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立波

红色教育家成仿吾

○ 何立波

成仿吾不仅是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还是一位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被誉为无产阶级教育事业的开拓者。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曾任中共第一所高级干部学校——陕北公学的校长，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所高等学府——华北联合大学的校长。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这三所著名高校的校长，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曾任国家经委主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袁宝华在纪念成仿吾诞辰100周年时称赞他是“千秋师表，一代伟人”。东北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都为成仿吾竖立了铜像。三所高等学府为同一人竖立铜像，这在中国教育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被誉为“妈妈校长”的陕北公学校长

成仿吾，1897年8月24日出生，湖南新化人。1910年到日本留学。1921年6月，成仿吾和郭沫若、郁达夫等在东京发起成立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撰写和翻译了许多文学评论、小说和诗歌，宣传革命文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1924年夏，成仿吾奔赴革命策源地广州，任广东大学物理教授和德语教授，后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大革命失败后，成仿吾赴欧洲学习，1928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成仿吾先后在巴黎和柏林主持由周恩来创办的中共机关刊物 《赤光》，还直接翻译了德文版《共产党宣言》。1934年1月，成仿吾出席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1934年10月，成仿吾随中央红军主力长征，被毛泽东评价为 “唯一参加过长征的知识分子”。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爱国青年从全国各地来到陕北。为了把这些青年培养成为优秀的抗战干部，7月底，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委书记。陕北公学的校址设在延安城东门外延河之滨，北靠清凉山，南向宝塔山。成仿吾在回忆那段艰苦创校的历史时说：“我们就在这黄土高原上的延安城飞机场旁，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崭新的革命干部学校——陕北公学。我们培养出来的学生，就从这里出发派到全国各战区，成为各条战线上的抗日新生力量。”

陕北公学原计划设五个系，即社会学系、师范系、国防工程系、日本研究系和医学系，各系学习时间为六个月。经过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1月1日，陕北公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的时局》的报告，从国内抗战形势，讲到陕北公学的任务和培养目标。以成仿吾为首的陕北公学校领导在听了毛泽东的报告后，决定根据民族斗争的迫切需要，及时修改原定的教育计划，把陕北公学改为培养干部的短期训练班性质的学校，取消原来设立五个系的计划，都以进行政治教育为主，学习时间也由六个月缩短为两个月。

成仿吾作为陕北公学的校长，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仅重视言教，还重视身教。他说，“新来的青年学生往往就是从干部的作风和一言一行来认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因此，他处处示范。成仿吾要求学员过军事化的生活，每天早晨要出操跑步。他以身作则，每天早晨起床号吹过后，用20分钟时间起床、洗漱、整理内务，然后和学员一样准时到达操场跑步半小时。当学员在课外活动打球或拔河时，他便站在场外，为学员们鼓劲、加油。

成仿吾没有一点架子，时常出现在学员的窑洞里、课堂上，嘘寒问暖。几乎每天夜晚，他都要到学员宿舍查夜。那时生活艰苦，天天吃小米饭，连小米锅巴都要分给大家吃光。学员们把锅巴戏称为 “列宁饼干”，成仿吾总是和学员一起吃。有一次，敌机空袭延安，成仿吾指挥学员疏散完毕后，才进入防空洞。大家来延安前从未见过这样关心学生的校长，因此有个女同学给成仿吾送了张纸条，亲昵地写道：“你是我们的妈妈。”这道出了学员们的心声，于是“妈妈校长”的称呼就在陕北公学和延安流传开了。

陕北公学在办学的近四年间，始终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毛泽东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问题给予及时指导。1937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大会上讲话，指出陕北公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培养抗日先锋队。成仿吾为陕北公学创作了校歌歌词。当时在陕北公学任教、后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的吕骥，为校歌谱了曲。1938年3月10日，毛泽东为陕北公学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它为着抗日救国而设。”接着，他又到陕北公学演讲，高度评价陕北公学的作用：“有了陕公，中国就不会亡！”毛泽东对成仿吾等陕北公学校领导也多次予以表扬和鼓励。在一次到陕北公学的演讲中，毛泽东高兴地说：陕北公学文有成仿吾，武有周纯全，陕北公学是一定能够办好的。

陕北公学在延安成立后，全国各地青年接踵而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就招收了2000多名学员。1938年7月，陕北公学为了扩大生源，又在旬邑县开办了分校。由于分校的成立，陕北公学培养了更多的抗日干部。从1937年11月开学到1939年7月，陕北公学为抗战培养了6000多名干部，吸收了3000多名优秀分子加入中国共产党。

