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编/本刊记者 刘莉娜

重视“文化新人”不止是一种态度

采编/本刊记者 刘莉娜

杨燕迪

学校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特殊政策，就是希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并以此也为上海和国家的音乐事业提供新鲜血液。

孙重亮

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有演出的机会非常重要，我总觉得要为年轻演员多搭建一些平台，费用我来，只要能给演出机会就行。

黄昌勇

我们本市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文化新人当然值得关注，但是对路过上海或者在上海的文艺舞台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外地文化新人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可能因为我们关注了，以后他真就落户上海了，或者就在上海发展了。

赵长天

现在我们的文坛存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我们主流的作家、评论家、媒体、社会所关注的王安忆、苏童、余华的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一批年轻写作者的世界，但他们的作品中显然有些东西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郦国义

我们的媒体要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潮中、在鱼龙混杂的文化泡沫里，沙里淘金发现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作品，发现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人才，并积极地宣传，这个工作任重道远。

毛时安

文化新人能否脱颖而出，一方面固然取决于新人自身是否具备足够的才华和足够的努力，另一方则是对新人置身其中的那个系统和文化环境的考验。

徐 炯

当“文化新人榜”做到“百人榜”的时候你再来看这个栏目，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有资格出现在第一版了——因为它展示的不再是人物，而是一种主流媒体的价值观。这种信息的传递非常重要。

冰心曾经说：“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多媒体时代，媒体和大众对文化人物的关注普遍流于追星逐月，文化明星固然值得聚光灯闪耀，但也许因此我们忽略了更多尚在等待破茧的幼蝶——在镁光灯照不到的地方，他们正在默默努力，等待自己生出华美之翼点缀文化百花园——而在这样的时刻，也许只要来自外界的一点关注和一点鼓励，他们就会得到坚持的力量。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文汇报》从去年联合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开始在头版显著位置开设了“上海文化新人榜”栏目，并发起了“上海文化新人成长主题论坛”，以主流媒体的关注姿态，将目光投向那些真正在文化土壤上辛勤奋斗的“芽儿”，关注他们默默绽放的激情与姿态，关注他们的努力和成长，希望能够通过媒体的力量唤起更多的掌声，来激励他们年轻的艺术灵感和才情，最终为上海的文化带来飞扬的活力。一年下来，该栏目已经推出了30多位文化新人，除了让更多专业人士和普通读者看到了这些申城文化园地里鲜艳却不太知名的小花，更让大家通过他们接触到了他们背后更为广阔的文化领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们欣喜地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文化发展得到了更多民众的重视，人才问题亦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这样的情状孕育着希望——本城的主流媒体已然具备了文化的情怀和眼光，积极承担起了文化责任和社会使命。

在最近的论坛活动上，专家们一致认为，人才培养是上海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从这些文化新人身上，我们能够看到上海文化发展的希望和力量。

壹对文化新人要提供特殊的机会、体制和政策

从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一直念到本科、硕士，孙颖迪虽然一路绿灯——除了进附小时考过一回试，其它都是保送——但他参加钢琴比赛的获奖履历却寥寥几笔可以概括：8岁那年参加过上海青少年钢琴大奖赛；下一次便飞跨14年，跳到了2002年第二届中国“金钟奖”；再下一次，就是2005年荣获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了。虽然孙颖迪是迄今唯一获得此项桂冠的华人钢琴家，但作为一个从小学开始就进入专业系统学习的“琴童”，在此之前他的“成绩”并不算醒目。如今年纪轻轻的他却已然获得了母校的留校机会，成了上海音乐学院的一名青年教师，还被学校作为了今后重点师资的后备，这一切恐怕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的。

