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 、《平越府志》与徐宏业及钱邦岂

清王朝为了维护他们的统治，采取了一些缓和民族矛盾的做法，大量任用前明官员文人以收买人心。顺治十七年（1660）朝庭任命了入清后平越第一批官员，沿袭明制，徐宏业以参议分守平越新镇道，管理贵州下游八府及州县卫所事务。

徐宏业，字伟公，榆林卫人。他到平越后，见连年战争，民气未苏，遂请朝庭减免税赋，与平越知府郑铉城、喻全昱请拨公款修复城墙，以安定民心。葛镜桥建成后，桥面为纯土，下雨路滑，徐宏业称此桥为神工所为，西南第一，葛公为平越古往今来大善举的第一人，而是留与后来者继续行善，遂捐清俸将桥面改为石块铺砌，建石护栏，于桥两头岸边凿磴道砌石坎以便行人。

徐宏业最关心的是平越的文化教育，兴贤育才。前明知府陈绍英将学宫迁于孔庙侧，经十余年战乱，学宫倾圯无童生就读。徐宏业十分伤感，得贵州巡抚姚启盛捐俸支持，于是与属僚共同捐俸重建学宫于孔庙原址，学宫焕然一新，平越士子有了读书的地方，给清初平越人才蔚起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十分佩服明末平越知府陈绍英，并以其为楷模为平越百姓办事。时平越人建成的陈太守祠才十来年，经略洪承畴曾题额“惠泽南疆”，两年后，徐宏业作联称：“本武林泰斗，临危不惧，筑城建楼保家为民，我愧不如也；是郡守风流，赏花同娱，修学奖读恤农励耕，他真敢乎。”康熙四年（1665）徐宏业即将离任，仍不忘平越的文化教育，捐俸在城东南仓坡街上建“溥仁书院”，聘请南明隐士、大学士程本顼为山长，平越学风日盛。康熙初贵州学使卫绍芳有《巡平越校士》诗：

黔中名地问藜峨，滇黔羊肠竟如何。

人物风流欣大备，文章雅化此为多。

乐平幸睹一溪练，武胜惊盘七里坡。

司马檄文曾到此，澄清有志惘蹉跎。

顺治十八年（1661），徐宏业监修入清后贵州最早的地方志《平越府志》，而且大胆聘用隐居余庆的南明兵部尚书、著名文史学家大错和尚钱邦芑协纂，志成20卷，于康熙二年（1663）完成。嘉庆贵州学使李宗昉认为《平越府志》优于贵州其它府志。

平越旧有成化《平越卫志》，天启奚荣先的《平越府志》20卷。康熙二年（1663）《平越府志》20卷卷均已佚失。咸丰内乱，义军占平越先后十年，官府和民间收藏的绝大多数古籍史料被毁，至光绪编纂《平越直隶州志》时，多方搜求，仅从坊间寻得徐宏业《平越府志》简抄本三册。近年出版的《贵州出版志》对福泉史料不太了解，将康熙《平越府志》20卷误为3卷。天启《平越府志》是20卷，40余年后的康熙《平越府志》才3卷，说不过去。《平越直隶州志》编纂时忽略了《平越府志》最主要的协纂者，隐居府属余庆县蒲村的大错和尚钱邦岂。乾隆间瓮安傅玉书《桑梓述闻》称，康熙《平越府志》主纂为徐宏业，协纂为钱邦芑，主要由钱邦芑承担全书整理编写。钱邦岂是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对诗文、文史有极高的造诣。除参照奚荣先《平越府志》，正其谬误，又增加了他所亲身经历的明末清初这四十年改朝换代的历史变化。《平越府志》是一部水平很高的志书，傅玉书亲见其书，《桑梓述闻》也参考了《平越府志》。康熙《贵州通志》亦参考了《平越府志》，并保留钱邦芑《潮音阁》诗：

险凿山根佛阁开，虹桥宛转抱层台。

几行怪石冲波立，百道飞泉卷雪来。

车马星霜吹古栈，鱼龙秋夜寤残雷。

苍茫野渡凭谁问，日暮边城画角哀。

钱邦芑入了佛门，皈依佛教，与当时在平越“开教贵州”的山晖行浣大师多有往来，对于山晖受破山一系的排斥，他没有参与“菩萨吵架”。编纂完府志后，往云南鸡足山，不久又至湖南衡山，原平越府同知李益阳时任永州知府，聘钱邦芑主纂《永州府志》。钱邦芑圆寂后建塔南岳衡山。

