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文霞

不公平现象对创新的影响

文/张文霞

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相对公平的制度环境。但我国的情况如何呢？通过研究，我们发现，目前我国在经济、机会和知识方面的不公平现象仍然十分突出。这不但加剧了社会矛盾，而且已成为影响我国未来稳定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隐患。结合上期《公平如何影响创新》对公平影响创新机制的理论探讨，本文主要对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三个方面的不公平现象及其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实际影响进行讨论，并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目前我国社会中突出的影响创新的不公平现象

1.差距加剧与社会分化

改革开放以来，在优先发展经济的指导思想下，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创新，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在社会公平方面的显著变化是随着平均主义分配原则的逐渐退出，整个社会的创造活力空前高涨，社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另一方面，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扩大相互交错，人群之间特别是城市民众之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我国社会稳定和社会创新资源培育的重要因素。

根据《中国人类发展报告2005——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尽管中国人类发展取得明显进展，但社会不平等问题仍很突出，并有进一步加剧的倾向。其突出表现为：在收入分配、财富分布、就业和工资待遇、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分配、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税收和财政收支等方面存在着城乡、地区、性别、行业之间的巨大不平等。亚洲开发银行2007年8月发表的研究报告《亚洲的分配不均》指出，在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22个亚洲主要国家中，中国的贫富差距排在首位；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0.473，接近拉美地区水平；其中收入最高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与收入最低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的比率，达到11倍，远高于其他亚洲国家。因此，亚行提出，中国需要减少不平等，实现包容性增长。中国社科院经过数年跟踪做出的一份全国性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如果把医疗、教育、失业保障等非货币因素考虑进去，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为世界最高。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近年来的社会分化加剧，社会阶层之间的隔阂十分严重。一方面，我国出现了一个遭到社会广泛诟病的显富阶层，另一方面，我国还存在着数量巨大的各类社会弱势人群和贫困人口。这些人大多生活在社会底层，其基本的生活权利、健康权利和发展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保障。

那么，如此巨大的贫富差距是如何造成的呢?从根本上说，造成上述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所有制结构改革和分配机制的变化，特别是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的确立，使得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得以先富起来。这当然有其合理性。但不可忽视的一点是，除了上述制度性创新的因素之外，资源分配上的机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等因素在造成我国社会的不平等格局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2.机会不平等与不公平竞争

从近年来看，我国社会中的机会不平等和不公平竞争的问题仍然很严重，其不平等程度并不亚于人们在收入和财富方面的差距。这种不公平已经成为制约社会的创新资源投入和创新动力的主要障碍。

首先，不同人群在生存和发展机会方面存在显著不平等，这造成了人们在竞争起点上的先天鸿沟，剥夺了一部分人创新潜能的发展机会。以教育为例，我国的义务教育资源投入在城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平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沿着直辖市市区→直辖市县→一般市区→一般农村的顺序依次降低，农村和贫困地区的教育投入十分匮乏。与之相应，高等教育机会在区域之间的分配也严重不平等，2007年，海南省的高考录取率达到85%，上海市达到84%，而贵州、甘肃等省则仅为43%，高低相差约一倍。在公共卫生和健康、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不平等格局同教育机会一样，几乎同样严重。这些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实际上预示着不同人群在发展机会和竞争起点的先天不平等。相对于财产和收入的不平等，机会不平等是目前中国更为严重的问题，也是更难以为民众接受的社会问题。近年来，我国教育、医疗等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使得教育和健康领域的不平等问题进一步突出，教育支出和大病医疗费用成为许多家庭致贫的诱因，也是制约农村和落后地区靠创新求发展的重要因素。

其次，相比能力和投入，身份归属因素在收入分配中仍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据有关研究，城乡差距以及垄断行业工资增长过快所导致的行业间工资差距过大是造成收入差距增大的主要原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垄断行业与制造业和农业在工资收入上的差距近年来不断拉大：1980年，电力、金融等垄断行业与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的比例为1.4和1.0，该比例在1980—1990年间浮动不大，1990年为1.3和1.0，但到2005年，该比例提高到了1.6和2.0。如果进一步按行业细分，行业间的工资差距更为显著，2006年证券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农业的近10倍，是纺织业的近8倍。而实际的收入差距可能比这些统计数据显示的更为巨大。