孙颖迪说：“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前，我曾在一家爵士酒吧兼职演奏。白天端坐学校琴房勤练古典，晚上潜入club用爵士的随心所至释放自己，一周三四次，我就这么晃了两三年。”彼时孙颖迪的“出格”让老师大跌眼镜，他自己回想那段时日亦无法说清那时候自己是怎样的心绪，但可以肯定，不是为了生计；“或许我是喜欢爵士乐的，又或许，出于一种怀才不遇的感慨，借爵士乐以疗伤吧。”可是逃避式的疗伤并不能让他真正解脱，每一个白天当他又回到现实的时候，心头的不甘便愈加明显：二十四五岁了，除了拿奖学金，似乎没有什么成绩可以证明自己……虽然还看不清未来的方向，但他知道自己不愿仅仅做钢琴家教、做酒吧兼职演奏。这时候，爱才的恩师盛一奇教授再次鼓励他报名参加国际比赛，孙颖迪报了名，斩钉截铁。他说：“前途未卜的感觉不太好，我需要一个让自己爆发的时机。”这个比赛，便是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比赛，孙颖迪的爆发让他一举冲进了西方主流音乐圈，鲜花和掌声扑面而来，他说：“我只是如释重负，并且对母校和恩师心存感激。”

回应孙颖迪的感激，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说：“我们学校办学的初衷和宗旨就是推出新人，这也是学院在上海音乐文化中的地位和性质所决定的，同时，音乐学院在这方面有比较便捷的机制，通过参加各类高水平的国际国内比赛不断地发现和选拔真正有才干的年轻人。这一次《文汇报》文化新人榜上几个上音出来的新人，如孙颖迪、王珏等，他们都是在国际上获得了高等级、高规格的钢琴大赛的金奖，这是非常优异的成绩，于是学校就决定把他们留下来，作为青年教师，作为某种学校今后重点师资的后备。其实他们并不需要感谢我们，说到底，这些音乐新人不仅是上音的财富，也是上海、国家和社会的财富。但是他们的演艺事业和专业生涯怎么发展，仅仅通过我们学校是不行的，我们希望更多地跟演艺院团和报刊媒体达成更稳定的体制上的联姻，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孙颖迪上榜理由：2005年荣获第七届李斯特国际钢琴大赛第一名，是迄今唯一获此项桂冠的华人钢琴家；2006年开始成为中国文化部“东方快车文化推广计划”艺术家成员之一；已在近30个国家举办巡回音乐会

可能对于孙颖迪来说，来自校方的重重爱护让他多有触动，但其实对于上海音乐学院来说，他这样的情况却早已不是个案。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校方通过这样的机制一直在不断地发掘和推出优秀的音乐高端人才，特别是音乐表演方面的青年才俊，而且有各种各样的层次和类型。可以说，上海舞台上现在活跃的，乃至国内甚至国际上比较活跃的青年音乐家都是通过这个机制来选拔和成长起来的。杨燕迪院长说，学校为有才华的年轻人提供特殊政策，就是希望为他们的发展提供更大的空间，并以此也为上海和国家的音乐事业提供新鲜血液。“最近，我们将沈洋这位优秀的青年歌唱家作为特殊人才留在学校任教——他刚刚完成了纽约朱利娅音乐学院和上音合作培养的研究生阶段学习计划，已经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这也是从特殊政策角度考虑的结果。然而，上音作为教学单位，留下了这些青年才俊之后到底应该在什么样的平台上继续让他们得到发展，我觉得机制和措施还需要进一步完善。我在此也做一点呼吁，希望大家共同来关心和扶持这些年轻人。我们校方当然会一如既往地通过扎实的日常教学和训练以及各类高水平比赛来挖掘新人，同时我们也渴望通过演出和宣传方面更高的平台来推出这些新人，使他们在更广阔的舞台上得到成长。比如上海最重要的演出场所如上海大剧院、上海音乐厅和东方艺术中心等，都有可能与上音建立更加稳固、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这样就无形中整合了上海的音乐资源，可以从中发挥更大的社会效力。”

