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侃

曾有人对“九十年代”与“一九九〇年代”的各自指称进行过很有意义的区分:后者只是一个时间标记，而前者则是指从八十年代末发展至今的一个历史进程①汪晖:《“去政治化”的政治:短20世纪的终结与90年代》，第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这个区分显示的是，“九十年代”并非“八十年代”的自然延续;相反，前者是对后者的终结，这是两个彼此断裂的时代，它们彼此颉颃，互为他者。对这两个时代的命名、描述，也在层峦叠嶂间的隔膜与对峙中走向相互否定的终局。

在一种简约但不全然准确的描述中，“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分别与“理想主义”和“世俗主义”两两对应。这不仅是对一种社会－文化状况的命名，同时也是对身处其间的知识者的精神立场与价值取向的写照。如果说，“理想主义”意味着坚执的信仰、不竭的热情、纯洁的精神与飞升的灵魂，那么，“世俗主义”就意味着信仰的溃散、激情的消蚀、物欲的沉溺与形骸的放浪。前者意味着离经叛道的批判精神，后者意味着随波逐流的混世哲学;前者意味着矢志不渝的忠贞，后者意味着见异思迁的背弃;前者意味着自我奉献的品格修行，后者意味着侵欲无厌的失行放纵。也许，两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并不像前文描述的那样泾渭分明，但是，对于这两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与精神走向的基本判断，这样的描述却有其不言而喻的清晰与深刻。

人的生命可以在时间的自然延续中，遵循着时间与生物定律的双重规约，平滑而有序地行进。但如果一个敏于究诘与自省的生命，从青春到暮年，幸或不幸地覆盖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那么，那种内在的生命断裂就不可避免，它将在“平滑有序”的生命皮层之下构成绵延一生的创痛，并且有可能是一个永不愈合的巨大而隐形的伤疤。如此深刻的时代断裂，不仅仅塑造了面貌相异的两代人，它同时也撕裂了不得不在岁月中“跨代”的每一个人。

《札记》② 任白共有两首题为《札记》的长诗，先后发表于《作家》2007年第11期和2008年第8期。此节所引诗句，除特别说明外，皆引自这两首《札记》，不另作文本区分。:时代与自我批判

任白的诗，着力于描写这两个面面相觑的时代，以及在这两个不同时代里变得自我陌生的个人。他写道:“镜子中的那个人是从外星来的/惊惧和猜忌在眼中躲闪/然后是对峙和角斗。”(《札记》)紧紧相贴的两个时代以及被撕裂的个人，彼此的面貌变得如此突兀和陌生，竟至于无法辨认彼此的血脉与亲缘，原因在于一个如此不同的时代终结了另一个时代，所以，任白说“我们在一场葬礼中长大”。如果说在这场葬礼中，“时间和命运像一副玻璃棺椁”，那么，隔着这透明的玻璃，对望着的两个时代以及被一撕两半的个人，便犹在镜中:

我们的前世今生

我们的死与活

我们的爱与恨

都在惊愕中对望

两个时代的巨大差异，被用“死与活”、“爱与恨”这样的两极化语汇所标注。如此差异巨大的两极，实际上也标示出个人被两个时代撕裂时伤口的宽度和痛楚的深度。快乐从此转身离去，虽然“这一切/和我们隔着很少的光阴/却隔着很多的山峦”。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巨大的时代断裂，万物失去了轻重(“时光是有重量的/而历史没有/爱情是有重量的/而爱人没有”)，尤其是，其中的个人不仅失去了来路(“在一次逆时针的漫游中/看见我们来的地方/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同时也失却了自己的历史，成为“此在”中一个失去把持、失去方向、茫然无措的浮游物。随波逐流似乎成了生活于“九十年代”的一种命定。我认为，任白很好地表达了“跨代”的个人之直观的现实与心理情状:无根与失重的存在之相，颓然与绝望的精神之痛:

