的人，会用更宽广的慈悲的心谅解我的做法。”〔9〕(P118)

我想这一幕张爱玲应该印象深刻，用这段话来注解张爱玲之所以对病人没有良心，不负责任也是很契合的。宋明炜在《浮世的悲哀》(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中对张爱玲的这段经历作过发人深省的评论，他认为在张爱玲看似十分平淡的文字下，其实有一颗战战兢兢的、瑟缩发抖的心，那个病人身上笼罩着“死”的影子，他的存在让张爱玲感到自己依旧还处在一个永远含有威胁的空间，感到无以抗拒的恐惧，所以她只有逃避，对她来说，牛奶和小面包都是“生”的证明。这是很洞彻的见解，但同时，我们认为《烬余录》中的这段自述亦是张爱玲对人性的锋利自剖，“意识到一切人(包括自己)都有可能虚伪，因而都有可能被看作虚伪，这是真正的真诚观念的萌芽”，〔10〕张爱玲则是毫不客气地撕去虚伪的面纱，直面人性的最深处，《烬余录》结尾这段耐人寻味的文字更饱含着她对人性的苍凉感悟:

“时代的车轰轰地往前开。我们坐在车上，经过的也许不过是几条熟悉的街衢，可是在漫天的火光中也自惊心动魄。就可惜我们只顾忙着在一瞥即逝的店铺的橱窗里找寻我们自己的影子——我们只看见自己的脸，苍白，渺小;我们的自私与空虚，我们恬不知耻的愚蠢——谁都像我们一样，然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2〕(P51)

这里引述《烬余录》与《星际战争》对战争相类似场景和心理的描写，不否认这是一种在更大程度上对战争之下生存描写的相通相应，但同时也不应排除对威尔斯《星际战争》等作品的阅读对张爱玲在经历港战之前所形成的潜移默化影响。这种影响，确切地说，是张爱玲在现实情境中经历和进一步强化了她在文本中所获得的对世界濒临毁灭及人性的深刻感受，张爱玲这样坦然地写自己的“不负责任”“没良心”，除了对人性的锋利剖析、当时对死亡的恐怖情绪外，威尔斯在《星际战争》中类似故事的叙述也应该在潜隐层面上给了张爱玲一定的参照，或者说，这个对人性毫不遮掩深度剖析的故事让张爱玲在写作回忆中更加直面沉重的真实。

二

在上面的探讨中，主要以《烬余录》和《星际战争》分析张爱玲与威尔斯在战争及人性剖析上的相通感应。在论述过程中，对《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进行了相关评析，如多次指出的，论者关于威尔斯对未来世界的悲观幻想与预言是张爱玲有意无意的参照的看法，是对张爱玲与威尔斯创作关联的高屋建瓴的精准概述。而且也如论者所言，威尔斯科幻小说中的世界毁灭主题，激发和加深了张爱玲原有的荒凉感受，导致张爱玲对人类未来几近完全失去乐观想象与信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认为，在关于威尔斯预言对张爱玲影响的具体探讨时，论者着意强调的是威尔斯悲观性预言对张爱玲文明毁灭感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威尔斯悲观性预言对张爱玲的影响，除了表现在文明毁灭的虚无感外，更多的则是激发和加深了张爱玲的个人生存感受，引发了张爱玲对人类文明毁灭之景象下个体生命的渺茫感受。如果说威尔斯关注的是未来世界与文明的毁灭，落脚点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趋向;张爱玲则更多的将这种毁灭的视线从人类未来世界投在身边的个体现世存在上，张爱玲感受更多的是个体生命的渺茫和虚无，落脚点是个体生存的有限性，这种对个体生命存在有限性的感悟认知，加重了张爱玲对时光流逝和世事变转的敏感体认。

有必要指出的是，学界在探讨张爱玲思想中“惘惘的威胁”时，经常引用张爱玲在《传奇再版序》中的一段话:“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2〕(P186)认为张爱玲思想中“惘惘的威胁”主要是对时代“在破坏中”以及文明将要“成为过去”的感受，这是相对准确的把握。但同时，我们认为，时代“在破坏中”以及文明将要“成为过去”只是张爱玲思想中产生“惘惘的威胁”的外在原因，更直接和贴近的原因则是时代“在破坏中”以及文明将要“成为过去”引发了张爱玲对生命有限性的认知，并由这种对个体生存短暂和脆弱性的认知而产生“惘惘的威胁”。所以，确切地说，这种“惘惘的威胁”更多的是指张爱玲对个体生存之有限性的认知，感觉到所有的人都要过去，生命终点是死亡这种不可理喻的结局，生命的转瞬即逝和不可把握。

在张爱玲文本中，经常可以读到这种对世事变化、时光流逝的不安的凄凉之感:“头上是不知道倦怠的深蓝的天，上下几千年的风吹日照，而人生是不久长的”(《谈音乐》);〔2〕(P198)“即使我们看得见的话，也享受不到了，是下一代的世界了”、“将来的平安，来到的时候已经不是我们的了”(《我看苏青》);〔11〕(P129)“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烬余录》);〔2〕(P44)相反，时光停滞、感觉不到时间，反而让她有一种心安:“蛮荒的日夜，没有钟，只是悠悠地日以继夜，夜以继日，日子过得像军窖的淡青底子上的紫晕，那倒也好”(《我看苏青》);〔11〕(P119)在《对照记》中，张爱玲则直接抒发了这种人生时光的急剧转变:“然后时间加速，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繁弦急管转入急管哀弦，急景凋年倒已经遥遥在望”;〔12〕而也正是因为意识到个体生命存在的有限及未来的渺茫，所以张爱玲急于把握住个体的生命时间:“想做什么，立刻去做，都许来不及了。‘人’是最拿不准的东西”(《烬余录》)、〔2〕(P47－48)“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传奇再版序》)。〔2〕(P186)深入一些说，正是因为认识到所有的个体都是生活在时间之中，所拥有的生命时间极为有限，所以这种对个体生命时间有限性的焦虑扩至到了对人类不可抗拒之整体命运的关注和洞悉，张爱玲又一次走到了人类精神的深处。