杨燕迪院长的话得到了上海京昆艺术中心总裁孙重亮的附和，他说，这些年中心在青年人才的培养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力气，特别是在机制保障方面作了一些探索：上海京剧院原来有创作部，有演出部，但是人才培养没有专门的部门抓，于是变成谁都可以抓，谁都可以搭一把手，谁也都可以不搭这把手。尽管一直在做，但是计划性不强，落实也很成问题。针对这个现象，中心成立了业务部，这个部门主要的目的就是培养人才，继承、改编传统剧目。这一举措的成效是显著的，业务部在人才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近三年来组织业务人员完成了96出剧目的教学工作，其中81出已经完成了教学开始推到舞台上演出；为中心52个青年演员请了老师，有的演员甚至不只是一个老师来教。孙重亮说：“有了这个机制保障以后，每年如何培养人、如何抓训练就都有了计划，按部就班。同时，我们在人才的选拔方面也建立了公开、公平的机制，青年演员能不能推上舞台，不是院团长拍脑袋自己说了算。我们业务部下面有一个业务指导组，一切都经过专家组集体打分，这样就保证了公开公平。因为专家看得比我们准，这就有了保障。”和杨燕迪院长的顾虑相同，孙重亮说，对于青年演员来说，有演出的机会非常重要，但是上海京剧院一线的老中青演员实在太多，根本满足不了青年演员的演出潜能，“所以最近我们在设想能否利用外地的平台，正在跟人家谈。尤其外地小团体没那么多角儿，我来给你，不增加你的负担，吃、住、行全部我自己来。因为我总觉得要为年轻演员多搭建一些平台，费用我来，只要能给演出机会就行。”

针对孙重亮把青年演员送到外地舞台以获得演出机会的设想，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则从相反的角度提供了思路。现今计划体制下的“文化人”都有行政和地域的归属，而在市场体制和全球化发展的大环境下，“文化飞人”现象已经产生并将走向常态，也就是说一部分文化人已经不再简单地属于某个城市、某个机构了；因而文化人的“属地”已经不再重要，户口也不再重要，甚至居住地也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谁能提供“舞台”。黄昌勇说：“目前我们对城市文化的评价还沿袭着计划体制下对文化人归属的定位。我觉得上海本身是一个大码头，是一个国际性大城市，对文化新人的容纳度要宽一点。我们本市的，我们自己培养的文化新人当然值得关注，但是对路过上海或者在上海的文艺舞台上有过重大贡献的外地文化新人是不是也可以关注一下？也可能因为我们关注了，以后他真的就落户上海了，或者就在上海发展了。所以，这应该形成一个‘如何培养上海和与上海有关的文化新人’的新课题。”黄昌勇认为文化新人的培养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一是社会的“舞台”，经过两个五年的规划建设，上海文化设施建设有了质的改观，但是，目前着力的是带有城市标志性的文化设施，而与市民息息相关的社区型的博物馆、美术馆、影剧院、音乐厅等设施与国际大都市的文化需求还有距离，需要在公益性文化事业和经营性文化产业结合中合理规划和布局；二是高校这个“蓄水池”，高校的艺术教育格局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艺术院校应该输出各类各层次的能够满足城市发展的文化新人，以与上海这座国际性大都市相匹配。

其实，许多文化大师都是从青年时代怀着一份梦想起步的，比如大师曹禺写就中国戏剧史上的经典之作《雷雨》的时候就只有23岁，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在二十岁上下已经名震菊坛，而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第一次奏响时，它的作曲陈钢、何占豪以及演奏者俞丽拿都还是上海音乐学院鲜为人知的青年。正如文艺评论家毛时安呼吁的那样：“如果我们真正热爱文化，真正希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是具有可持续性的，那么请让我们把自己深情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文化新人；在文化人才上，我们一定要克服‘只求所用，不求所有，只讲使用，不想培养’的急功近利思想，那样只会彻底地破坏文化生态。”

文化是一种充满创造性的事业，而年轻人是人类中最充满创造活力的人群，给年轻人一份机会就是给未来十分辉煌。

贰拓宽文化新人的发掘空间

“我喜欢博尔赫斯。”郭立暄说起自己最喜欢的作家，突然有些羞赧：“因为他也是图书馆员。”想当初，郭立暄本科从文博系毕业进上图时，对古籍版本鉴定没有任何概念，入这行本不是他的选择，然而十年过去，当记者问他“过去十年最高兴的事情”时，他的答案已然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他说：“对于现在的我，古籍鉴定是工作，也是热爱；是事业，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每本书都是有生命、有感情的——翻开一本书，看到被时间染黄的书页，感受木版雕刻独特的质感，我会觉得它是活的。”纵然古籍鉴定这份工作并不浪漫，郭立暄说起古书的口吻却浪漫得仿佛在讲厮守已久的恋人。老一辈说，古籍鉴定，要紧的是“摸书”，这是人和书的相守，古书过手，古老刻本的气息会成为手指记忆的一部分，这工作是和时间打交道也依靠时间来成全。所以说到这个行业，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形象会是故纸堆里的老学究，可是眼前的郭立暄腼腆中带着年轻人的执著神情，让人不由得相信，有这样的年轻人加入，即使是古老的行业也会焕发光彩。