是的，我们的心智和爱欲

就这样被半路截杀

我们世代不绝的梦想

变成一个口信

在风雪弥漫的驿道上冻僵

任白致力于甚至是有些迷恋于刻画时代的断裂，刻画这断裂所施予个人的撕心裂肺的疼痛。尽管他深谙解决痛苦的门道(“也许遗忘是仁慈的/我们关上身后的那道门/就把那些酷烈和绝望之事/关在了身后”)，但他显然不图谋解决;相反，他在“我们还要不要保持疼痛”的反问中，断然保持着对疼痛的真切、持久的感受。毫无疑问，诗人如今生活在未竟的“九十年代”，但因为对痛苦感受的保留和刻画，使得“八十年代”成为他个人生命内部的他者，它如鲠在喉，让人时时陷于不快与不安。而对于这两个时代的价值判断，诗人有着一目了然的、简洁直白的结论:“在最好的年代/我们魂飞魄散/在最坏的年代/我们锦衣玉食”。

任白在几乎所有的诗作中都提及了崔健。崔健和摇滚乐所代表的锐利和叛逆、思考与求索、激情与入世，是任白一代的青春记忆(“一无所有是青春期的故事”)，崔健因此成为“八十年代”的文化符号与精神象征，成为诗人的历史珍藏。于是，诗人写道:

有人说崔健老了

可是有人在贪恋玩具的时候就已濒死

你多么年轻多么骄狂

这是一句咒语

你从未死亡也从未活过

这也是一句咒语

“崔健老了”，意味着一个时代终结了。于是，此时的任白一下子失去了诗风中惯有的沉郁，以孩子式的诅咒来回击对于崔健的嘲讽。无疑，对崔健的维护，实质上是对诗人自己的青春记忆与历史珍藏的维护，是对“八十年代”及其文化立场与精神气质的维护。尽管来路已被腰斩，但“记忆”仍然可以作为历史的标杆(“只是我们可以用记忆/在心里刻录风和挫折”)。而在对“八十年代”的维护中，已暗含了对“九十年代”的贬斥，暗含了对“最好年代”和“最坏年代”的情感倾向。

实际上，任白也确实一直在诗中不遗余力地批判“九十年代”。早在一首题为《击打》的短诗中，任白曾如此写道:“我们，城市中无名的部族/酋长已经走失/只能在烟雾中舞蹈”。所谓“酋长走失”，和“上帝死了”一样，意味着中心价值或权威的涣散或倒塌，意味着一个有信仰、有操守、有灵魂的时代的终结。但涣散的价值在“酋长走失”或“上帝死了”之后并没有进入必要的重估程序，相反，却一直陷于失范:

那么多东西一瞬间倒塌了

倨傲的和卑微的

庞大的和渺小的

华丽的和寒伧的

嚣张的和沉默的

勇敢的和怯懦的

公正的和褊狭的

文明的和野蛮的

凌辱的和含冤的

可敬的和可笑的

正义的和不义的

壮丽地，舒缓地，永远地

倒塌倒塌倒塌

也许，这个时代的价值失范是引发诗人忧愤与批判的最重要的缘由。正是因为价值失范，罗那尔多“在巴塞罗那登陆/和当年哥伦布的壮举/有什么不同”居然成为“问题”。也正是因为价值失范，这个时代诞生了大批的行尸走肉般的犬儒(“我看见一代白痴死于娱乐”)，而“弄臣篡权”、“白痴为王”，已然成为这个时代的常态。与此同时，“个人”并没有在“酋长走失”或“上帝死了”之后成长为真正的“个人”;相反，“我们只是苇草/尽职地生活在风中/或者一起摇晃身体/拍打着风/在它的空虚和激愤中/敲出飒飒之声”。如果“个人”只是苇草式的空心人，那就意味着人已在这个时代里灵魂尽丧，同时也意味着当下的历史失去了归属，失去了质感，因为“谁也不是历史的主人”。

