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志刚

（武汉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65）

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解释力

孟志刚

（武汉科技大学 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430065）

体验哲学；认知语言学；翻译；互动；语篇性

尝试根据体验哲学和认知语言学的基本观点，拟构了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翻译是以对现实世界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透彻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原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须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适切翻译。

正如Svorou所言，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以下简称CL）是广义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它的研究起自一个基本前提：“在语言和客观世界之间存在一个中间层次‘认知’”[1]。它的哲学基础是体验哲学，坚决认为人类语言不是一个自治的系统，离不开人类的体验感知，语言能力也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人类一般认知能力的一部分[2]。因此，我们必须从体验的角度来解释语言，从人类的一般认知能力来研究语言，人类对于世界的经验，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认知系统是语言形成的根本理据之所在，人类的体验感知和一般认知能力对于语言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作用。CL将这一基本观点总结成“现实—认知—语言”，即：在现实和语言之间存在“认知”这一中间环节。

众所周知，西方哲学经历了从注重世界中存在的实体（本体论），到注重存在实体背后的认识（认识论），又转向到坚持存在和认知是通过语言来实现的立场（语言论）。显而易见，西方哲学研究的三个环节是一环扣一环的。而体验哲学和 CL将这三者置于同一命题之下进行了有效论述，不仅反映了哲学研究的三个转向（分别注重“现实”、“认知”、“语言”），而且还有效地解释了语言形成之始源。正如Lakoff与Johnson所说[3]，体验哲学是对西方整个哲学的一个反思，而且对西方哲学史上三个转向作出了一个整合性理解，也是对当今流行于西方的英美分析哲学和欧洲大陆解释学派的一个批判性的发展。根据体验哲学和 CL的基本原理“现实—认知—语言”，从语言形成方向来说，人类的认知始源于客观现实，然后再到语言；因此，现实先于认知，认知先于语言，语言是现实与认知的产物，其背后蕴藏着人类认知的规律，难怪 CL要提出语言的象似性（iconicity）理论。如果从翻译角度来说，翻译则可视为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将一种语言映射转述成另一种语言的认知活动，应兼顾几个要素，倡导和谐适切翻译理论。

一 认知语言学对翻译的解释

CL认为认知来源于实践，语言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认知是语言的基础，语言是认知的窗口，同时亦能促进认知的发展。翻译也是这样，体验和认知先于翻译活动，译文也是体验和认知的结果。翻译是译者基于对原文语篇各种意义理解之上的，理解必定来自体验和认知。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对人类的理解和翻译活动作出始源性的理论解释。

Lakoff与 Johnson在对传统的经验论和唯理论反思和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体验哲学，他们[4](p195)指出：我们能得到关于世界的绝对的、无条件的真理，这一观点是西方传统哲学的基石，在经验论和唯理论中十分盛行，其间的区别仅在于如何解释获得这种绝对真理的方法。对于经验论来说，经验是人的一切知识或观念的唯一来源，也就是说我们关于世界的全部知识是来自我们的感知；对于唯理论者来说，只有先天具有的推理能力能给我们提供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体验哲学将经验论和唯理论统称为客观主义理论，并对其进行了严厉批判，形成了对西方传统思想的挑战，对哲学、认知科学以及 CL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第一代和第二代认知科学的分水岭，同时也是CL的哲学基础。认知语言学的研究是在摒弃了以上唯心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的，其哲学基础是主客观相结合的经验现实主义（experiential realism）认识论，简称经验主义。它不同于旧的经验主义，是随着新一代认知科学的深入而形成的。经验主义认为没有绝对客观的现实，也没有离开客观现实而独存在的感知和思维，只有相对于一定环境（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的认知。经验主义强调经验在人的认知和语言中的重要性。人类的经验源于人与大自然（物理的、生理的）、人与人（社会的、文化的）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源于人类自身的感觉动力器官和智力与自然环境的互动及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但大脑不是像一面镜子一样一成不变地反映客观世界，而是具有自身的认识事物的结构和规律。每一种经验都遵行一定的规律，具有一定的结构，正是这种多维的结构构成了经验的完型。因此，客观现实反映在大脑中形成了认知世界或认知结构。认知语言学就是研究这一认知结构及其规律对语言的影响。

