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原

在上海做“寓公”的日子里，马衡除与友人交往和参加叶家必要的应酬外，或偶尔陪太太玩几圈麻将，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呆在凡将斋里。在叶家生活的十五年，他与夫人共生育了十个子女，除此之外，马衡打下了金石学的底子，还被于右任赞誉为“金石第一人”。他还继吴昌硕之后，成为西泠印社的第二任社长。另外，身为叶氏企业的董事，他还需要到叶家在外地的五金杂货行分号巡视。

马衡和夫人一生的婚姻生活，在其孙马思猛的眼里，并不幸福。马衡自1917年从上海到北京之后，他们夫妻离多聚少，抗日战争爆发后，马衡随故宫文物西迁到了重庆，马夫人留在上海，那个时候叶家已经败落，作为瘾君子的马夫人生活窘迫，于1940年9月在孤独凄凉中病逝，年仅五十六岁。马衡写了题为《秋雨》的诗，寄托哀思：“连宵秋雨太无情，挑尽孤灯梦不成。倚枕静听群动息，泉声幽咽到天明。”抗战胜利回到北京后，马衡的卧室里没有任何装饰，只是在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夫人少女时代的像片，还有一幅上海江湾跑马厅的全景照(当年在叶家时，马衡经常与他的一位妻兄一起到跑马厅骑马)。叶家和夫人的经济支持成就了马衡的金石嗜好，但夫人的劣习是马衡很无奈的，后来马衡保存夫人的唯一的念物就是她的烟具。直到1950年代初的“禁毒”运动中，才把此烟具“上缴政府”。马衡的朋友评价马衡的为人宽容大度“既衡且平”，马思猛说这是他被夫人磨炼出来的“忍”字功夫。

马衡之所以离开上海到了北京，得益于其兄马裕藻的推荐。1917年6月，北洋政府将国史馆并入北京大学，在文科内设国史编纂处，新任北大校长蔡元培兼任国史编纂处主任，刘申叔、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为编纂员，还需要增加工作人员，马裕藻时任北京大学国文系主任，便向蔡元培推荐了自己的弟弟。这次离沪北上，是马衡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也开始了他的职业学术生活。1918年在沙滩的北大红楼竣工后，马衡就随北大文学院迁入，在这儿一直工作到1933年出任故宫博物院代院长时，才辞去北大的职务。马衡最初在北大拿的月薪是一百二十元，收入无法和在叶家相比。但这是他真正独立的一份工作。

从马衡日记中可看出，还没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知识分子们已经开始主动检讨过去的思想和历史了，开始了与时俱进。在新中国建立初期，知识分子非常受重视，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领导人眼里的分量，例如马衡在1950年8月16日的日记里记录：“赴苏艺术品徐悲鸿之作多不满人意，故多未人选，徐甚愤，乃致函政务院。今晨文化部书来，谓将重陈以备复选，诚多事也。”尽管马衡和徐悲鸿是非常好的朋友，但很显然，马衡对此不以为然。在次日的日记里，他写道，因赴苏的艺术品中“盖现代画为悲鸿所征集，此次大批落选，并其本人之最得意作品亦与焉，因致书周总理，请求重付审查，以平诸艺术家之愤。下午周总理来，丁西林、洪浅哉皆先来相候。审查结果又于落选中选出数件，悲鸿占二件，皆国画。周谓国画较可藏拙，似亦有理”。

1955年3月25日，马衡去世。临终前他嘱咐子女，把他一生所集，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