依据“八十年代”，批判“九十年代”，最终必然导致对在时代断裂中被一撕两半的个人自我的批判。任白坦承:“我啊是命运派出的一支箭矢/射中自己缓缓坠地”。诗人的忧愤不仅由于时代的价值失范，同时还由于在失范的洪流中沉沦的自我。他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犬儒样态:“对下一个早晨欲罢不能/对隔夜的爱情意兴阑珊”。他也曾妥协、放弃甚至背叛，甚至暗暗祈求“一次冷酷而又坚决的死亡/烧掉历史的残卷/翻新记忆/翻新我们受伤的洁癖”，以此来封存历史，完成对“八十年代”自我的割离和终结，让当下的自我可以在无痛中沉溺于放浪形骸的快感。但毕竟，在自我批判的视野里，“九十年代”只是“一段被欢乐刺痛的沉沦之旅”，在灵魂彻底失重、精神彻底失效之前，痛苦的心智仍然会在挣扎中发出诘问:

如果我们自己成为信使

丢失了祖先的信件

会不会向自己复仇

斩杀失重的游魂

复苏大地上的梦想

所谓“向自己复仇”，便是自我批判的启动;而“八十年代”作为内部的他者启动了自我批判的程序。于是，“我听见沙漏的呻吟/看见自己在追打自己”。这种自我批判对于诗人来说是如此重要，是因为他在挣扎中复归于如下的清醒:“是啊，在岁月的山脊上颠簸/我们只能交出自己/才能找到自己”。的确，当“九十年代”的自我被交付批判时，“八十年代”的自我便如期而至。

我相信，“八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化成果之一是主体性的张扬与确立。当“九十年代”被宣布为是一个“主体弥散”的时代时，重新启动的自我批判则意味着主体性的复苏或重构。因此，哪怕当下的个人存在只如一棵苇草，因着这奇异的复苏或重构，也总有一天能向“冷漠混沌的时间/发起长途奔袭”，并且，“在忍耐、咆哮/和牺牲前的静默中/收获尊严/收获此生的重量”。

《耳语》、《未完成的安魂曲》:“私”之诗剧

日本有所谓“私小说”，影响所及，在中国现代则出现了“自叙传小说”。我不知是否有“私诗”之谓，依着对“私小说”的一般理解，我把从个人生活经验出发，对自我进行直白暴露的诗作，称为“私诗”或“自叙诗”。我想说的是，《耳语》和《未完成的安魂曲》就是“私诗”。

进一步的区分是，我把《耳语》和《未完成的安魂曲》称为“诗剧”。由于叙事架构的进入，私密的日常经验、真切的生活场景与生动的人物关系纷纷登场，诗人的自我批判有了“物质”的承托，有了“私人”的针对，批判的有效性也就此有了更坚实的保证。而称其为“诗剧”(而非一般“叙事诗”)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它藻艳与白描兼备的诗风，以及在诗本体上衍生叙事的美感形式。

如引言所示——“献给这个最好的和最坏的年代”——《耳语》延续了对时代和对自我的尖锐批判。“九十年代”在这首诗里有了具体的时尚的或物质的表征:黑啤酒、芝华士、LV、BoBo、Visa、香奈尔、按摩院、免税店、互联网、骇客、手机、汇率、油价……但物质的高度发达，欲望的自由释放，仍然无法挽回这样的颓势:“我们这么快就衰老了/这么快就失去生命的光彩/这么快就被历史终结”。由于价值失范(“我们失去了上帝和内心的经纬”)，“犬儒疫情”开始铺天盖地:“犬儒附体钙质分崩离析/我们在泥淖般的岁月里罹患肌无力”。诗人在一连串“来不及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的慨叹中痛陈时代的迅疾堕落，忧患末世的无情迫近。