30 、三丰成仙三百年 总督倡修福泉山

章时化，会稽人，监生。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任平越知府。他来自水秀山青、文化发达的浙江绍兴，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到任后，十分重视平越文化发展和名胜古迹的修复保护。他还未到任，高真观玉皇阁被火焚毁，前任知府刘载宁来不及修复就升任贵州按察使。章时化到任后常游福泉山。见阁毁楼旧，已削第一名山颜色。时有乡绅良相（武状元曹维城之父曹元肃）多次乞请，捐资修复玉皇阁，章时化久有全面重建扩修之心，恐资力不济，不敢贸然行事。康熙三十八年（1699）云贵总督王继文巡视平越府城，当晚知府章时化与属僚知州知县在福泉山设宴为总督接风，席后秉烛参观张仙祠、礼斗亭等张仙遗迹。他见玉皇阁被焚已久，不胜感慨。次日清早，王继文又再次上福泉山，感觉如登蓬莱仙山，惜玉皇阁被毁，削第一名山之颜色，愧对张三丰仙人。王继文知章知府久有修复志，遂捐清俸三百八十金作底金倡修，以助其盛事。章时化得总督首肯，立志重建扩修福泉山，章时化捐出俸银，曹元肃亦捐重金千七百两，平越府官绅士庶各有所助，不几月福泉山焕然一新。王继文十分感慨，亲为玉皇阁题额“维皇建极”，并作对联，他在《修玉皇阁碑记》中称福泉山“林木苍郁，山石巉嵈。其中冀然而竖者有礼斗亭，渊然而洁者有浴仙池，葱笼盘结、氛芳而绿荫者有真人手植之桂。寻往迹读遗诗，如见仙人之状也，游福泉山，仿佛若置身蓬岛间也。”他对寺庙道观教育人民的作用是肯定的：“张真人当日礼斗以事上帝，后人因事上帝以追企真人。今而后，郡之人入庙思敬，俨然上帝之鉴临，而无敢戏无敢谕上。而缙绅学士各思溥恩，膏于黎庶，守礼义于谬庠。下而齐民，各思于闾里，尽孝养于家庭。世享熙维，人登寿考，则文治化所矣。”王继文作为封疆大吏，对于贵州道教圣地福泉山亦加赞誉并捐俸倡修，是难能可贵的。福泉山在明万历时由大和尚圆澄住持时就有达官文人称为贵州的“第一山门”，总督王继文捐俸倡修，作诗题记，题额题联，并题书“黔南第一山门”（贵州古代亦称黔南）大碑，与明万历云南巡抚陈用宾题书的《贵州第一名山》并置于山门前。

章知府继洪武张信、弘治回禄、万历圆澄后，第四次重建扩修福泉山，也是明清间最大一次重建福泉山。章时化以“扩其狭者，增其无者，修其废者，淘其污者”为重建宗旨，扩修重建，圣像装金，庄严肃穆，楼台亭阁，焕然复振，与“贵州第一名山”、“黔南第一山门”相符。重修扩建福泉山费银近五千两，不用公家一文，是修复福泉山最大的功臣。竣工之日，全省僧道司纲目及部分官员、平越官绅士庶齐聚福泉山，共庆张三丰成仙三百周年和福泉山高真观重建竣工。

章时化“因思楼阁之所以重者，以仙迹重也。仙迹之所以传者，以《遗编》传也。”章知府称“今楼阁告成，而仙人遗书同被火焚者，寂无传焉！将来后人游其地问其遗事，世远时淹，老成凋谢，板策无征。不几令千秋下，望古遥瞻，率然莫辨也乎！”为了不使《张仙遗迹》一书失传，他秩其先后，正其鲁豕，增加内容，阅月书成，改为《张仙遗迹内外编》，并亲为作序，捐俸付梓以流传。虽然其书不等于三墳五典如日月之经天，亦不类于诸子百家资儒生之采博。“然后人游其地，登其阁，访其遗踪。指其阁阁存，登其亭亭存，览其遗编遗编存，不几畅然无余憾也乎。”况且张三丰仙人之“灵台丹汞皆醒世之微言，短歌长赋多骚人之寄兴，更有不可散失者耶！”“予固不及见古人，一于书见古人也。后人不及见今人，于书见今人也。即有天南地北，时异势阻者，不获登其亭，览其风景山川，然展斯篇也，亦足以恍然在目，快然于心，如身履其地，接其事矣！”

章时化在《重修高真观记》中称：“高真观，有说建于宋元，有说建于明初，总之是历世甚久，为古人之创造，则无讹也。先明洪武间，有黄冠道人三丰者，结茅礼斗于后岩中，即此仙去。然慕其风貌游其遗迹浴仙池、礼斗亭、回生桂时，仿佛各有一三丰在其眼前，徘徊瞻顾不忍离去。”其在《风亭跋》中称高真观为贵州山水之最，登睥游览，辄入其中，便觉风尘之意息，而宁淡之意生，勃勃然恍有一黄冠羽衣在其左右。志称三丰道人于此成仙去后，此山因以名焉！

康熙《贵州通志》、乾隆傅玉书《桑梓述闻》、《黔南会灯录》、《黔诗纪略》、《平越直隶州志》、清末民初《平越楹联》

康熙《张仙遗迹内外编》、光绪《平越直隶州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