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1年，胡适出生于安徽绩溪的一个小村庄。1910年，他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远赴美国留学。1917年，归国任教北大，加盟《新青年》，其《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石破天惊，深深扣击世人对传统文化的迷恋。从此，胡适二字便烙印在人们关于“新文化”的追忆中。风华正茂之时即暴得大名的胡适虽屡次强调“但开风气不为师”，但在探寻中国出路的漫漫长夜中，很多人相信他为唤醒中国点亮了一簇星火，于是“国之导师”成为人们对他的普遍期许。在他悲喜参半的一生中，其自我定位始终离不开“国”这个让他爱恨交加的字眼，这是他生存的母体，更是他为之奋斗一生的坐标原点，“诤臣”则是他在坐标中选择的一个立足点。在国之山河亟待重整而各种思想激烈碰撞的背景下，于社会期许的目光中，于自我内心的拷问下，胡适努力诠释着自己这“国之诤臣”的社会角色。

隔岸遥望：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

早在留美期间，胡适对祖国现状和国家改革的认识就初具雏形，他从不讳言中国衰败的现实和种种弊端。在他看来，祖国犹如重病缠身的病人，积重难返，因此单纯的武力或者是激进的革命反而会使病人病情加重，只有采取渐进的疗养方式才能真正起到治本的作用。中国的发展需要“造新因”，没有捷径可循，需要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的信心和耐心。他认为祖国如果有不足以灭亡的因素就绝不会灭亡，所以当务之急是从根本着眼，为祖国创造新的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