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军

本文责编：陈道生

简单意义上的后现代，无非是以现代主义为界，强调与之有别罢了。在此，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各种批判、修正和超越现代性的努力”。

自古以来，临水者自有其长。拥有1000 多公里湖岸线的鄱阳湖流域，就是一个因水而灵、因水而秀、因水而风雅、因水而滋润的地方。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鄱阳湖考察时说：“在中国，现在只剩下这一湖清水，你们要好好保护。”站在全球生态圈上看，可以说，整个世界的生态，如果离开了中国鄱阳湖的参与，也将黯然失色。这足以说明鄱阳湖在中国和世界河流中所处的特殊地位。

那么，鄱阳湖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了后现代呢？把鄱阳湖放到中国剧烈变动的大背景上看，大致可分三个大时段：前鄱阳湖时代，即渔舟唱晚的农业文明，人与自然相对处于融洽阶段；二是鄱阳湖嬗变时期，即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迈进时所经历的人与自然分离的裂变与阵痛；三是后鄱阳湖时代，即人与自然重归于好，全球生态进入科学自觉保护的阶段。有人称其为后现代。

依我多年在鄱阳湖的拍摄和采风，发现帆的消失是鄱阳湖进入后现代一个很重要的标识。一部鄱阳湖的历史，就是一首“渔舟唱晚”的历史，也是“白帆点点”的历史。这之前，每年到了涨水季节，在永修县的吴城镇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湖上的白帆，几乎是贴着在快要接近街道地面的水面上缓缓驶过。远远看去，那帆就像在大街小巷内移动。要是起大风，一只只扯满风帆的船，便急急地在这里落帆靠岸。那时，鄱阳湖留给人们的印象是“诗思浮沉樯影里，梦魂摇曳橹声中”。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鄱阳湖上的白帆，仿佛一夜之间从我们生活中隐退了、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轰轰隆隆的机器声……

如果说帆的消失标志着鄱阳湖进入了后现代时代，那么与前鄱阳湖时代相比，后鄱阳湖时代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一、由“渔舟唱晚”到“渔舟不唱晚”。在原始农业文明时，渔民“一只桨一条橹一片帆”，摇出了港湾，就和天地融为一体了。那时，渔民对大自然是顶礼膜拜的，他们抬头望天，一眼就能知道什么时候要“打风暴”，什么时候该张网捕鱼。而进入后现代时代之后，和城里人一样，渔民可以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得到信息，了解气象变化，船过“老爷庙”，也不再“杀鸡祭神打炮仗”了；渔民也不再用“朱元璋大战鄱阳湖”的传奇开导孩子的智商了。

二、由水上到坡上、由飘泊到安定、由流动中的静止到静止中的流动。1998年那场“世纪洪水”过后，几十万鄱阳湖人通过退田还湖、移民建镇，由水患区搬到高地乃至山里，经历着人生中一场刻骨铭心的历史大迁徙，从此他们结束了多少年来的漂泊生涯，开始在岸上定居。船家的后代也由水上转到了岸上，和许许多多陆地上老百姓的孩子一样，有了一个相对安稳的童年。过去渔民的孩子很少与陆地上的人通婚，如今水陆不分。船家孩子中同样有不少人考入大学进入城市。一些外乡人在打工中和他们相识，也开始渐渐进入到渔家新一代的生活中来。风力发电、移动电话，打破了鄱阳湖人的自闭和自恋。

三、由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傍到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又由人与自然的冲突和分离到人与自然的重归于好。退田还湖后，湖区水面大大扩展，生态得到了休养和恢复，鸟立牛背，人鸟共存的局面开始形成，鄱阳湖成了世界候鸟的天堂。过去，人们把景德镇与瓷器等同起来叫 “china 中国”；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鄱阳湖与白鹤等同起来叫“white crane·中国”。

四、由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与恬静到电子文明下的痉挛与躁动。经济开发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把一个贫穷的鄱阳湖改造成了富饶的鄱阳湖，另一方面也把一个田园牧歌式的鄱阳湖变成了耸立的现代高楼，真正意义上的鄱湖渔村已经很难找到。渔业正经历一个异常萧条期，丁字网星罗棋布，电网电鱼时有发生，鱼类生态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水上人家出现了新的生存迷茫与困惑。让人震撼的是，站在吴城，站在永修的松门山上，看到的不再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景象，一艘艘挖砂船正对鄱阳湖水面进行疯狂的地毯式的生态掠夺。鄱阳湖的物质生态和自然生态正在经受着无以复加的重创。

后现代的鄱阳湖正处在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电子文明剧烈嬗变之中，后现代鄱阳湖人充满了危机与困惑。与前鄱阳湖时代相比，后鄱阳湖时代呈现给人们更多的是浮躁和不确定。这场变动，不仅表现在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的变化上，而且导致生存方式、行为方式、风俗方式、情感方式的巨大变化。在这场巨大的变动中，童年的鄱阳湖与后现代鄱阳湖发生着激烈碰撞，鄱湖渔歌成了人们心中永恒的定格和记忆；湖区特色日渐破坏，以永修县吴城镇为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还存有八栋会馆旧址，到今天只剩下一个吉安会馆旧址的门楼。如果不是这种毁灭性的破坏，这里白天可以观鹤，晚上可以逛游古镇，那么“水镇周庄”的桂冠就要让位于吴城了。鄱阳湖地域文化在全球一体化经济中变得如同许多都市一样顿失个性。其实，这种痛苦也是人类的痛苦，这种危机同样也是人类的危机。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带给水上人家的将是天长地久的感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