青灯古卷、往圣绝学，自然容易引发些风雅的联想，而事实上古籍鉴定的细节与浪漫无缘。版本学研究，从书籍的字体、纸张、版式、刀法、墨色、刻印源流、题跋、批校、印章等诸多方面入手，是一个严谨的“释疑”和“求证”过程，每一步推论都需要可靠的事实，需要无可辩驳的证据，一个条件不成立，结论就没法成立；而存着悬疑的时候，最好的办法是把不同版本的书放到一处对比。这样的要求太奢侈，藏在不同处的书很难有可能被安排到一处，于是对郭立暄而言，唯一的办法就是上下求索寻书访书，可以说除了正常的工作日，每周的休息日和每年15天的假期他都是在各地的图书馆里度过的。可是这样一个对待工作刻苦扎实的年轻人，对自己能够入选“文化新人榜”却十分的意外，因为他觉得自己的工作从来不在台前，也并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或者值得称道的“成就”，“实在连自己都想不出有什么上榜的理由”。郭立暄的谦逊固然值得赞赏，可是郭立暄的“惶恐”却不得不令我们反思，在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城市，我们究竟塑造了怎样的“文化人才”标准？我们的聚光灯是不是从来都打给了那些舞台上的“角儿”们，而舞台背光处那些吹拉弹唱的“琴师”，甚至舞台之后那些拉幕摆场的“剧工”，他们难道不也是辉煌的文化大舞台上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么？

徐冠群上榜理由：系列电视纪录片《大师》主编，用影像还原50位20世纪中国的大师级人物。

同样令人百味杂陈的谦辞也来自另一位榜上有名的“文化新人”徐冠群。2006年上海纪实频道开播系列电视纪录片《大师》，用影像重现了上世纪的50位大师级人物：华罗庚、马相伯、林语堂、张大千……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名字就是一个个符号，但他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是什么让他们成了名成了家？他们的成就和贡献对当时对后世有怎样的价值？我们又为什么要记得他们、了解他们、探寻他们？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大师》所做的就是用一个个看似平凡的故事，给符号填充内容和意义，而徐冠群就是在幕后“说故事的人”。幕后的工作是这样的：做一集40分钟的《大师》，前后创作时间是3个月，徐冠群通常要花2个月读书斟酌，写文案打草稿，一般会用掉四五个记事本。徐冠群说，想读懂大师，唯一的办法就是扎进故纸堆，对比几个版本的传记，查阅几十年前的新闻报道……所以他的办公桌上永远堆着厚厚一叠书，中间夹着笔记本，上面有各种颜色的圈圈划划。

“同学聚会时，很多人羡慕我能坚持大学时的纪录片梦想——我们当年都曾在课堂上被纪录片感动，想在毕业后成为一个纪录片‘麦田’里的‘守望者’，不过最终如愿的寥寥无几。”徐冠群笑着回忆：“也常常听人说他们爱看纪录片，我只笑笑，就当是对纪录片的恭维。”199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毕业后，徐冠群先后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做纪录片，尽管参与制作的不少片子堪称精品，但很低的收视率不时困扰着他。而在这个收视率几乎决定一切的行业环境下，坚持理想就意味着要在现实中失去很多，没有丰厚的报酬，没有耀眼的名利，甚至没有“付出”与“得到”等值的公平……对此，一直坚守在“麦田”的徐冠群说：“大师和纪录片，都不是空有名号和借来标榜的文化符号；他们的存在，为的是一份关于美好的价值守望，告诉同样坚守着的人，你并不孤单——这已经足够。”明白这一切却依然还守望在麦田的徐冠群和他的同行们已经习惯了不去奢望更多，所以当得知自己成为“文化新人”得到《文汇报》头版宣传和上海文化基金会的认同时，徐冠群甚至有一点点不能适应的不真实感，毕竟在他以及我们很多人的观念中，基金会的关注应该落实在更具有影响力和宣传意义的文化项目上，而《文汇报》的“头版”则更是“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才能踏入的阵地——“我的工作和我的名字能够出现在第一版，我感觉特别意外。”

