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灿兴

(无锡城市职业技术学院,江苏无锡 214153)

一、性与功名幻想交织下的志怪小说

在依赖天时地利、采用刀耕火种的农耕社会,要得到维持生计的生活资料,大多数人须从事繁重的劳作。能不劳而享荣华富贵,自然是农耕社会中最美好的梦想了,科举取士则为实现这个梦想提供了途径。一旦科举高中,自然可不劳而食,金银满箱美娇娘。无数读书人踊跃而入,不外为此。对比于通过亲族血缘而决定人的命运,以文章好坏决定一个人的前途命运,不殊是一种进步,但能以八股而跃入龙门者又有几人?

选择八股这条道路,可能是十年、乃至终生如一日的苦读,等待读书人们的却是渺似九天的前途。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苦苦追求功名而不得,于现实中屡屡受挫,但他们却未彻底绝望,如庄子逍遥游的意境,作陶渊明式的隐遁,但这对大部分苦求功名的书生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于是,失落的书生们返身自视,将才情与文字结合,以浪漫主义的表达方式,将现实中的失落与苦闷在幻想中释放,将平日的压抑在文字里宣泄。

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从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每一个独立的幻想,都意味着某个愿望的实现。”[1]数十年如一日寒窗苦读,前途却渺似九天,不单使男人在心理上严重扭曲,也带来了生理上的性压抑,并产生出强烈的幻想。书生们的幻想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对富贵功名的幻想,另一则是性幻想,两类幻想在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中得到完美的交融。才子佳人式的故事大体遵循了一个范式:寒酸书生得到大户人家女子青睐,并私许终身,但却身份悬殊,历经一番苦难之后,书生最终科举高中,迎娶佳人,取得美满结局。

大体说来,才子佳人的结合符合于理性与道德,亦具有个体意义与社会价值,故而一直备受书生们推崇。但在高调道德旗帜之下,中国古代正统文学中很难容纳关于男女情爱的直接描写,只能潜于被视为不能登堂入室的志怪小说中。因为志怪小说向来被排除在正统文学之外,受道德观念的约束也就少得多。志怪中展现的是妖狐鬼怪的生活,按逻辑也可不受人间道德藩篱的束缚。于是书生们所向往着的才子佳人式的爱情通过志怪小说得以表达,才子仍是才子,佳人则化作了鬼狐妖仙[2]。作为志怪小说最高峰的《聊斋志异》,可视为是蒲松龄自己现实中失落的表达。蒲松龄虽早负才名,但在科举中却屡屡受挫,不得不为生计而奔波。中年之后,蒲松龄在当地望族毕家坐馆授书有约三十年,生活稍得改善。在毕家坐馆期间蒲松龄完成了《聊斋志异》的写作,但让他魂牵梦绕的却仍是科举考试。四十八岁的蒲松龄,出应乡试,却因答卷不符合八股规格而名落孙山。五十一岁至济南应乡试,又榜上无名。到七十二岁得了个贡生的虚名,也只是熬足了秀才年限后的一个“安慰”性功名。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发出了对渺茫前途的叹息:“呜呼,显荣富贵,当于海市蜃楼中取之耳。”科举屡受挫带来的折磨,一次次名落孙山的沮丧,不仅烙印在他的诗词中,也幻化在志怪故事中抒发出来。

二、性幻想中作为解压工具的女性

一部《聊斋志异》,它既是中国读书人压抑性心理的抒发,也是中国古代男女生态的表达[3]。《聊斋志异》中爱情故事的男主人公大都是如蒲松龄一样怀才不遇的书生,更有不少是如蒲松龄一般在外坐馆的塾师。蒲松龄为书生所设置的环境,多阴凉凄寂,“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这也是现实中失意书生们的心境。独自依傍于古庙中,冷雨寒窗孤灯,寂寥书生们此时是多么需要女性的慰藉,哪怕是鬼狐也无畏了,如《青梅》中的程生所说:“倘得佳人,鬼也不惧,而况于狐?”