陕北公学先后培养出1万多名革命干部，为团结各个阶层共同抗日，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对陕北公学有很高的评价，“陕公代表着全中国的统一战线，是中国进步的一幅缩图”。多年后，成仿吾仍然十分激动地提到毛泽东对陕北公学的评价，指出陕北公学“从事的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挽救民族危亡和创造中国未来的伟大事业。经过40多年来的战争烽火和政治风浪，证明我们许多陕北公学老同志是经得起严峻考验的，没有辜负毛主席当年的信任和期望”。

“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华北联合大学校长

1938年底，鉴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干部，中央决定更大规模地发展干部教育。1939年6月，中央决定将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安吴堡青训班、延安工人学校四校联合，迁到晋察冀边区办学，组成华北联合大学，成仿吾任校长兼党委书记。

7月初，成仿吾率陕北公学师生由关中到延安集中。7月11日晚，中央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了欢送会，毛泽东亲临现场，与成仿吾等亲切交谈。中央决定抗大和华北联大两校合并为一个纵队，番号为第五纵队。抗大校长罗瑞卿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成仿吾为副司令员。华北联大是纵队的一个独立旅，校长成仿吾任旅长兼政委。中央派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护送。7月12日，华北联大与抗大离开延安。

10月间，华北联大到达晋察冀军区所在地阜平县城南庄。10月中旬，华北联大正式开学上课。学校下设社会科学部、文艺部、青年部、工人部。10月中旬，成仿吾创作了《华北联合大学校歌》歌词，吕骥很快谱了曲。

11月7日，华北联合大学在阜平县城南庄举行了开学典礼，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和从大后方赶来的由李公朴率领的教育考察团参加了开学典礼。他们祝贺并希望把华北联大办成晋察冀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模范最高学府。成仿吾与李公朴在敌后相见，感到特别高兴。李公朴激动地说：“华北联合大学是在敌后办起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英雄的事业，是插在敌人心脏上的一把剑。”

会后，接到晋察冀军区紧急通知：日军冬季“扫荡”开始，向阜平方向进犯，命令华北联大立即向西南方向平山、五台一带转移。在这次行军开始时，成仿吾提出了 “背起背包行军，放下背包上课”的口号。在转移过程中，白天行军中途休息时，师生就隐蔽在树林里上课；宿营时，利用睡觉以前的时间，学员们展开热烈讨论，消化白天上课所学内容。

粉碎日军冬季“扫荡”之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通知华北联大搬迁至平山县元坊村一带。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华北联大转至平山县李家沟一带。1941年9月，日军抽调7万兵力，妄图歼灭晋察冀边区后方机关。为粉碎敌人的阴谋，成仿吾率华北联大校部及文艺学院一部分人员向平山北部、灵寿西部转移。华北联大从此离开平山。当成仿吾率华北联大行进到平山北部大岭沟一带时，突然遭到敌人包围。成仿吾从容镇定，指挥突围。由于大岭沟山势险峻，地形复杂，草密林深才使大家找到隐蔽场所。聂荣臻接到险情报告后，命令三分区一个团急速驰援，最终使华北联大化险为夷。

1942年5月，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发动了残酷的“五一扫荡”。同时，由于春夏大旱，晋察冀根据地极为困难。华北联大师生每天只能吃到两顿高粱粥。

1944年2月，成仿吾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一同去延安参加中共七大。他们走了三个来月才到达延安。1945年春，成仿吾参加了中共七大。8月，毛泽东曾征求成仿吾的意见：“仿吾同志，你以后搞什么工作？搞政权还是搞教育？”成仿吾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还是做教育工作好！”

1945年9月，华北联大迁到张家口。10月，成仿吾离开延安，12月抵达张家口。1946年9月，国民党发动内战，袭击张家口。华北联大奉命转移到冀中根据地。此次转移要经过灵丘、阜平、唐县、安国、深泽等县，进行400公里的“小长征”。出发前，成仿吾作了动员报告。为保密，学校对外暂称平原宣教团。成仿吾替学员们想得特别周到，连每个人的背包负重不得超过15公斤的问题都想到了。他甚至在大秤旁“验收”，唯恐超过斤两累坏了大家。10月12日，华北联大在广灵县城附近的西加斗村边休整边学习。因为很多学员的脚都磨出血泡，大家便坐在背包上，听成仿吾讲时事政治课。11月16日，华北联大胜利抵达束鹿县 （今辛集市），结束了“小长征”。 1947年11月，石家庄解放，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不久，华北联大由束鹿县的农村迁到了石家庄附近的正定县城。