图 2006年按行业细分职工平均工资（元）

再次，从竞争过程来看，权力、“关系”等因素仍然对竞争结果起着重要影响。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中国收入分配相当不均，起点不公平更为严重，过程的不公平最为严重，其中，利用权力干预资源分配、干预市场运行以及与权力相关的收入差距悬殊在今天仍是比较突出的问题。这不但给部分官员创造了寻租的机会，也使得竞争结果或多或少存在着与权力、“关系”、财富等因素挂钩的现象，造成竞争主体进入市场的机会不平等，履行合同的权利和义务不平等，竞争结果不公平。比如，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在市场环境、融资、政府支持上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通过关系或贿赂官员低价从农民手中获得土地，大型项目审批和投标中的权钱交易等现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一项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目前的收入差距过大，但收入差距本身并不是导致社会不公平感的最重要根源。权力、职业和行业被公众认为是导致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平现象的三种主要因素，其中，对于“当前中国社会最主要的3种不公平现象”，大约六成的人（61.5%）选择了“因权力造成的不公平”，同时大约三成的人选择“因职业造成的不公平”（29.1%）和“因行业造成的不公平”（27.9%）；另外选择比例较高的还有地区因素（24%）、单位因素（23.4%）和学历因素（22.5%）。调查显示，人们心目中的不公平现象，主要来自竞争中的非市场因素和非能力因素。这也说明，对于我国目前的社会政策而言，加强竞争的公平公正比追求结果平等更为重要。

3.数字鸿沟与知识贫困

2001年12月13日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与知识经济：把握21世纪》指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实际上是“知识差距”，面对日益增大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压力，21世纪中国现代化的主要任务是知识化，也就是发展知识经济，在全社会实现知识化，从而直接完成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角度来看，实现全社会的广泛知识化，提高知识、技术、信息、制度等无形的软要素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正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内在要求。实际上，我们提倡的自主创新战略，其根本也就是知识发展战略，加强知识的创造、传播和应用是其核心。但是已有的研究表明，中国离知识型的社会还比较远，特别是普遍存在的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以及相当部分民众在知识上的“贫困”成为制约知识性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

按照国际电信联盟（ITU）和世界经合组织的定义，数字鸿沟主要是指以国际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信息技术在应用和普及方面的不平衡现象。有关研究显示，我国城乡、地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数字鸿沟，总体来看，不同教育水平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大于城乡之间数字鸿沟，而城乡数字鸿沟大于地区数字鸿沟。2005年，我国城市主要信息产品拥有量总体水平是农村的6.4倍左右，领先农村7-8年左右；城乡之间差距最大的是计算机，城市家庭计算机拥有量约为农村的近20倍，时间差距在10年左右；其次是互联网普及率，城市是农村的6.5倍，时间差距8年左右。并且从变化趋势看，城乡数字鸿沟在时间差距上没有出现减小迹象。从区域来看，2005年，东部主要信息技术产品拥有量整体上仍约为中、西部地区的2.2倍，时间上领先5年左右；其中，互联网普及率的地区差异最大，东部地区互联网普及率比中部地区高出116%，比西部地区高出105%；全国互联网普及率（每百人互联网用户数）为8.6%，北京互联网普及率最高，达到28.7%；贵州最低，仅为2.8%，两者相差约10倍。其中，信息基础设施、信息技术初始成本和使用成本以及收入差距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要原因。在城乡和各地区内部，不同教育水平人群之间的数字鸿沟更为突出。2005年，大专以上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为84.8%，而占全国人口总数3/4以上的高中以下人口的互联网普及率仅为1.8%，前者是后者的47倍，可见教育水平是导致数字鸿沟的最重要因素。

表面上来看，数字鸿沟是一种现代通信基础设施拥有量和使用水平方面的差异，然而从本质上看，数字鸿沟实际上是一种综合性的差距，数字鸿沟的背后是知识鸿沟和经济鸿沟，或者说是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鸿沟。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数字鸿沟问题是在全球信息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人群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发展、应用程度不同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所造成的‘信息落差’、‘知识分隔’和‘贫富分化’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我国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其中获取知识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吸收知识能力水平相当于东部的81%，交流知识能力相当于东部的31%。大多数西部地区均属于知识资源水平较低的地区，其中西藏、贵州、青海、云南等省的知识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而北京的知识发展水平为全国平均水平的6.1倍。

从创新型国家的角度来看数字鸿沟，我们认为，数字鸿沟是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而出现的社会成员之间在知识、信息以及创新基础方面的分化，是一种新的社会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与经济、机会的不平等互相纠结，不仅将在知识迅速发展和不平衡发展的过程中继续扩大和加深原有的经济不平等，而且将对创新型国家的建设产生相对独立的消极影响。

不公平现象对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不良影响

上面我们简单讨论了中国社会中突出存在的三种不平等现象。下面我们来看它们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影响。