在志怪故事中,狐狸化形为女性接近男人,为的是获取精气加速修行过程;女鬼接近男人,同样是通过精气使自己获取重生;仙女下凡,是为了接受惩戒,而须沾上凡世男子的俗气,这就使得故事自然靠近于性。在这种性模式下,女性又是积极主动的诱惑者。《胡四姐》篇中的尚生,独居清斋,会值秋夜,银河高耿,明月在天,徘徊花阴,颇存遐思。忽有一女子逾垣而来,笑曰:“秀才何思之深?”生就视,容华若仙,惊喜拥入。《莲香》篇中的桑生,一夕,独坐凝思,一女子翩然而入,年仅十五六,风流秀曼,行步之间,若还若往,自然又是惊喜拥入了。

面对积极主动的女鬼狐们,书生们是乐而拥之,哪怕对自己有害也无所畏惧了。在《董生》、《伍秋月》、《嘉平公子》等篇中,男性书生们虽然知道与女鬼间的性关系会带来伤害,但他们仍然愿意与之交往。但对于书生们来说,单纯的性满足并不是完美的。故而《聊斋志异》中的众多女性鬼狐无不才色俱佳,既能满足书生们的性需要,又能以其才艺帮助书生们除闷解乏。蒲松龄以大量笔墨塑造出一个个形象生动、精灵可爱的女性鬼狐妖仙形象,她们一个个聪慧过人,或精通琴棋书画,能与书生们找到共同语言;或诙谐调侃,能让书生们解除无聊和枯燥。

在《聊斋志异》中,通过将性对象转移为仙女和鬼狐,书生们的爱情顿时变得高贵浪漫了,志怪小说中的文字虽无太多露骨的性爱描写,但蜻蜓点水般的性描述和风姿绰约的异性,已够想象力丰富的书生们去品味。《聊斋志异》以这种体面的方式满足了书生们的性幻想。故而尽管《聊斋志异》中有诸多关于男女之情、乃至关于性爱的描写,却未如《红楼梦》那般被疵为“诲淫”的,反倒是大受文人的欢迎。《聊斋志异》完成前后就开始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从当时的文坛领袖王士缜,到底层的书生们,都以一睹这本异书为乐事。无论在现实中境遇如何,他们都能从中获取某种别样体验。蒲松龄坐馆东家的亲戚,书生毕怡庵读了蒲松龄书中《青凤》后,着实羡慕故事中的书生耿去病所艳遇的女狐青凤,竟然对虚构的狐女产生了幻想,蒲松龄还特为他写了一篇《狐梦》作为调侃。

蒲松龄写出了众多冲破贞节观念,追求自由爱情的女性形象,更借《狐联》中的女狐之口说道:“迂哉,子尚守腐局耶?下元鬼神,凡是皆以黑为白,况床笫间琐事乎”。但蒲松龄仍不能超越他的时代,蒲松龄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保守的时代,康熙年间屡屡兴起的文字狱使得士人们惊悚入骨。虽清初有王夫之、黄宗羲、吕留良、戴震等对人欲之议论,在高压之下,终难免或湮灭于书斋,或走向乾嘉考据学。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封闭、内敛、保守,而又高调强调道德是它的特征,道德成为维系统治的工具,节烈观的发展则达到了荒诞的地步,贞节牌坊更是被整个社会所看重。在这种环境之下,即便是书生们寄托于鬼话狐语中的幻想,仍然保持着某种程度的清醒,不忘道学的外衣和节烈的牌坊。

《耿十八》篇中,耿十八病危之际,问妻子准备改嫁还是守节。当听妻子说家中一穷二白,如何守节之时,耿十八握妻臂,作恨声曰:“忍哉。”言已而没,手握不能开。妻号,家人至,两人扳指,力擘之,始开。《金姑父》篇中的烈女梅姑,未嫁而夫早死,随后梅姑也绝食而死,并被作为烈女供奉到祠堂中。成为鬼的梅姑应该不需要守什么节了,但当她想找个男鬼金生做伴侣时,却受到族长的反对,借助于法力惩戒族长,方如愿和金生走到一起。蒲松龄对梅姑此举大为不爽,叹道:“未嫁就为夫守节,不可谓不贞矣。为鬼数百年,而始易其操,抑何其无耻也。”