郭立暄的“谦逊”和徐冠群的“意外”其实都牵扯到一个“拓宽文化新人的发掘空间”的课题，而这个课题的重要性也已经逐渐引起了相关人员的重视，黄昌勇副院长在一次相关研讨会上就提出：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内涵已经扩展，文化发展已经进入广义的范畴，文化新人理当是在一个“大文化”视野下的存在，政府和媒体要关注新兴文化生产中的文化新人。他说：“我们如果用这样的观念来观察，对上海文化的认识就会有更宽泛的判断向度。比如上海的电影产业，产业链的下游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体系，影视制作业已形成优势，网络游戏几乎占据了全国半壁江山，网络文学以及新一代网络作家不断出现，这些都值得关注，不能简单地将这些发展排除在‘文化’视野之外。文化新人应当包括整个文化生产的整个链条：上游的设计创意，中间的技术制作，下游的市场营销……他们都在直接参与‘创作’，都与文化事业有着重要的关联。‘文化新人’不应局限于传统的狭义的‘作家’、‘艺术家’范畴。”

关于这个话题，上海作协副主席赵长天也和我们分享了一个相关的体验，他前段时间买了个苹果手机，于是别人帮他装了个软件，是个小说排行榜，一共有12000多页，第一页是六部小说。而当他把第一页的六部小说都读完一遍之后，发现这些“排行榜榜首作品”的作者，作为作协资深会员的他竟一个也没听说过。赵长天对此很有感慨：“听说起点中文网这样的原创文学网站每天上传的小说有7亿字，最近因为受邀做评委，我也看了其中两部穿越小说，觉得确实挺有意思的。这么一批主要由年轻作者创作的、在我们视野之外的作品，其中有些东西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觉得，现在我们的文坛存在两个世界，一个世界是我们主流的作家、评论家、媒体、社会所关注的王安忆、苏童、余华的世界，还有一个世界是许多人不知道的一批年轻写作者的世界，但他们显然有很多的读者，否则怎么有排行榜。肯定有千千万万的人在写，亦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看——那个世界不是虚拟的，是真实的存在。”而如何接通这两个世界，为社会、为后人提供好的文化产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课题。赵长天认为，过去作品的数量有限，要漏掉好作品的可能性不是太大，但到这个时代漏掉的可能性就比较大。而推“文学”及“文化”，在当前这样一个信息庞大的时代，“文化新人”产生和成长的环境都发生了很多新的变化，有些新的问题我们是必须面对的。文化界确实应该好好研究一下对策，真正发现、发掘那些隐藏在文化大板块之中各个支流领域甚至细微环节却富于才华乐于奉献又勇于坚守的“文化新人”，而不仅仅是把鲜花和掌声赋予那些拿出漂亮成品的“文化星人”。

叁发现和宣传文化新人是主流媒体的责任和义务

《文汇报》总编辑徐炯在陈述报社最初开办“上海文化新人榜”这个栏目的初衷时，回忆说，那是2009年底，刚到上海工作的市委宣传部部长杨振武在第一次参加上海宣传系统的务虚 会时就明确提出，“上海要为年轻文化人才的成长提供良好的条件，包括舆论支持”，在大会上杨部长还直接点名要《文汇报》在这方面做出行动。徐炯总编辑亦十分认同作为主流媒体《文汇报》应当承担起这份文化自觉，所以他回到报社之后马上就和文艺部的编辑记者们紧急策划推出了“上海文化新人榜”，甚至当天晚上就安排记者们投入了采访。而文艺部主任郑逸文回忆起当初热火朝天投入新栏目的光景时则充满感性地说：“我们相信这些年轻人是城市文化的生机与未来。 所以，为他们，我们愿意也应该开设这样一个栏目，写出他们的努力和成长，写出他们的创造和优秀，唤起更多的掌声来激励他们年轻的艺术灵感和才情。”正是因为主流媒体有这样一份自觉，徐炯总编辑果断地决定整合报社版面资源，把原本应该放在第9版“文艺新闻”的这个专访栏目生生地提到了第一版，他说，新闻再挤，也要保证这个栏目的位置。对此，郑逸文说：“其实这个栏目最早的时候，你单看每一篇文章会感觉新闻性并不很强，这类人物访谈在一般意义上是够不上头版的‘要闻’标准的。但做这个栏目我们是想要体现出一种媒体的坚守，是想为这座城市的文化人才培养实实在在的做些支持，也希望这种支持能得到界内的认定，希望将来能有更多的文化新人从这里走出来，被关注，被认可。”而按照徐炯总编辑的最初规划，这个栏目是要做成“百人榜”的，他对栏目的未来充满信心：“等文化新人榜做到‘百人榜’的时候你再来看这个栏目，就会发现它已经完全有资格出现在第一版了——因为它展示的不再是一个个人物，而是一种主流媒体的价值观。这种信息的传递非常重要。”

