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华

1957年刘少奇南下五省调研人民内部矛盾

○张建华

1957年，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社会基本矛盾发生了深刻变化。在这一年，也出现了一些不安定情况。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经济建设的冒进，新制度的不完善，工作中的粗糙，给经济和政治生活带来了一些紧张。日常生活用品和肉类、副食品的短缺，一些工人、学生和复转军人在生活、升学和就业安置方面出现了一些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对这些问题，一些地方领导采取了官僚主义的态度和做法，使一些地方发生了少数人闹事的现象。不少党员和领导干部，对这些问题思想准备不足，缺乏应有的认识。他们或用旧眼光看待新问题，把群众的具体利益之争，群众的尖锐批评和少数人闹事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用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

怎样认识新的形势，如何处理少数人闹事的问题，实质上成为如何正确处理执政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成为执政党如何执政的问题。就如何正确认识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刘少奇带领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和教育部的八名负责同志南下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五省进行调研。

“从北方到南方，到干部中、人民中作调查研究。”

1957年2月18日下午，刘少奇在北京站登上了南下的专列。路上，刘少奇向调查组的同志讲了南下之行的主题。他说：“同志们，我们要在一起工作了，从北方到南方，到干部中、人民中作调查研究。”他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发生了工人、农民、学生闹事的现象。我们要好好地研究一下他们为什么闹事，如何才能使他们不闹或少闹，对那些闹事群众采取什么政策。如果没有正确的政策，势必发生像“波匈事件”那样的情况。

在河北

当天，刘少奇和调查组首站抵达河北省会保定。他在专列上听取了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和教育厅、总工会等领导的汇报。下午，召开部分师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听取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代表的意见，又向教育厅等调查了解教育系统的情况。同时，他派调查组的同志分头前往满城县南马村、东马村了解农村合作社和乡干部选举情况、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群众的意见。他了解到河北省去年水灾后，缺粮十分严重，工农生产水平差异大，农民有意见；学生升学比例有很大减少，学生和教员的思想极不稳定；在半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24起工人罢工、请愿事件。

2月22日，刘少奇和调查组抵达石家庄。到石家庄后，刘少奇先听取了地委、市委领导的汇报，然后召开了由工人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工人中的意见。第二天，他召开了由石家庄学生代表参加的座谈会，了解学生中的思想情况。他听取了石家庄基本建设部部长关于工人、学生中的14起闹事情况的汇报，省公安厅关于获鹿县东营村合作社情况汇报，以及调查组同志关于老工人和学生的情况汇报。他还专门前往栾城县贾村视察了农业生产合作社。

在河南

2月28日，刘少奇和调查组离开河北来到河南新乡。新乡地委、市委领导在汇报中谈到合作社存在的问题。农村中20%～30%的社员对合作社能否办好有怀疑和动摇。前不久还发生了一一六厂100多名工人闹事的事件。刘少奇听着汇报一言未发。随后，他派调查组对此事进行调查，又找来一一六厂厂长和工人代表谈话了解情况。刘少奇指出：“计划大是中央负责，工作还没开始就先招了人，这是没经验，没吃过人多的苦，事情出了又不分清是非，进行压制，这种处理矛盾的办法是错误的，这不是什么反革命事件。”同时，刘少奇也耐心地开导当地领导：能勇于承认错误和改正错误的干部，会赢得人民更大的信任，实事求是作自我批评，不会降低我们的威信，只有认真吸取教训，将来我们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

在湖北

3月7日，调查组到达湖北武汉。3月10日，刘少奇在同武汉领导的谈话中讲，对人民内部的问题要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团结，同时亦要教育工人用此办法对付官僚主义。人民如用对抗性办法对付我们，我们亦先退一步，用非对抗性的办法来处理。自己有错误即承认，以解决矛盾。要是非分明，相信群众，人民是可以了解我们的。

3月11日，刘少奇特别听取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汇报大学教授提出的意见。湖北省长张平化谈了自1956年以来发生的主要集中在武汉市涉及2000余人的33起工人闹事情况。刘少奇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领导有官僚主义。没有官僚主义，即使群众有过高的要求，一讲就通了。不要把党和人民群众分为两家，对立起来，不能天下无不是的父母，天下无不是的领导干部，否则群众不服。长此下去，共产党岂不脱离人民，蜕化而被推翻?党、团、工会干部要和工人“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