首先，其直接影响是造成中国公众的不公平感上升，社会矛盾激化，创新所需要的稳定社会环境面临挑战。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在2002年对城镇住户的调查，认为我国收入分配“很公平”的人不到2%，认为“比较公平”只在10%左右，而回答“不太公平”和“很不公平”的比例加起来超过了80%，即使在高收入组，绝大多数人也认为当前收入分配状况“不太公平”或“很不公平”。

这种普遍的不公平感问题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的充分关注。因为相对于收入不平等，不公平感更容易引发社会冲突和群体性事件，威胁社会稳定；近年来我国社会矛盾加剧，民众的仇富心态，群体性事件频发的现象不能不说与此社会心理有关。有学者指出，90年代以来，我国社会群体之间的分化加剧，并呈现出断裂社会的倾向，这已经并将继续酝酿和加剧种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种种迹象说明，贫富差距过大和不公平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从而可能成为影响创新型国家建设的障碍。

其次，不公平现象的存在，特别是竞争规则向权力和资本倾斜，使得人们对公平竞争原则和创新创造财富的法则产生质疑甚至否定，导致我国社会风气恶化，浮躁和造假之风盛行，整个社会的创新动力受到严重抑制。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2001年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显示，在公众眼中，我国现实的收入分配模式与其理想收入分配模式有较大的差异：大多数公众认为，“有技术专长的人”（75.3%）、“有文化 /有学历的人”（72.6%）、“吃苦耐劳的人”（50.4%）应该获得高收入；而对于现实情况，绝大部分公众（72.6%）认为当前“当官”的人最容易获得高收入。这意味着，人们所期望的理想的收入分配原则是能力主义分配原则，而人们眼中现实的收入分配模式却主要基于权力。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异无疑会形成对整个社会价值倾向和个人发展动力的误导，近年来我国社会中各种急功近利行为、造假欺诈行为、利用职权为自己捞取好处的行为泛滥，以及整个社会的浮躁、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等现象，不能不说与这种竞争规则和结果不公平的示范作用有很大关系。近年来关于社会问题的调查中，贫富分化和腐败问题往往名列前茅，在某种程度上说明我国社会中存在的不公正问题已十分严重。

按照世界银行的观点，权力的不平等会形成将权力、地位和财富的不平等永久化的制度，这种情况通常也不利于长期增长所依赖的投资、创新和冒险；当市场不完美时，权力和财富的不平等转化为机会的不平等，导致生产潜力浪费，资源分配丧失效率。良好的经济制度在根本上应是公平的，社会要繁荣，就必须创造促使绝大多数人口进行投资和创新的激励机制。那些走上促进持续繁荣的制度化道路的国家，是因为政治影响力和权力平衡的公平度增加，才走上了这种制度化道路。

从长远来看，这种以非制度性手段实现短期获利的投机行为和寻租行为如果得不到有效治理，将对整个社会的创新活动形成某种“创新替代”。这种状况十分不利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已经到了不能不下决心根治的时候。

第三，贫富差距过大和数字鸿沟在给我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结构性风险的同时，也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创新资源的培育。大量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的信息化和知识化程度与经济增长基本上是正相关的，知识与信息资源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战略资源；同时，个人拥有知识和信息的多少也已成为决定个人经济收入和发展空间的决定性资源。而贫困和数字鸿沟使得我国农村和落后地区的庞大人口基本被排斥在信息化之外，成为信息时代的落伍者和信息社会的边缘人，成为知识贫困、信息贫困和经济贫困相互重合叠加的三重贫困人口。如此大量的深层次的贫困人口，将成为阻碍广大农村地区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障碍，并使全社会的广泛知识化为泡影。

从创新资源投入的角度来看，我国存在的大规模的低收入人群对人力资本投资严重不足，知识水平低下，发展基础和创新潜力都受到人力资本不足的严重制约。这既影响了整个社会创新资源的充分开发，也造成贫困人群代际间的社会流动受阻，贫困和落后在代际间传递，从而可能造就一个陷入长期贫困和“永久性依赖”、与创新和发展相隔离的下层阶层。

现实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近年来，我国企业的技术创新状况一直不够理想，来自企业的研发投入虽然总量增长较快，但企业研发支出占营销收入的比重一直没有大的增长，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和韩国等新兴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水平；而楼市、股市等获利快捷、投机性强的行业却吸引了大量企业资金进入。以至于经济学家郎咸平在2007年关于“中国经济的八大危机”演讲中专门对中国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问题提出强烈警告。他认为，中国经济的第一大危机是近年来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急速恶化和大面积腐败，致使大量虚靡性资金进入楼市和股市，从而形成股市和楼市泡沫，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控制将对中国经济带来强烈冲击。我们暂且不论近年来中国的投资营商环境是否出现急速恶化，但从创新型国家建设的目标以及改革进入攻坚阶段的现状来看，从根本上解决不公平问题无疑是今后一段时间非常重要的政策选择问题。它对于保证今后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以及创新型国家目标的实现极为重要。