在前述《札记》中，诗人曾说:“也许我该抽脂/不是从腹部/而是从脑袋里”。可见诗人并不简单、机械地批判“锦衣玉食”，而是更关注于在物质主义和享乐主义沤腐下的精神靡烂。因此，在《耳语》中展开的自我批判，其锋芒大致指向灵与肉的分野。一分两半的自我，立足于灵或肉的阵营里彼此博弈。这部诗剧，叙事部分可化约为“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基础结构，肉欲是其结构的核心支撑，它有力地象征了当下时代里作为精神现象的无耻、贪婪、失贞与放浪，以及失控的暴虐和乖张。在“八十年代”必须压抑的肉欲，于当下已没遮没拦地敞开着;所有关于意义的严肃追问，都换成了“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如此而已”的玩世调门。但诗剧的思辨部分，则在忧愤和沉郁中试图挽回涣散的意义和价值，犹疑地探访忏悔和救赎的门径(“谁还会像沙威警长/在忏悔中溺死自己”，“知识还会不会成为弥赛亚/使我们再次得救”)，以缓解“九十年代”深重的精神危机。而蛰伏的“八十年代”是思辨的精神资源，它在一切失重的地方等待一次出手救援的时机:

历史并没有死去

它只是被冻僵了

被时间冻僵

被遗忘封锁

它一直在等待一个咒语

等待灵魂中山崩地裂的时刻

但是，“来不及了”，无论付出过多少泪水，多少哀伤，悲剧依然降临，救赎无法完成，复活的故事成为永远的虚幻。诗人曾说:“生活在别处，青春也是/所有我们热爱的东西都是。”如果诗剧所设置的丽江之游可以理解为是对“别处”的寻访，以期激活青春，安放灵魂，那么，悲剧在丽江的发生，则意味着对精神救赎之可能性的最终抹杀。这世界上不会有真正的世外桃源，而个人、自我也都无法脱离时代羁绊从而最终只能接受时代的塑造，在绝望中陷于彻底的沉沦，面对世间万事万物的耳语式的喃喃祈求，拯救不了什么，因为沉沦是这个时代共同的命运。

我以为，这样的一种认识透着诗人的深刻:他以失败的救赎，提醒了肤浅的乐观。与此同时，他在两个时代的对峙中，在一撕两半的自我批判中，发掘到了张力十足的诗性:用快乐标示在此时的沉沦，用不幸表达对此生的爱恋。

时代的对峙与一撕两半的自我批判仍然是《未完成的安魂曲》的主题:

啊啊，我们是人马座下的

一群双头少年啊

一边肢解自己

一边缝合道路

然而，这部诗剧不同于《耳语》之处在于，它开拓了一个新的意义方向。宗仁发对这首长诗有过一个较为概括的评论:“这首长诗扑面而来的(是)对人生价值的反复追问，对内心世界的曲折剖析以及诗人骨子里的血性和大爱……(它)如同展现火山爆发的惊心动魄过程一样，把一个时代唤起的个人内心的躁动不安、热浪灼人和灰飞烟灭都制作成了标本，使人重温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这双重的人生都被生活粗暴吞噬的残酷和无奈。安魂曲的未能完成，既是因为要寻找的对象杳无踪迹，倾听不到这不甘寂灭的咏叹，也是指一个时代的旷野无人，能看到的只有灵魂的废墟。”①宗仁发:《风吹草低见牛羊——〈二○一○中国最佳诗歌〉序》，《当代作家评论》2011年第1期。这个评论基本到位，但因为不涉及对任白其他诗作尤其是《耳语》的比较，新的意义方向也就没有论及。

在《耳语》里，诗人不无嘲讽地提到:“那虚妄和无助的老人/只是因为应许了一个悔改的道路/就赢得了那么多人的赞颂和爱戴。”由此可以引申的是:是不是只是因为作出了一个批判的姿态，犬儒就可以免于被起诉?——显然不是。犬儒批判犬儒，毕竟做作，就像贪财者鄙薄金钱，背德者取笑忠贞，皆流于矫情乃至下作。只有在坚持更高价值的前提下粪土金钱，才是高尚的;只有在发动更高追求的行动里，批判才是有效的。