3月16日，刘少奇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要克服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尾巴主义，向群众讲真话。国家有困难，要翻底子，事前做好工作群众就不会闹，闹起来后要注意，一要让闹，二不提倡闹，三不可草率处置，不可轻率捕人、开除，关键要分清是非。”

在湖南

3月19日，专列到达湖南长沙。在长沙的十几天里，刘少奇听汇报，看材料，找各界人士谈话，到基层走访。他先后同湖南省及长沙、株洲、衡阳等地方领导交谈，夜以继日地工作。22日，他与长沙市学生和教师代表进行座谈。24日，他在湖南省干部会议上作报告，重点谈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制度，如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上下级关系、基建的赶工怠工、宿舍问题、升学问题、城市建设、手工业的旺季淡季、勤工俭学、干部作风、等级制等问题。

在广东

3月29日，刘少奇抵达广州。他连续两天听取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的汇报。他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基本消灭以后主要搞经济工作。”

4月10日，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专门作了关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他在讲话中举例分析了发生在广东化县的群众抵制占房建麻风病院，警察开枪打死群众的事件；广州某化工厂群众闹事的事件；内港工人怠工等三起事例。他强调指出：群众闹事时，第一要分清敌我，绝不能把人民内部的问题当做敌我问题来处理。即使在群众闹事中确实混入了个别坏人，我们也要按照处理人民内部问题的原则，先把群众的问题处理了，使群众安定下来，然后再处理反革命分子的问题。第二要分清是非。因为所谓人民内部问题，主要就是一个是非问题，不能仅仅分清群众方面的是非，更重要的是分清领导上的是非。承认了领导错误，然后才能去说服群众，否则就解决不了矛盾，不能说服人民群众，人民内部的问题也解决不了。有些即使一时压服下去，过了十年甚至是二十年后，它还是要分清是非的。

2月18日从北京出发南下，4月11日又沿京广线返程北上，刘少奇继续同沿途各地领导同志谈话，4月14日回到北京。

确切地说，人民内部矛盾是人民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南下五省之行，刘少奇重点就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问题向各地领导干部进行了讲解和宣传。

从北京出发的路上，刘少奇对身边工作人员讲，由于我们是领导党,什么事情办不好,群众就怪在我们身上。群众怪我们的原因有两条：一是我们有官僚主义，二是我们的政策有错误。当然,某些情况下,可能有敌我矛盾。对于闹事，我们的政策不是高压,也不是退让,而是采取说服教育的办法，要求正确就接受,不正确就解释和批评。不要把提意见、告状看做闹事,群众多说话是民主积极性的表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是好事,不是坏事。执政党的干部最容易害的病,就是官僚主义症。例如，不关心群众疾苦，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高高在上，不了解民情，失职误事，有的甚至压制民主，打击好人，如此等等。

在石家庄，刘少奇同地委、市委负责同志座谈时说：“这几天看了一下，总的印象是工人中问题很多，提了好多意见，讲不完，积了很多问题，学生中间也有很多问题，提的问题很多，但归纳起来不多，大体分这么几类，绝大部分是他们的切身问题，如生活问题，待遇问题，经济问题。”“提出的意见都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你与我的问题，工人与农民，复员军人与普通工人，老工人与青年工人，工人相互之间的问题等。绝大多数是群众对领导的问题，是群众对国家，对领导，对干部的问题。”“我们国家的矛盾，集中在人民群众和领导的矛盾上来了，现在的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即人们对领导，领导与被领导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突出了，阶级矛盾、敌我矛盾降为次要矛盾了。这是我国的新情况。”“国内形势已经变化，阶级矛盾、敌我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而人民内部矛盾生长起来了。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生长了。”

在河南郑州，刘少奇在领导干部座谈会和3月4日河南省干部大会上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民内部矛盾主要表现为领导机关和人民的矛盾，更确切地说，是人民同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的矛盾。

在湖北省委扩大会议上，针对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和少数人闹事问题，刘少奇指出，群众闹事的原因主要是官僚主义。群众提出过高的要求，领导又有官僚主义那就糟了。他在分析了群众闹事的几种情况后，强调领导要同群众商量、讨论，解决他们的问题，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达到团结。