王珏：上榜理由：2008年获桑坦德“帕洛玛·奥谢”国际钢琴比赛金奖，成为问鼎这项国际顶级钢琴赛事的第一位华人；在马德里国家音乐厅、伦敦威格摩尔、巴黎夏沃、纽约卡内基等世界著名音乐厅举行独奏音乐会；跟随传奇钢琴大师拜伦·詹尼斯学习。

当然，除了为自己的媒体传递价值观，郑逸文说，这个栏目的另一个意义体现在对城市文化建设的“服务性”上。这座城市有许多年轻的文化从业人员，在默默努力，默默工作，但这种“默默”的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他们的艺术灵感和才情应该从自己的行业里迸现升腾出来，为更多人群闪亮，这是文化天然的魅力，但现在许多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多空间为这些年轻的艺术实践者“启幕亮灯”，我们的舞台甚至可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存在，这是文化的遗憾。从这个意义上讲，“新人榜”打开了一个页面，让更多人能够在媒体上读到这些有意义的行业、有意义的文化人群，了解他们创作的价值。“在整个文化新人榜的的采访中，我们的记者时常会有这样的感叹，怎么这么有意思的一个工艺，怎么这么不能缺少的一个艺术创作环节，今天竟然被巨大的信息网完全屏蔽了呢。而其中的从业人员则好像存在于一个无色无味的真空状态，做得再好也得不到主流社会的反馈。”郑逸文有些感慨地说：“给这些文化新人一个支持、一个理解，让社会更多地了解我们城市的文化样貌和品质，是今天媒体的文化责任。”对于《文汇报》来说，他们显然已经意识到了“信息第一位”也许并不是媒体第一以及唯一的追求，而对于社会现象的认知、认知之后的判断、判断之后的价值提炼也是非常重要的，现代社会的物质信息已经饱和甚至过剩了，作为主流媒体，应该尽可能地提供出丰沛的精神信息，应该起到主动的引导作用而非被动的去追随信息。“我们在做的是一种表白，扯出一个平台就是要告诉读者什么是我们的选择。”郑逸文如是说。