华北联大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非但没有围墙，也没有固定的课堂。各系分散在各个村里，教师和学员也散居在老百姓家。钟声一响，集合上课。祠堂、院落、打谷场、大树下、小树林，到处是课堂。具体在哪里上课，既看阴晴雨雪，也看上课内容。如上大课，各个系的人都来，小地方就不行了，晴天就找个大院落或大广场，雨天就到祠堂。

华北联大在晋察冀边区办学，有一段处于相对稳定的时期。这个时期，成仿吾的办学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使他认识到华北联大要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必要的准备，学校的课程设置既要满足今天的需要，又要为明天的胜利做必要的准备。如在教师、干部和学员中，在自愿的原则下，设置了日语、俄语、英语等课程。成仿吾说，这些外语课与基础课需要长期准备，不是一时突击能够奏效的。许多教师、干部和学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能够很快掌握基础理论和外语，与在华北联大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

华北联大在抗日烽火中坚持办学整整六年，培养了近8000名干部，其中政治、经济、行政干部3000多人，教育干部3000多人，文艺干部1000多人。加上经过华北联大短期培养即分配工作的干部，总数在1万人以上。

调离时师生含泪到站台相送的东北师范大学校长

1948年春的一天，成仿吾在石家庄接到通知，要他去西柏坡向中央汇报工作。翌日，成仿吾来到西柏坡向周恩来汇报了华北联大的情况后，周恩来向他传达了中央的决定：为了迎接全国解放，需要培养大量干部，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大与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北方大学合并，扩大成为华北大学，由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和成仿吾任副校长。1948年8月24日，华北大学在河北正定成立。1949年4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

1952年10月，成仿吾出任东北师范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到东北师大工作后，成仿吾提出了学校建设的三项基本方针，即加强系统的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加速教师队伍建设和学习苏联经验促进教学改革。

在学习苏联经验、全面进行教学改革方面，成仿吾一直强调要结合中国实际，不能照抄照搬。按照他的要求，全校修订了教学计划，组织教师编写教材，改革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经过三年努力，全校158门课程都有了新编教材，提高了教学质量。

成仿吾一向重视系统的政治理论教育。他来校不久即开设了四门政治理论课，设立了四个直属教研室，由学校领导亲自抓。每年新生入学，他都作关于长征和延安精神的报告，对学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1956年，中央有关部门下发了一份通知，要求停办政治教育系，一时间该系师生人心惶惶。成仿吾则坚定地认为，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只能加强，不能削弱，政治教育系不能停办。不久，中央有关部门又发来电报纠正了这一错误决定。

成仿吾认为，教师队伍建设是高等学校的一项基本建设，而提高教师水平又是提高教育质量、办好学校的重要基础。针对东北师大师资力量薄弱的状况，他主张自力更生，自己培养。于是，东北师大从1953年开始培养研究生，并从高年级学生中抽调200多人作为实习教师来培养，同时选派一批中青年教师到国内外著名高校进修。几年后，一大批青年教师成长起来，成为教学和科研队伍的骨干力量。

成仿吾还倡导创办了函授教育，开创了中国高等师范函授教育的先河。1953年，成仿吾提出要贯彻“两条腿走路”的办学方针，除办好全日制高等师范大学以外，应创办函授教育，培养提高在职中学教师。学校在1953年试办了中文、数学两个专修科，招收高中毕业水平的在职初中教师。1963年开始招收具有大专水平的在职高中教师。从1953年到1963年，东北师大通过函授教育培养中学教师2.2万余名。以后，很多师范院校都学习东北师大的经验，开办函授教育，对我国师范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成仿吾以身作则，深入到各系、室和学生课堂，检查了解情况。他经常利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到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走一走、看一看。每到学生宿舍，他总要摸摸被褥，嘘寒问暖；每到食堂总要尝尝饭菜，品评伙食质量，让学生们深受感动。同学们见校长来了，把他团团围住，向他请教问题和反映情况。成仿吾不止一次地告诉总务部门，要把学生食堂办好，除了办好集体伙食外，还要办零伙，顿顿要有单炒菜。由于成仿吾的重视和关怀，东北师大学生食堂里主副食花样很多，几乎不重样，吃饭从不排长队。几十年后，东北师大的同学聚在一起时，还常常回忆着当年学生食堂的饭菜。