在湖南的干部会议上，刘少奇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反映了生产力跟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也反映了上层建筑跟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存在。在私有制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矛盾；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里，这两个矛盾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我国，“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了，分配问题就大量地、突出地产生出来了”。“在基本的社会制度——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已经基本确立以后，就要花很大的力量去注意解决分配当中的问题，不能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错误，这样可以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高高兴兴，一心一意建设社会主义，发展生产。”

在广东省和广州市直属机关干部大会上就人民内部矛盾讲话中，刘少奇指出：“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分配问题上。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在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问题上。这些都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公私合营以前，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曾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这个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现在应该讲人民内部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

为教育各地干部避免脱离群众的危险,刘少奇反复向他们强调,共产党要得民心。他说,民心向背是党和国家兴衰的标志,要得民心,必须克服官僚主义,当好人民群众的公仆。我们目前的情况怎样呢?主流是好的，有的不那么好了,成了老爷,把人民群众当做仆人,自己还不知觉,这是很危险的。

对几个典型事件提出了解决方针

在五省调研中，刘少奇重点了解河北正定地质干校学生游行示威、河南新乡一一六厂工人闹事、广东化县群众闹事等几个典型事件，提出了解决的方针。

针对“正定事件”指出，共产党要讲道理，领导要讲道理，道理要让群众信服

正定地质干校是地质部设在石家庄正定县城的一所培养一般地质干部的学校，由于1957年国家紧缩编制，该校应届毕业生不能按原计划如期毕业分配工作，加之学校领导和教师对上级指示中的具体问题的传达解释含混不清，说法不一致，使得不少学生认为学校不是放寒假，而是有意遣散他们。于是发生学生上街游行，并造成列车在正定车站受阻停车长达12小时。

一到石家庄，刘少奇就派人去正定地质干校了解情况。在石家庄，刘少奇听取了关于“正定事件”的汇报后，明确指出：“正定事件”不是反革命事件。对这一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教训，他对当地领导和校领导进行了批评：正定地质干校开始办就不妥当，名字叫干校实际条件不具备，是个训练班。一下子把几千人搞来就许愿，应当老老实实向群众讲，十分条件要讲八分，困难要讲够。针对“正定事件”中暴露出的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问题，他指出：“个人利益大家都有，这是正常的。但过分强调个人利益就成了个人主义。国家利益是个人利益的集中，要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学生闹事不好，但不是没有道理，要分清是非，首先分清领导的是非。共产党要讲道理，领导要讲道理，道理要让群众信服，做人要挺起腰杆来。学生中错误是有的，但不是主要的，现在看来还不是反革命事件，起码没有查出反革命。学生做得不对，犯了错误不是大问题。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服从说服，服从道理，不服从压服，不允许压服。要缓和紧张局面，做些团结工作，转弯子要细，不要把人民内部矛盾弄成敌我矛盾。

在刘少奇的指示下，“正定事件”的善后工作得到妥善解决。

针对新乡“一一六厂事件”指出，如不讲清道理，我不相信你们闹得比他们文明

新乡一一六厂是二机部所属的国营工厂，在抽调一部分工人到条件简陋的五金合作社工作时，未讲明情况。工人去后认为受到欺骗，包围了厂长，并联名上告，反映到最高检察院、人民日报社及二机部。

刘少奇来到新乡，在听取关于“一一六厂事件”的汇报中指出，原来计划大了，人找多了，计划造大了不能怪厂长。我们没有经验犯了一点错误，犯了错误是难免的，以后要深刻吸取这个教训。教训在于不能过早地把人招进来。假若不招人，只是计划大了点不要紧。把菩萨请来了，请走即闹。人都一样，把你们请出去也会闹。如不讲清道理，我不相信你们闹得比他们文明。一一六厂人多，五金社缺人，原则上可以调，问题在于办法不对，不讲清楚就送出去，送走人就把门关上。如果办法好，五金社条件苦一些可以去，而且是高高兴兴地去。但你们这个办法他们不去。这次输送工人前把五金社说得如何如何好，你们许了愿，他们就叫你们兑现，不能把条件讲得太好，办不到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能讲，把条件讲得差一点倒比较好。