据此，我们可将一些主要语言学流派划归客观主义语言学派，而 CL则属于非客观主义语言学派。这可用来解释体验哲学和 CL对经验论和唯理论的批判；同样，体验哲学也可用来批判解释哲学理论的某些极端观点。我们的认知、思想、理解是以我们与客观世界互动性体验为基础的，意义虽然具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但当将其置于我们体验性认知系统中加以理解时，它就会有大致确定的一面。我们与作者面对的是同一或基本相同的客观世界，尽管社会制度有差异，但我们仍共享自然规律；即使古人，他们也毕竟是生活在地球之中的。同时我们还有相同和类似的身体器官、感知能力和认知能力，这就决定了使用不同语言的人具有基本共同的思维，这是人类能够交际、理解和互译的认知基础。因此在翻译中一味认为要脱离作者的原义，不以现有文本为基础，只注重接受者的单边理解和独家解释，势必要将人类的语言交际置于巴比塔式的窘境，这显然有悖于常理。打破结构主义的牢笼并一定就要走向另一个极端——解释的放纵，一味强调对文本进行主观随想式的任性发挥，也就难免要打上“片面性”、“单向情愿”的烙印，体验哲学和 CL的基本原理正可修正这一倾向。因此从体验哲学和 CL角度来说，翻译是以现实为背景的认知主体（包括作者、译者、读者）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作用为认知基础的，其中必有许多共同的东西，这必然就会对“放纵理解”和“任意发挥”形成某种约束。当然了，语言和文本都是来自人们对现实世界的体验和认知，其间必然要涉及到人们的主观认识和识解加工（construe），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应适当考虑译者的主观因素，这也是无可非议的，但须“创而有度”。

二 翻译的认知语言学模式

本文在翻译的功能观基础上，兼顾到体验哲学和 CL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翻译的认知观：翻译是一种认知活动，是以现实体验为背景的认知主体所参与的多重互动为认知基础的，译者在理解源语言语篇所表达出的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尽量将其在目标语言中映射转述出来，在译文中应着力勾画出作者所欲描写的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CL给翻译研究的启迪是，认知中的隐语力图借用一个世界来表达另一个世界，而译者如同隐语本身，也是力求借用一个世界表达某一个世界。译者的认知活动也涉及到对世界的感知、经验以及对其加以概念化的方式等。以认知为出发点，来探究译者是怎样运用语言符号对事物进行抽象，以及怎样通过认知加工，运用概念范畴和语言符号来实现翻译交际活动，是翻译研究的“认知转向”。在翻译活动中，不同的概念范畴可以围绕原型（prototype）来建构，再现可以通过词汇和概念来表达。但是具有特殊文化意义的概念和抽象的概念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又比较困难，而 CL中的范畴、隐喻、原型以及意象图式理论将给翻译过程研究提供充分的解释力。据此，翻译的CL模式可初拟如下：

图1

我们主张，在翻译过程中应当依据作者和文本的原义，既要对作者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建立“解释的合理性”，倡导“翻译的和谐性”。从上面的论述，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个观点：翻译具有体验性、互动性、创造性、语篇性、和谐性和差异性。

1 翻译具有体验性

根据Lacoff[3-4]与Johnson[5]体验哲学的理论，人类的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和语言等都是来源于对客观外界的感知和经验，翻译也是基于其上的认知活动，同样具有体验性。语言是心智的表征，语言结构映照了人类经验结构。翻译活动中的语码转换，就是对心智的解读和编码，翻译活动必定反映心智活动的规律。因此翻译研究不可忽视对心智的研究。由于体验是认知的本质，且以体验为本原的认知模式具有普世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由此决定了语言本质的普世性，这就是语际转换——翻译成为可能的认知理据。

说翻译具有体验性有多重含义。首先，作者的认知和理解是来自体验活动，其创作灵感和要素主要来自生活，也高于生活。其次，译者和读者的认知和理解也是来自体验，而且也只有对文本作体验性的理解才能获得其创作意图。因此，翻译是基于体验的认知活动。根据思维体验观，翻译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对原语解码和用译语重新编码的过程，而是一个双重认知过程。单纯的解码和编码的翻译往往顾此失彼，难能达到等值。翻译要考虑译语读者的接受程度，也就是在译语中找到概念和形式的统一。绝对的统一往往难以达到，因为两个语族的历史体验和生活体验不尽相同。所以在翻译过程的表达阶段，就不可避免地运用各种原则和技巧。例如毛泽东在论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外强中干时，有人把“纸老虎”译成scarecrow（稻草人）,毛泽东要中断谈话，坚持要译成“paper tiger”。这是因为，“纸老虎”是整个话语的核心内容，所以非异化直译不可。若一个词语不是语篇的核心概念，我们就不必苛求原质原味，而采用归化原则，将其引申义译出即可。若原语和译语的概念和形式联系虽不绝对相同，但有某种相似，我们也可采用融合法。即将英语成语to 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译成“一石二鸟”，我想这比“一箭双雕”要高明，因为它试图融合两个语族的体验。

2 翻译具有互动性

“互动”是 CL中一个十分关键的观点，翻译也是建立在多重互动的基础上的一种认知活动。这里的多重互动正如图1所示，包括：现实与主体(作者、译者、读者)，主体与源语言、主体与目标语，以及读者与作者、译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同时兼顾几种互动关系：通过对这几种互动关系的把握，就能保证译者正确理解作者和作品，恰当处理好原作与译作的关系，有效建立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沟通，语言间的差异通过互动便能得到较好的调解，以达到“和谐适切翻译”的目的，不至于译文与原文龃龉、背离或矛盾。从图1可见，译者首先是读者，须与原文作者互动，然后又是“创作者”，通过译文与阅读译文的人产生互动关系。翻译也是一个不断进行语言对比的过程，可以说“对比”贯穿于整个翻译过程之中，有对比就有选择，译者若能经过互动和选择作出一个更为适合各方的选择，包括作者、作品、读者，适合源语言和目标语，就能实现翻译的和谐性。