《未完成的安魂曲》中的“九十年代”，在世俗与肉欲的时代面貌之外，进一步透露了它另一个背面的情状:这个背面，与民间、与底层的苦难有关，与知识、与知识者的腐败无能有关。如果说，世俗与欲望在“九十年代”的日常化，使“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言说陷于艰难甚至常遭否定的境地，以至于诗人在《札记》、《耳语》等长诗中不得不让“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陷于话语僵持;那么，《未完成的安魂曲》击碎了这样的僵持，使理想主义在当下获得正当性，使“八十年代”在此刻获得飞升的空间:

但只要眼底的痛楚还在延续

只要饥饿还在那些典籍的背后

啃噬历史和现实的空洞

我们的言说就是正当的

就是生活的基石

《耳语》探寻过的救赎之途，虚妄、空浮并最终失效，《未完成的安魂曲》则重新锚定了新的、充满确定性的方向。当诗人在《札记》中感悟着“只有交出自己/才能找到自己”时，《未完成的安魂曲》则进一步颖悟到“沿着自己无法走向自己”。的确，当“你”以“失踪”来表达对“九十年代”的弃绝时，“我”或诗人则在对“你”、对他者的寻找中获得启悟:

为什么我们不让自己俯身在苍老的土地上

像托尔斯泰或是契诃夫

左拉或是罗曼·罗兰

鲁迅或是瞿秋白

在尘世的苦难面前学会谦卑

学会简单的热爱

从失血的文字中站起身来

在尘土飞扬的板房里栖身

在汗臭蒸腾的车站里过夜

在那些无告的痛哭中咬紧牙关

如果说，诗人此前的“私”还带着浓重的顾影自怜式的自恋，那么，此刻的“私”则带着强烈的自我牺牲式的承担(“献出勇敢的肩膀……和所有无声的承担者一起/扛起罪恶/寻找墓地”)。如果说，诗人此前的自我批判表达的是一种厌恶的情感，那么，此刻的自我批判则表现的是一种决绝的行动(“我们的骨头/需要刮掉多少腐肉/才能像鹰笛一样闪亮/才能支撑起漫长的行走”)。如果说，诗人此前的叙述还难脱犬儒主义的玩世不恭，那么，此刻的抒情则传达着英雄主义的赴死慷慨(“火山岩是黑色的/像革命者的尸体/那些浩荡的悲歌/从幻想的顶峰俯冲下来”)。当“终极意义”在“私”的上下求索中突然明朗，失范的价值便在“私”的内心重新获得了秩序，救赎的热情便点燃了乏力的生命:“我们至少该来一次像样的挣扎吧/至少该让烟尘和熔岩/装扮好火山壮丽的死亡吧”。

与《耳语》中的死亡不同——发生在《耳语》中的死亡毫无价值——《未完成的安魂曲》让“死亡”变成了威严的检阅者，重新集结了值得检阅的价值观。在一长串“死于……”(如“死于伟大的迷途”、“死于少年的激愤”、“死于委身苦难”、“死于始料不及的牺牲”)的排比句里，一系列的价值观带着理想主义的共同脸庞整齐地排列，而它们，原来都曾聚集在“八十年代”的旗帜下。

尽管是“未完成”，但“安魂曲”毕竟已经奏响了。折磨诗人久矣的内心危机，陡然平复，此前的怨怼、屈辱和阴郁，都转向平静、释然与明朗:“是的，兄弟，我来找你了/或者在狂躁的山风中与你默然相对/或者在死亡的光明里与你相视而笑”。“八十年代”曾被用于保持断裂的疼痛，而今它也可以被用来治疗疼痛。当我们坚实地倚靠着“八十年代”时，我们就不会坠跌，即使我们在当下的存在仍然只能像“风中的苇草”，我们仍然可以豪迈吟唱:

肩上是风

风上是闪烁的星群

九月六日，于杭州下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