对比于《聊斋志异》中众多庸碌无为的男子,蒲松龄为我们描述了众多充满个性的女性鬼狐仙妖:黄英、香玉、绿衣女、晚霞、聂小倩、小谢、梅女、伍秋月、娇娜、婴宁、小翠,神女翩翩、云萝公主等,蒲松龄为一个个生活中不得志的男人们描绘出了一个理想天地:借助于美丽女鬼、魅艳狐仙的肉体安慰和精神支持,男人们度过了他们苦痛的寒窗岁月,最后金榜题名,功名利禄,美女艳姝双丰收,并得享高寿,后代连绵不息。中国读书人的理想人生,可谓是尽在此中了。但蒲松龄还是世俗的,虽然他安排了一个个超凡脱俗、背离人间经纶的妖媚鬼狐,她们却只是作为男人们减压的性工具,是为了巩固男权主义,围绕男子中心世界而设置的,不论如何超凡脱俗的鬼狐花仙,她们最后也脱离不开作为男性附庸的命运。

三、富贵功名幻想背后痛楚的书生

在《聊斋志异》中,原本穷困潦倒、庸庸无为的书生,由于突然出现的鬼狐妖仙的资助激励,不但改善了家境,前途也顿时变得光明起来。《阿纤》篇中,阿纤出私金建仓廪,不数年家中大富。《红玉》篇中,书生忧心家中贫乏而不能安心读书,红玉却说:“但请下帷读,勿问盈歉,或当不殍饿死。”遂出金治具,租田数十亩,雇佣耕作。还帮助该生走后门弄了个秀才资格,不久家中腴田连阡、夏屋渠渠了。《凤仙》篇中,凤仙呵斥不争气的刘生道:“君一丈夫,不能为床头人吐气耶?黄金屋自在书中,愿好为之。”“欲见妾,当于书卷中觅之,不然相见无期矣。”随后凤仙化入镜中,每当刘生卖力读书时,凤仙则正面笑脸相对;每当刘生松懈时,则调头不见。以美女为动力,刘生发奋苦读二年,一举告捷。

当然也有在自己身上不能实现功名,借助于女性鬼狐神仙的仙妖之气,在下一代身上得到补偿。《白于玉》中的吴生,少有才名,得葛太史青睐,要将女儿许配给他。本想在科举成功迎娶佳人的吴生,却在科举场上受挫。于是吴生发狠对葛太史说:“富贵所固有,不可知者迟早耳。请待我三年,不成而后嫁。”于是愈加发奋读书,但后来碰到了白于玉,他说吴生不是功名中人,教吴生修行,并引吴生上广寒宫,得仙子青睐,并生子。于是吴生放弃功名,飞升而去。而太史之女却仍嫁入吴家,为吴生养母育儿。吴生在仕途上的失落,在他的儿子身上得到补偿,其子聪慧绝伦,十五岁就入翰林,至于良田广宅更是不在话下。

借助于女性鬼狐妖仙的帮助而获得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的幻想,乃是书生们对现实生活的买醉。在现实中,清人“婚嫁只论财”,“把嫁女娶媳当成是炫耀门第或财富的形式,不仅在成婚的礼仪上讲排场,更重要的是视为极为圣洁的终身大事,如同商市的买卖,把利放在前头,钱财却为第一位,至少是最重要的着眼点”。[4]而清代读书人大都家境贫寒,笔耕笃业,家无恒产者十人而九。这种经济地位的低下,常常带来书生们的不理想婚姻。在寒酸书生们的梦想中,一个理想的婚姻,不外是迎娶能诗善词、体贴己意的佳人,并通过联姻而对自己的前程有所帮助。

《清稗类钞》中曾记述了一个佳话,闽县富家独生女张荭娇能作诗词,有钱人家子弟纷纷向张家求婚。荭娇认为纨绔子弟既无才能,又没情意,故不能中意于此等人,而愿意与有文才且品行好的人结合。于是文士纷纷投献诗词以求婚,福清书生林鸿的诗颇得垂青,二人诗书往来,暗立盟誓。但是张荭娇父母因林鸿家贫,要求他科场中第后再成亲。后来林鸿中了举人,方正式结婚。如这般的功名美女双丰收的美好结局,更多的只是在幻想中,现实中的生态却多的是白首穷经、困顿终生、榜上无名的寒生。