1958年8月，成仿吾调山东大学工作。这个消息搅动了东北师大全校师生的心。在送别时，出现了全校师生依依惜别的感人场景。师生们早早来到站台送行，当成仿吾同大家握手道别时，许多人都热泪盈眶。当成仿吾频频挥手向欢送的人群致谢、告别时，人们还翘首望着他，仿佛有千言万语想对老校长倾诉。

成仿吾虽然离开了东北师大，但他却始终惦念着那里的师生和学校的发展。“文革”期间，当成仿吾听说东北师大有近千名教师和干部在隆冬时节被赶到农村去接受 “再教育”时，难过极了。他气愤地说：“他们怎么了，犯了什么错误，怎么能这样对待他们……”1984年初，东北师大的同志去北京看望他。一见面，成仿吾就急切地问：“师大怎么样？有什么改革？校庆搞不搞？”成仿吾的夫人张琳说：“成老工作过的地方，他都想回去看看。延安去过了，鄂豫皖也去过了，他惦记的只有长春了！”东北师大的同志当即表示，校庆时一定来接他。不料，成仿吾的这个愿望未能实现，一代教育家在当年5月便病逝了。1986年，东北师大为庆祝40周年校庆，在校园内竖立了成仿吾半身铜像。铜像放置在长方形大理石石柱上。石柱正面刻有陈云的题词：“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无产阶级战士、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成仿吾。”

被誉为“生活上的慈父，学习上的严师”的山东大学校长

1958年8月，成仿吾被任命为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当时，山东大学仓促从青岛迁到济南，“左”倾思潮泛滥成灾，政治运动接连不断，教学工作受到严重干扰。成仿吾来到山东大学后，面对现实，果敢决断，以高度的原则性，稳妥的步骤，把学校工作纳入到正确轨道，使学校在稳步前进中得到发展和提高。

山东大学迁到济南后，和全国各地的学校一样，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政治运动和过多的生产劳动成了压倒一切的中心，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受到了严重干扰。面对这种状况，成仿吾十分焦虑，一再提醒大家，学校的中心工作是教学，离开这个中心，就是不务正业，将贻患于未来。有人说，党的教育方针是培养 “劳动者”。他理直气壮地指出：“劳动者”还有一个“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前提，舍掉这个前提，高校工作也就失去了内容。他力排众议，把大家的思想扭转过来，把工作摆到以教学为中心的位置上来，使学校少走了不少弯路。

1964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波涛中，山东大学开展了主要矛盾问题大讨论，大多数人认为学校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如果就此展开，必然将在学校内部导致大揭发大批判的政治运动。成仿吾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以教学为中心，迅速将学校工作纳入正轨。

为了加强教学工作，成仿吾要求各系必须制订好教学计划，认真抓好各个教学环节，选派水平高、经验丰富的教师担任课堂教学工作。成仿吾还经常深入教学第一线听课，及时解决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由于他的精心部署，山东大学在“大炼钢铁”的紧张劳动中不但给学生开政治理论课，而且坚持上专业课和外语课，力争做到一半劳动，一半学习，并且继续开放图书馆，为学生学习和研究专业知识提供方便。山东大学的学生普遍反映：“成校长对我们生活上的关心如同慈父，对我们学习上的要求又是严师。”

成仿吾到山东大学前，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挫伤了广大师生的政治积极性和工作积极性。此后，学校接连开展的各种政治运动，更使广大师生无所适从。面对这种状况，成仿吾果断地着手纠正学校党员干部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的宁“左”毋右的做法和“左”的思想倾向。他提名中文系著名教授冯沅君担任山东大学副校长，还把一批学术水平高、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授和副教授安排在校、系两级的领导岗位上。成仿吾反对那种把教师当做批判对象的做法，提出“要养成尊师的风气”，鼓励和支持教师在业务上努力钻研；对于治学严谨、勤奋不怠、勇于进取，做到“又红又专”的教师给予提升。

1966年10月25日，在戚本禹的指使下，山东大学的造反派公开点名批判成仿吾。自此，成仿吾遭到残酷打击，两根肋骨被打断，被关进“牛棚”劳动改造长达数年。在一次批斗中，红卫兵中有人把毛主席诗词中的“熊罴”的“罴”读成“罢”，高喊“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罢。成仿吾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众人想笑却又不敢笑。此时，一直在做“低头认罪”状的成仿吾立即大声纠正：“你念错了，那字读罴不读罢，今后不能再这样念了！”弄得那个红卫兵满脸通红，想发作又找不到由头，只好作罢。