刘少奇又说，调动工作时没有讲清楚，他们说你们是欺骗，是一一六厂领导官僚主义。我赞成他们的批评，是带一点欺骗性。开始用那样的方式送走就是不对的，送走了不叫回一一六厂，这是错了不认错，将错就错，事情就是这样闹起来的。厂长去了把厂长包围起来，他们要求开大会，写信给市委，给最高检察院、第二机械工业部、人民日报社，没有一点错。要求回一一六厂，没有理由不让回去，围你们一下也不算犯法。他们没有打人，没杀人，没放火，而且是自己的工人，我想这没有错。他们也没有游行，没有罢工，他们小心谨慎，提心吊胆，有心事还照常上班，纪律很好，厂长、市委不检讨，而是他们检讨。要受害者检讨，处事不公，人心就不服。

刘少奇接着讲，再开大会应当改一下口气。开始没讲清楚去的地方的条件，要承认这是领导错了，要强调自愿，愿留则留，愿回则回。说明他们未犯错误，不要怕，不要他们检讨，我们有错我们改。对人民不要耍花样，要一是一，二是二，要吃老实饭，吃花样饭越吃越糟。这回是夹生饭。回炉做好了，就是真正做了思想政治工作。领导上犯点错误是难免的。用对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人要犯原则错误。反革命常常利用我们的错误，以代表群众利益的面貌来煽动群众闹事。任何闹事都有好处，就像好事也有坏的一面，不这样官僚主义就不会克服，不这样市委、二机部就不会来人。这样可以教育群众，也可以使我们进步。

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新乡市委和一一六厂、五金合作社召开职工大会，向群众作了检讨。经过做工作和本着自愿的原则，调过去的工人多数留在了五金合作社，少数返回一一六厂。

针对“化县事件”指出，这是“人为地、主动地把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

在广东，为了向当地领导说明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应当采取的路线，刘少奇特别对“化县事件”这一在基层中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典型事例作了分析。

“化县的麻风病防治委员会在化县的一个地方盖麻风病院。未盖之前，与群众商量，群众不同意。县政府不管群众是否同意，就硬要在那里盖一所麻风病院。开始盖时，群众就不满意。今年3月下旬，化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同群众谈话，群众还是不同意，他们扣留了群众三个代表，其中有党、团支部书记和一个转业军人，这样群众就更加不满意。有400多人在一个合作社主任的领导下，把麻风病院的房子拆掉，并把干部的衣服也扯烂了。化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带了八名警察，在现场开枪打死打伤人。这是一种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办法？这种办法好不好？一开头群众不同意在那里盖麻风病院，为什么一定要盖呢？别处就找不到地方?已经盖了群众还是不同意并且派代表来交涉，为什么要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有什么权力把他们的代表扣留起来呢？公安局长和县委书记是根据哪一条法律？”

“为什么可以把群众的代表，党、团支部书记扣留起来？就是我们的干部感到自己有那个权力，你不听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扣押起来。这种态度很不好，是离开了我们党的尊重群众、做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的作风。因为群众开始就不同意，后来还不同意，你又扣了他们的代表，他们没有办法。为什么不拆房子呢？群众拆房子也不能算什么犯错误，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才这样做。其实，对于群众要拆房子的问题很容易解决，只要派一个人去，向群众说：你们不愿意在这里盖麻风病院，现在就不在这里做麻风病院了，房子可以做别的用，你们不要拆了，房子留给你们住，他们就会不拆的。群众把干部赶走，扯坏了衣服，可是没有伤人，是没有犯罪的，而我们公安局派去的警察却开枪打死打伤了群众。所以说，这件事从开头，到中间，到最后的处理，都是错误的，是不妥当的。人民内部的矛盾，本来没有那么紧张，不是对抗性的矛盾，是可以和平解决的，可以采用小民主的办法解决的。但是，我们却有意把这个矛盾弄成对抗性的，人为地、主观地把非对抗性矛盾变为对抗性矛盾。”

