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朝贵

枢纽上的红色堡垒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

■ 文/李朝贵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39年1月4日，贵阳交通站正式在位于狮子街（今醒狮路）的达德学校建立。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旧址。（毛豆/摄）

陪都南大门里的八路军交通站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贵州成为重要的大后方。作为国民政府陪都重庆的南大门，贵阳具有着重大的战略地位，有川黔、湘黔、滇黔、黔桂四条公路干线与邻省相通，是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还是内地通往国外（滇缅公路、滇越公路）的咽喉要地，大量的国际援华物资和人员都经贵阳进行转运。

193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决定在贵阳设立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39年1月4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贵阳交通站”（以下简称贵阳交通站）正式在位于狮子街（今醒狮路）的达德学校建立，袁超俊任主任（后改称站长）。“二四”轰炸后，交通站搬到六座碑（即晋禄寺，今贵阳市民生路）。

随后的两年内，八路军贵阳交通站采取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配合的方式，完成了南方局交给的任务，并有力地支持了贵州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1941年1月21日，皖南事变后不久，交通站遭国民党当局查封，部分同志被捕。8月，经过与国民党反复交涉，这些同志才被释放。

枢纽上的红色堡垒

作为我党连接华南、华东、西南与延安的重要枢纽，贵阳交通站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工作。

转运军需物资。1939年上半年陆续转运从武汉、长沙经湖南衡阳、广西桂林撤退下来的人员、物资及档案材料。4月至6月间，三次押运军用物资北上。其中一次是将从越南来的5辆满载药品和物资的汽车，直接运到西安七贤庄办事处。回贵阳休息几天后，又押运10卡车枪弹、迫击炮和TNT炸药到重庆办事处。

香港和国外华侨中募捐的大批药品、医疗器材、救济难民的衣物以及购买的无线电器材等，都经过贵阳交通站组织转运。

接待、转送来往人员。新四军军长叶挺、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及张云逸、张鼎丞等领导同志，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震及饶漱石、陆璀夫妇等一大批干部和警卫人员由重庆赴新四军总部途经贵阳时，都由交通站接待。

叶剑英同志、李克农夫妇、李涛夫妇、石磊夫妇、于刚夫妇、高文华夫妇及全家、夏之栩、曾宪植、贺逸、叶选平等同志及徐特立、李达、方正、吴茵、邓垦等，都曾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停留过。越南的胡光同志（即胡志明主席）就经常搭乘八路军的军车往来于重庆、桂林、昆明之间，并多次委托交通站帮助越南同志去昆明、重庆等地。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还根据党的“隐蔽精干”政策,疏散、撤退、转移各地下党组织撤退的同志、文化人士、华侨、港澳同胞、干部家属医务人员、进步青年，将他们纷纷转送到延安、抗日前线或其他相对安全的地方。

安置和照顾疏散到贵阳的领导及家属。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一批党和八路军领导同志的家属，包括周恩来的父亲周懋臣、邓颖超的母亲杨振德、李克农的父母、岳父母和弟侄以及博古的女儿秦新华等共计20余人，安全地撤退到桂林、贵阳青岩等地。袁超俊在地下党同志的配合下，代租房屋，把他们安顿在青岩居住近两年之久，1940年秋陆续转送到重庆。

完成上级党组织交办的秘密任务。为充分利用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这一公开机构的有利条件，保证地下党组织的安全，中共中央南方局把在贵阳活动的部分党组织及党员的组织关系，交由袁超俊直接领导，不同贵州省工委发生横的关系。如设在贵阳图云关的中国共产党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特别支部及资源委员会贵州企业公司的地下党员，生活书店、读新书店的地下党员等，在交通站的掩护下，顺利开展秘密工作。此外，贵阳交通站还积极协助营救被捕的地下党员。值得一提的是，袁超俊这位贵州籍站长，后来成为新中国旅游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编辑/任玉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