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志勇

个人活力、社会活力与国家活力

文/戴志勇

戴志勇著名时评作家，南方周末资深编辑

社会缺乏活力，才要激发其活力；社会要免于矛盾丛生，就需要格外强调和谐——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社会管理及其创新专题研讨班上，胡锦涛连用三个“最大限度”，显示了中央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

社会本不会缺乏活力，倘若处处管制，便也失去了活力。恰如个人从不缺乏为了谋取美好生活勤奋工作的内在激情，只要不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活力便会天然迸发，成就物质财富的井喷。

释放个人的活力，已经用了三十多年。背后，是种田或务工的自由、在街头摆摊或自办公司的自由，是财产权、国民在自己国土上的自由迁徙权。一句话，过度的权力日渐松手，公正的法律挺身上位，得失相符的激励机制就会慢慢建立，生而自由的个人，便会从各个方向，充分释放自己的潜能。

人生而成群，除非是故意阻断，社会的形成，本是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不用激发，为适应大市场，农民自会结成自己的组织；为与大资本博弈，工人自会结成自己的社团；为协调利益有序竞争，商人自会结成商会；为“诗意地栖居”，小区业主也会形成自己的业委会。更不要说，有志于环境、慈善与扶贫的会成立各种 NGO，有各种爱好的聚合为万千“协会”了。如此，一个由千种“社”、万样“会”组成的“社会”，就会日渐成型、丰满，而个人则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兴趣，选择加入，为之贡献，从中获益。

由此，个人不再是原子式的燕雀，而是长了翅膀，有了凭借的鲲鹏。燕雀一飞三尺，鲲鹏击水九万里。一个深厚宽广的社会，就是个人的翅膀与凭借。个人有活力，必会要求一个有活力的社会。一个社会有活力，就将有更多原本势单力薄的个人成长为“绿巨人”。个人活力、社会活力与国家活力三者兼备，站在国家强盛的角度，这岂非也是国家大幸？

在中国，只有生长出了这样一个“大社会”，被拐的儿童才有更大机会回家，沉默的农民才不会被强制“集中上楼”，跳楼、开胸验肺的工人才会日渐稀少，想“强拆出一个新中国”的官员，才会掂量什么叫底线伦理，面壁反思什么是基本人权。只有这样，才能达成“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的客观效果。道理其实很简单。官僚体系的力量过于强大，权力的滥用便难以避免。公权力最终要让一个个具体的行政部门与行政人员去执行，若无公民力量监督和制约，这样的权力用在市场上，便可以通过控制各种要素、准入制来扭曲市场；用在财政上，可能使富者更富，贫者更穷；它甚至还可能越界用在司法上，让社会的最终裁决机制归于失效，使人心失却最后的希望，而致矛盾迭出，乱象丛生。而这，将使有司为平息事端四处布兵，八方救火，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不说，还可能使政府备受质疑，绝非主政者所乐见。

何以解忧？放手建立一个大社会，是最现实最有力量的途径。民患寡，更患不公。自由创造财富，公正分割财富。公正的依据，要靠良法；公正的落地，却要靠理性的博弈。原子式的个人，永远不可能与滥权者进行理性博弈，只能要么屈从于潜规则，要么让事情趋于极端，再舍命相搏。

要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最根本的一条，便是避免滥权，宽严有序，最大限度地激活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地追求社会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