“时间是一种威胁、不可挽回和消失。相反的是空间，空间总的来说是慷慨和仁慈。在我们的存在中，时间总是一种不祥的境况，而空间则赋予我们从时间中得到解脱的可能性。”〔13〕从此意义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爱玲那么执着于对现世生活的表现，对此无须再多加解释。但还是有必要再次指出，张爱玲这种渺茫虚无之感更多地是赋予在她对个体存在之有限性的深刻认知上，而不仅是文明的毁灭感。进入张爱玲的文本世界，总能读到这种漂浮在文本字句之中的对于个体生命有限性的深刻认知，以下将从文本中作更多的引证说明:

生命的流逝是不可抗拒的定然存在，并不为我们停留，“生命自顾自走过去了”(《等》);〔8〕(P462)因为流逝，个体所拥有的生命时间极为有限，“人活在世上，不过短短的几年”(《心经》);〔8〕(P289)生命充满变动，不可把握，“敦凤叹了口冷气，道:‘唉!将来的事情哪儿说得定?还得两个人都活着——’”(《留情》)，〔8〕(P370)“‘死生契阔，’我们自己哪儿做得了主?轰炸的时候，一个不巧——”;〔8〕(P104)生命的有限和变动让个体感觉到人的渺小和凄凉，“我们人是多么小，多么小!”(《倾城之恋》)、〔8〕(P89)“人，谁不是可怜的”(《沉香屑 第二炉香》);〔8〕(P205)生命的有限和变动让个体感觉到恐怖和荒凉，“然而在这灯与人与货之外，有那凄清的天与海——无边的荒凉，无边的恐怖。她的未来，也是如此——不能想，想起来只有无边的恐怖。”(《沉香屑 第一炉香》)、〔8〕(P191)“他怕真正的，血与肉的人生。不幸，人是活的，但是我们越少提起这件事越好。”(《沉香屑 第二炉香》);〔8〕(P200)但“人生在世，还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归根究底，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金锁记》)、〔8〕(P31)“繁荣，气恼，为难，这是生命”(《鸿鸾禧》);〔8〕(P390)所以“过到现在这样的日子，好不容易苦度光阴，得保身家性命，单是活着就是桩大事，几乎是个壮举”(《创世纪》)，〔4〕(P42)人的存在是最重要的，“在这动荡的世界里，钱财，地产，天长地久的一切，全不可靠了。靠得住的只有她腔子里的这口气，还有睡在她身边的这个人”(《倾城之恋》)，〔8〕(P103)因为“她不存在，这些也就不存在”(《花凋》);〔8〕(P329)所以“她没有天长地久的计划。只有在这眼前的琐碎的小东西里，她的畏缩不安的心，能够得到暂时的休息”(《沉香屑 第一炉香》)。〔8〕(P191)可以说，这种对个体生存之有限性的认知贯穿在张爱玲的所有文本中，懂得了这点，我们也就更加懂得了《留情》中这段点悟和饱涵了张爱玲对生命切身感受的文字:“米先生仰脸看着虹，想起他的妻快死了，他一生的大部份也跟着死了。他和她共同生活里的悲伤气恼，都不算了。不算了。米先生看着虹，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疼惜。”〔8〕(P378－379)

可以说，张爱玲从威尔斯作品中所受到的来自思想层面上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威尔斯悲观性预言在潜在层面上进一步聚合和加深了张爱玲在港战中的现实生存感受，并在此体验认知的基础上，引发对个体生命之有限性的真切体悟。如果说，威尔斯的悲观性预言充满着严厉的社会批判及对人类未来世界的拯救意识，如他后期转向了正面乌托邦。那么相比之下，张爱玲从威尔斯作品中所受到的思想层面上的影响，却并不指向人类社会整体的关注，而是在思想上激发了她对个体生命的真切关注，这种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和认知，一方面，让张爱玲有凄凉和不安，另一方面，又因为懂得所有生命个体的短暂和脆弱性，所以她对小奸小坏、庸俗与自私的生命个体都有一种慈悲的同情，但张爱玲并不试图去拯救和改变，而是坦然接受，带着苍凉色调，与此同时，这种对个体生命有限性的认知，还在一定层面上加深了张爱玲对生命的爱并化解了她自己的孤独感受。

〔1〕陈娟.张爱玲与外国文学.新文学史料〔J〕.2011(1).

〔2〕张爱玲.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流言〔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3〕刘志荣、马强.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J〕.中国比较文学，2000(2).

〔4〕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9〔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5〕张爱玲.小团圆〔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263.

〔6〕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10.〔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4.

〔7〕〔美〕耿德华著.张泉译.被冷落的缪斯:中国沦陷区文学史〔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232.对此，刘志荣、马强在《张爱玲与现代末日意识》一文的推测中没有提及。

〔8〕张爱玲.传奇〔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9〕Wells，H.G.The war of the worlds.New York:Airmont publishing company，1964.

〔10〕邓晓芒.灵之舞〔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26.

〔11〕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4.〔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12〕张爱玲.张爱玲典藏全集5.〔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106.

〔13〕〔丹〕尼尔斯·托马森著.京不特译.不幸与幸福〔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