调整生产关系，从经济体制的改革中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和粗糙，合作化运动的冒进，影响到分配关系和群众的利益，也引发了人民内部的矛盾。刘少奇在各地调研中，特别注意从调整生产关系入手，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在保定满城县，刘少奇听前去农村调查的同志汇报说，农民最不满意的是一年下来，把富裕队的粮食一车一车往差的队拉。老百姓心中不满但又不敢反对。平调粮食引发了社员与社、队，队与队之间的利益分配纠纷。听到这些，刘少奇说，这就叫人民内部矛盾啊。合作化以后，集体内部，集体和上级之间，这个集体和那个集体之间，人民内部有矛盾。从你们的反映中间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很认真地对待，很好地解决。

刘少奇注意到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一哄而起办大社引起的问题。在河南新乡，他听地委负责人关于合作社生产情况汇报时，对新乡地区实行的包工包产到队固定三年不变、超产奖励的办法非常赞同。他指出，包产三年，农民有奔头，奔明年，奔后年，人总要有个奔头才好。实行这个办法，这也是农村生产关系的一种调整。基本的所有制已经定下来，基本不变，但不是生产关系中的一切都不变，事实会有变动，主要在分配制度上变。分配制度也是生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分配制度一搞好，农民就有奔头了，积极了，就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分配制度不合理，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要经常注意调整分配制度。包产三年不变，就是调整分配关系，这对生产的发展关系很大。

针对办大社出现的比较多的问题，刘少奇指出，现在大社是办多了，有少数大社当典型可以，但普遍办大社就有问题。生产单位、经营单位、分配单位小一点，人们看得见，社太大了与落后的生产力不适合。生产力只是那么个水平，就适宜于生产单位小一点，特别是分配单位小一点好，太大了则生产关系超过了生产力。包产到队，分配单位缩小，有利于巩固集体所有制。

对“两包”办法作出的暂行规定，刘少奇觉得不合适，他担心会引起农民不安。他说，到了实现机械化时再来说要不要这个办法，你现在如果说它只是暂时的，农民就会不安。拖拉机没有来，没有大的水利设施，就不要讲变。刘少奇举例说，根本的问题是小农经济生产工具没有变，小块经营，干部群众都有经验。一下子搞得太大，特别是把穷村富村搞在一起，有许多不合适。分小点，适当分权，有点自主权，适合于历史习惯，适合于人的管理水平，适合于生产工具，适合于生产力。这一点是可靠的。三年不变是有条件的不变，也就是说不是无限制的变，要有相对的安定性、固定性。农民要求这个。刘少奇要新乡地委明确告诉农民，三年完了，再搞三年。

刘少奇还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解决的意见。在广东，他听取工作汇报时指出：“国营商业部门机关化、官僚化，不根据实际情况办事，私营小商贩做生意能赚钱，国营商业为什么就不行？”国营商业应当放下架子，向私商小贩学习，采取一些灵活的办法。例如下乡采药、晚间营业等，搞好对市民的蔬菜供应，国营商业能让群众方便地买到又便宜又新鲜的蔬菜，才能显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刘少奇指出，自由市场对我们有利，可以暴露我们的缺点，补充国营商业的不足，方便人民。社会主义搞计划只能搞大的项目，凡我们计划不到的，自由市场可以钻空子，这可以使我们发现问题，逐渐把计划工作做得周到一些。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计划组织得不好会阻碍生产，搞得好会促进生产。社会主义经济计划，只能计划那几类，而不是几十万种，如只强调计划性，就会挤掉灵活多样，变得简单、呆板。他提出要做到计划性、多样性和灵活性相统一。一是要学习和利用自由市场灵活、多样的特点；二是在国家计划之外，各地区、各部门要有各自的计划。计划有好几十万项，我们不能全包……自由市场开放，可以使经济生活组织得更好一些，计划经济更完善，有多样性。针对广州出现的“地下工厂”，刘少奇指出，“地下工厂”值得研究，要研究它们的经验，研究它们为什么能赚钱，研究它们的经营方式。

刘少奇还指出，税收是调节经济生活、保护生产、保护社会主义、限制资本主义的武器，不会掌握原则、对社会主义没有热心的人是搞不成的。税收不是简单收几个钱的问题，首先是考虑生产，其次是调节人民生活。要由有眼光的人去研究，必须多方面考虑，片面性会出毛病。

从北京到广州，从广州到北京，近两个月纵跨五个省，往返八千里。刘少奇的南下五省之行，就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了大量的调研，对执政党自觉地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进一步改善和提高执政能力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