《文汇报》计划在两年时间做出百人榜，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其中牵涉的人力物力财力并不仅仅是派几个记者采访几个新人再写出几篇文章那么简单，选择哪些行业的新人、每个行业到底哪些人可以做哪些人不能做、初定的人选还要拿到北京甚至各地的相同行业去看同等的状况下上海的新人到底是否够格……正当《文汇报》的编辑记者们为此辛苦奔波时，一个让他们倍感欣慰的消息传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听说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感到这是非常值得支持的事业，于是也加入进来，还为此专门拨了一笔款项。郑逸文说，对于她们来说，文化基金会的支持非常重要，这是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予的实实在在的支持。至于文化发展基金会缘何会加入，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文艺评论家郦国义表示，首先，发现、呵护文化新人这件事情本身是非常有意义的，而《文汇报》这种积极承担起主流媒体之社会责任的行为也让他们非常赞同，觉得应该支持。 郦国义说，随着文化产业成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热点，随着文化民生成为国人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人才、尤其是人文艺术人才的“短板”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早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迈步的时候，邓小平就指出：“面对一个九亿多人口的大国，杰出的文艺家实在太少了。这种状况与我们的时代很不相称。”这话是老人家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的，那时我国不少文化大家都还健在。三十年后，我们已经是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了，经济的发展举世瞩目，但是像巴金、钱钟书这样的大家却愈加少了，显然，这与我们当今这个时代更不相称。文化人才断层的问题不容回避。而人才断层背后的隐患，是文化的断层、文脉的断层。问题迫在眉睫，关键是要有所举措，这“举措”中比较行之有效的一项就是运用媒体力量——用郦国义的话说，就是，“发现和报道人才是主流媒体的一个重要职能，甚至可以说是责任和义务”。他说：“我们的媒体要在波涛汹涌的文化大潮中、在鱼龙混杂的文化泡沫里，沙里淘金发现真正具有文化价值的作品，发现具有发展潜力的文化人才，并积极地宣传和传播，这个工作任重道远。像巴老发现曹禺那样，扶植奖掖新人，像当年发表《于无声处》、《伤痕》那样解放思想、领风气之先，这是现今不少文化人对主流媒体的期盼。” 郦国义进一步指出，主流媒体还要充分发挥评论的力量扶植新人：“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加强文艺评论，既要“斩恶竹”扬弃文化糟粕，更要加强对“新松”的评介和提携力度。具体说来，就是要像鲁迅所说的“找明白的评论家”、“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样的媒体环境才是文化新人成长之福，而一味“捧杀”和“骂杀”对人才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另外，他呼吁主流媒体还应该承担起普及美育的功能，承担起引领审美的责任，努力提高民族审美能力，给受众以健康有益的精神滋养，要使得更多的受众具备文化艺术审美的“眼睛”和“耳朵”。“整个民族文化审美能力的提升，才是文艺人才茁壮成长的肥沃土壤，才是文化大家不断涌现的源头活水，”郦国义说：“不论是主流媒体还是任何一个文化机构，我们都应坚守担当自己的文化责任，为民族文化的薪火传承努力尽自己的力量。这一份责任《文汇报》已经在做了，我们基金会自然责无旁贷。”

文艺评论家毛时安亦对主流媒体的这份积极作用给予了肯定，他表示，在文化新人的成才过程中，主流媒体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推进和护航的作用。“媒体要舍得拿出版面为文化新人的第一次登台亮相喝彩、加油。”对于文化名人来说媒体不吝其辞的赞美他们已经司空见惯，熟视无睹；可是，对于文化新人来说，他们第一次登台第一次出手就听到的来自媒体的第一声喝彩，会成为他们坚守文化阵地的永远的力量，成为他们美好人生回忆中的一个亮点。也许，正是媒体一篇短文的鼓励，就造就了一个艺术大师，成就了一个文化新人一生的事业和成就。毛时安还为此向媒体发出呼吁：“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为了我们的文化繁荣，请主流媒体大胆地为文化新人喝彩，为文化新人加油。”

在采访的最后，虽然郑逸文一再的强调“文化新人榜”的价值导向意义大于实质，记者还是不能免俗地希望了解一下那些上榜的新人们，他们的事业是否因此得到改变？郑逸文想了想回答，有些变化应该是在无形中产生的，比如报道刊发后很多人认识他们了，特别是行业内、圈子里的很多人关注他们了，这不仅会给他们带来更多的机会，这种关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价值的肯定，是事业发展的有利因素。“但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郑逸文说：“我相信这100个新人里面，将来也许有人会离开现在的行业，也许有人会成为业内的大家，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将来有一天当他回忆起在自己最寂寞最无人喝彩的起步阶段，上海这座城市曾经用一张报纸给过他一份支持，承认了他的价值，让他从心里得到过温暖和力量，这就够了——其实对这个城市来讲，这就是一种文化，这个事情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城市文化。”

是的，这座城市的文化星空里曾有过许多灿若星辰的名字，我们称他们为“大师”；后来大师们一个个远去了，我们也慢慢习惯了这片星空的黯淡……可是就在我们一次次回望大师的背影感慨今夕之时，我们却忽略了在申城这片文化土壤上还有一丛丛鲜艳却不太知名的小花。他们默默绽放的激情与姿态是可以造就某种绚丽的，却较少被人关注；然而虽少人关注，他们却依然执着地在自己的天地里迎风起舞，生意盎然。他们，正是这座城市提升文化原创力的希望，是城市文化的生机与未来。若干年后，也许他们未必人人都能成长为“大师”，但希望他们的成长，能给上海的文化带来飞扬的活力。让我们一起看他们，看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