政策建议：增进社会公平，为创新提供制度性保障

为了消除前述不公平现象对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的不良影响，基于公平和创新的要求，我们认为对于中国而言，重要的是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收入再分配政策，通过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调节使人们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并采取更为有力的政策措施保障贫困人口生存和发展，以化解创新可能导致的不平等扩大给社会带来的总体性风险。这是创新型国家建设中需要关注和未雨绸缪的重要政策议题。

（2）重新对政府功能进行定位，政府的角色需要从资源控制者和生产组织者，转变为以知识和创新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和公平环境的构建者和管理者。我国已经实现了在消费领域的市场化，但在重要资源的供给领域，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垄断和政府干预，市场化水平还比较低。这种状况不仅给腐败提供了温床，而且很不利于资源的配置效率，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的不公平感。

（2）公共政策应该更关注公平问题（特别是起点和过程的公平），以建立公平竞争的制度框架，营造良好的创新氛围。从公正的角度看，机会的均等分配要比结果的均等分配更为重要，起点和机会不公平在中国社会也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所以，公共政策应该更关注公平问题，包括更公平地分配公共资源（特别是教育资源、健康资源、信息和技术资源等）、抑制权力对竞争和收入分配的过多干预、消除身份归属因素对个人收入和发展机会的决定性作用、扩大下层民众的发展机会和民主参与权利等等，以使各个阶层都能够积极参与到创新大潮中去。正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06：公平与发展》中所言，将增长政策和实现公平的政策割裂开来是错误的，其关键在于总体的一揽子政策和相关程序的公平性。

（3）加强技术应用、扩散与创新的体系建设，特别是要加强面向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技术扩散体系，加强创新成果的全社会可及性与适用性。对我国而言，在整个经济中更多更有效地使用技术、更加广泛迅速地传播技术（既包括新技术，也包括旧技术）十分重要；政府应对技术传播给予更高的重视和更多的资源，引导更多的公共研究资金用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如促进农业、环保产业的发展以及传统优势产业的开发，等等。

（4）改革教育，提高全民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对于我国教育体制而言，虽然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很大成就，但离实现人人享有公平的教育机会的目标还有相当的距离，教育体制也还不能适应创新型国家的要求。所以，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改善教育资源的分配结构，增加教育机会的公平度。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的供给应改变目前的城市导向，适度向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倾斜，并把提高农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教育质量作为重要的教育改革目标。为有效利用迅速扩大的知识基础，还需更重视高等教育中的创新导向和全民终身教育，这要求实现教育课程的现代化，在公办教育之外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体系，开发互联网的教育潜力，等等。

（5）大力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消弭数字鸿沟，利用全球知识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创新型国家的框架下，我们应对数字鸿沟和知识贫困问题引起足够的重视。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在系列著名报告《在网络中落伍》（Falling through the net）中曾经提出，在美国，数字鸿沟已成为主要的经济和公民权问题之一，必须予以高度的重视。但在我国，物质上的贫困和收入差距作为制约社会发展的瓶颈已经受到社会的重视，而不断扩大的知识差距和知识贫困作为加剧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的新因素、作为社会不平等的表现，还没有受到应有的关注，不断扩大的数字鸿沟问题也还没有得到社会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广泛重视和有效解决。特别是对于那些农村地区和相对落后的地区，如何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现代通讯技术带来的契机，直接分享各种先进技术与知识的“外溢收益”，尽快缩短与发达地区的知识差距和经济差距，实现跨越式的“追赶”，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策问题。显然，加强对农村和落后地区在现代通讯基础设施建设和应用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加快中西部地区以及农村地区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政府补贴方式降低中西部和农村地区使用现代通讯设施的成本，使人人享有信息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务、享有低成本获取外部知识与信息的机会、进而享有各类发展机会，消除与现代社会的信息隔离和知识隔离，应成为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总之，对于创新型国家建设而言，公开、公正、公平、法制、“公正至上，起点平等”等都是关键词。以公平作为创新政策的中心，是对发展思想和创新理论的提升和整合。令人欣喜的是，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把民生问题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把“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权益和社会公平正义”作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新要求之一，并把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和优先发展教育作为加快改善民生的六大任务之一。这些给我们建设一个公平型的、创新型的社会提出了目标和任务，也带来了莫大的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