在《聊斋志异》中,书生们富贵功名之得失又常与他们的德行联系在一起。按照理想化的标准,书生们除了须具备深广的知识、智慧、才华,还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才德结合方符合“仁”的标准,有德者总会获取回报,得享荣华富贵、功名利禄。《西湖主》中陈生在洞庭湖中偶遇受伤的龙后,陈生以金疮药敷其伤处并将之放生,因此受到龙宫的青睐,被招为驸马,在龙宫享受富贵荣华。陈生因思乡心切而回归人间,而龙宫所赠的财富,则使他过上了“日日宴集宾客,宫室饮馔之奉,穷极丰盛”的生活。《八大王》中老鳖为报冯生救命之恩,赠其珍宝,使其富比王侯,后又娶得肃府三公主,一生荣华富贵不在话下。《青梅》中的贫穷文士张生因有孝、信、明礼三德,所以得到上天护佑,不仅科场顺利,官至侍郎,并且娶双美为妻,儿孙满堂。

与此相反,一些无德的书生则受到惩戒。《阿霞》中的景生,看到阿霞姿色可人,就见异思迁,把多年的结发妻给休了。作为惩戒,他因祖宗结下厚德而本应该得到的功名也失去了,而阿霞更是鄙夷不屑景生,最后景生潦倒而死。《姊妹易嫁》中,世族张家看上放牛的毛家祖坟好,要出人才,便准备将大女儿嫁入毛家,谁晓得大女儿哭哭啼啼誓死不嫁牧牛儿。没法子时,小女儿挺身而出,替姐姐嫁入毛家。后来这家的毛生在赶考的路上碰到一个店主,店主告诉毛生,他梦到有神托梦,告诉他毛生要高中解元。毛生顿时忘形,开始思量高中之后将张家小女给休掉,冥冥之中却被鬼神所知,结果没了功名。经过反思,为了功名,毛生再不敢思量休老婆了,后来果然科举高中,老婆也变得漂亮起来了。而姐姐嫁入豪门之后,由于豪门子弟懒惰不堪,家境不久中落,靠妹妹来帮助之类是故事的自然发展了。

《聊斋志异》中涉及因果报应的篇幅有约三分之一,所描写的大体是仁义孝悌、至情诚笃之人得到好报;薄情寡义、自私无德者则遭噩运。诸多果报故事除了劝告时人向善,宣扬惩恶扬善,揭露官场黑暗,批判社会恶习之外,这些果报主义宣扬的背后,更深层的乃是书生们对现实生活中苦痛的买醉,他们省略了当下生活中的复杂内容,沉醉于幻想之中。通过玩味那些成功或者失败、美满或者残酷、正统或者淫邪的才子佳人们的故事,去宣泄自己无法实现这种理想的苦痛与遗憾。

如弗洛伊德说,幸福的人从不去幻想,幻想是从那些从未得到满足的人心中生出来的,未满足的愿望是造成幻想的推动力。对功名的苦苦痴求与科举场上的屡屡失意、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现实中的困窘交迫,这在书生身上产生了错综复杂的感情冲突,带来了他们复杂微妙的心理,更令他们产生了深深的破灭感。于是,在性与功名的二重幻想中,在用文字所编织的梦境里,中国古代的书生们获得了某种释放,得到了稍许慰藉。

终其一生,蒲松龄都在苦苦追求功名,他以毕生的努力求取功名,然而白首穷经却不及一第。《聊斋志异》中涉及到科举的文章有六十多篇,其中大多为才子佳人式的志怪故事,这是蒲松龄自身生活际遇与情感体验在小说中的投射,从中可窥知蒲松龄矛盾复杂的内心世界。《聊斋志异》这部洋溢着幻想的作品,可视作是蒲松龄、乃至中国古代书生们苦闷心理的一种自我安慰、自我释放,它真实地反映出了农耕社会中落魄书生们的普遍心态:即个体之生命价值在现实中无法得以实现时,便转而投身于幻想之中,为自己编织出一个可以解痛的梦境。

[1][奥]弗洛伊德.廖运范译.弗洛伊德自传[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2]愈汝捷.志怪传奇新论[M].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

[3]邓晓芒.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4]郭松义.伦理与生活——清代的婚姻关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