1972年8月，毛泽东指示各地要保护老干部，同时要来各地老干部的名单。毛泽东见山东省委送来的名单中有成仿吾，便在他名下画了一个圈，批示道：“此人来北京。”1974年12月，根据毛泽东的批示，成仿吾出任中央党校顾问。成仿吾没有忘记山东大学，对于山东大学的发展寄予殷切希望。1983年9月，成仿吾重返山东大学，欣然为学校题词：“继续前进，努力不懈。”他还鼓励大家：“泰山是高大的，我们的学校也要像泰山那样高大（质量高、成绩大）。希望山东大学的同志们向着这个大目标前进。”

81岁高龄时仍为复校而四处奔波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

1949年12月16日，政务院第十一次政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建议，通过了《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任命吴玉章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胡锡奎、成仿吾为副校长。

成仿吾在中国人民大学创建时期的一个突出成绩，是翻译教研室这个名称和建立教研室这个教学组织。在旧式大学里，教师没有组织，直接与系主任发生联系。成仿吾研究了苏联高校的经验，发现苏联高校里有一种教师的组织叫做卡菲德拉，其性质、职能与他想建立的集体主义的教师组织的性质和职能很相近。有人把它译为研究室，有人把它译为教学组，成仿吾认为都不全面。因为这个组织不仅有教学任务，而且有科学研究任务。经过再三考虑，成仿吾创造出教研室这个名称，并经过校领导讨论，决定在全校建立教研室。

成仿吾规定，教研室是学校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基本组织，是把担任一门或几门同类课程的教师组织起来进行教学与研究的教学组织。教研室的工作包括组织教学、提高教学质量，研究教学方法，编写教材，开展专题研究，与企业和政府机关协作，提高教师思想理论水平，培养研究生等七个方面。成仿吾设立了直属学校教务部的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成仿吾兼任该教研室主任）等7个教研室，各系也建立了各专业的教研室，使教研室的数量达到41个。在成仿吾的领导下，人民大学的教研室管理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教学和科研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许多大学都学习人民大学的经验，成立了教研室。

在中国人民大学，成仿吾根据“教学与实际相联系，苏联经验与中国情况相结合”的方针，极力推行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照搬本本。他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不能代表全部的马列主义。学习联共（布）党史，是弄清马列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原则，学会如何运用和发展马列主义，而绝不是死记硬背。成仿吾提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课的联共（布）党史，还需要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理论与实践，评述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成仿吾的意见没有被苏联专家组采纳。当时，人民大学个别领导也认为成仿吾自高自大，不虚心向苏联学习。1952年8月的一天，学校突然通知成仿吾到中宣部汇报工作。哪里是什么汇报，而是地地道道的批判会。对这样错误的批判，成仿吾表示了“组织服从”，但在思想上坚持了自己的观点。

1952年10月，成仿吾被调离中国人民大学，去东北师范大学工作。1966年开始的“文革”给人民大学带来了深重灾难，大批干部、教师遭到批斗，各级组织陷于瘫痪，教学、科研工作被迫停止。1970年10月，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77年9月，邓小平提出：“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干部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1978年3月，中共中央指定成仿吾负责筹备恢复中国人民大学的工作。7月，成仿吾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党委书记。7月26日，在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大会上，成仿吾提出了“恢复绝不是简单地复原”的响亮口号。

在恢复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在物质和人力条件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困难，一无校舍，二无设备，三无干部和教师。成仿吾已是81岁高龄，但仍不辞劳苦到处奔波，把分散在各单位的设备、物资找回来，把流落到全国各地的干部和教师召回来，表现出令人赞叹的干劲、毅力和创造才能。成仿吾的家在中央党校，但他每周来学校办公三次，有时还达到六次之多。在他的感召下，参与组织复校的同志齐心合力、献计献策，使学校很快搭起了骨架，建立了工作秩序，做到了当年复校当年招生。成仿吾在1978年复校当年就恢复和新建了15个系、24个本科专业、14个研究生专业、6个研究所以及10余个直属或附属单位，1979年又创办了两所分校，逐步形成了多学科、多层次、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格局和体系，为中国人民大学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成仿吾晚年，常有学生来到老校长家。学生们围在鬓发皆白的老校长身边，饶有兴趣地回忆起昔日的桩桩往事。1980年，中国人民大学举行成立30周年庆典。学生们聚在一起，为老校长表演了文艺节目。演出后，成仿吾激动地走上台，与他们一一握手，连声叫着：“娃娃，娃娃！”顿时，台下一片掌声。

1984年5月3日，成仿吾突发脑溢血住院。5月17日，成仿吾因病情恶化，不幸病逝。中央对成仿吾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赞他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无产阶级教育家、社会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