3 翻译具有一定的创造性

人的认知一方面是基于体验的，另一方面又具有差异性和创造性，可以说这里既有唯物主义的观点，又有辩证法的思想。由于翻译是基于对原文语篇的体验和认知之上来理解其各类意义的，然后将其用目标语映射转述出来，其间译者的主体作用也是不言而喻的。我们知道，CL在批判传统的语义观念论基础上，将意义视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 Conceptualization(概念化)，这比起将语义视为Concept(观念)来说，虽然仅增加了一个“-ize”，却使其彻底摆脱了客观主义语义观的窠臼，体现出人们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突出强调了意义的动态观。CL有两个口号[6]：（1）意义存在于大脑之中；（2）意义源自于体验。笔者还要加上第（3）句口号：意义是命题意义与识解的集合体。这就能解释语义的本质和来源，以及为什么同样的客观世界会产生出不同的语义和语言系统。

翻译既然是人类的一种认知活动，也就不可避免地会打上“主观性”的烙印，也必然会具有一定的创造性。CL在强调认知、概念、意义、推理、理解等具有体验性的同时，也强调了人在这些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不同的人和民族会有不同的认知方式，这在人类的思维和语言表达中都有充分的表现，从而也就解释了各种语言之间必然会具有不同程度的差异性，其中有些表达差异可通过各种处理方法能在翻译过程中被映射转述出来，这是语言具有可译性的一面，但也存在不可译性的一面，特别是诗歌，这是因为人类的认知具有不同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这就决定了有些语言形式和意义会具有不可译性。将译者视为认知主体就必须承认译者的思维具有创造性，不同译者对同一语篇必然会有不同理解。从根源上说，翻译主要是对在不同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中所形成的文本语码进行映射转译，其中必然要涉及到不同的认知世界，再加上个人语言水平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译者同一文本一定会有不同译文，这更加证明了翻译在理论上不可能是“反光镜”或“传声筒”，而是具有一定创作性的认知过程，译文中既有作者的声音，又有译者的声音，CL为这种观点提供了理论依据。

再从互动角度来说，由于参加互动的认知主体不同，所产生的互动效果也就不尽相同，认知主体中几个角色就会产生不同的主体间性，文本意义也就具有一定的开放性，译文必然也会有较大的开放性。如“关关雎鸠”中“关关”是什么声音？“雎鸠”是什么鸟[7]？同是一首张继的“枫桥夜泊”，到目前为止竟会有 30多种不同译本。因此可以说完全客观地翻译原作者的意图是不可能的，完全忠实于原作者的文本意思是不可及的，但这不等于作者“死了”，踢开原文“搞创译”也是荒谬的。可行之道只能是：尽量做到能较好地理解和反映原作所反映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创而有度。

4 翻译的语篇性

翻译的认知模式接受了Beaugrande[8](p13)的观点“翻译的基本单位不是单词，也不是句子，而是语篇”。因此翻译主要是以语篇为基本层面的，主要是就语篇所反映出的整体意义、主旨、和风格，及其所反映出的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而言的。译者除应译出语篇的交际功能和语用意义之外，更应强调在语篇层面上各类意义的映射性转述。我们在此接受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观点，选择就是意义，形式的选择也就包含了意义的选择，选择不同的形式也就表达了不同的意义。

由于语篇有长有短，长语篇的翻译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句一句、一段一段、一章一章地翻译出来的，此时将语篇作为一个翻译单位似有疑问，我们提出“以语篇为基本层面”，主要是就其“整体性”而言的，语句中的各类意义受制于语篇的整体意义，而且对源语篇的理解和翻译离不开语篇的功能和认知分析，必须深入思考语篇中语句、段落、章节所反映出的意义。

5 翻译的和谐适切性

我们尝试根据体验哲学和 CL的基本观点，分别论述了仅强调作者，或文本，或读者的片面性，并在理论上对经验论、唯理论和解释学派哲学中的片面观点进行了批判，据此拟构了翻译的 CL模式。该模式不仅强调对两个世界的理解，而且还认为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兼顾“作者”、“文本”、“读者”三个要素，倡导和谐适切翻译原则。我们知道，通过语言进行交际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以期取得人际之间的和谐协作，这就是“语言形成于社会活动协作需要”的理论基础。翻译也当是这样，应当顺应语言交际这一总目标，应当倡导“和谐适切”的翻译原则。

6 翻译的差异性

我们所谈论的一切无非是关于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它们是语篇生成的基础，语言中的词句也都反映了这两个世界。那么读者也必须依靠自己的理解将语篇还原为这两个世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译出原作所欲表达的这两个世界。要能透彻理解语篇所提供的整体信息和各类意义并将其译好，就需要透彻理解作者和作品关于两个世界的认识。因此，翻译主要应尽量译出作者和原作品对这两个世界的认识和描写。

从图 1可见，认知世界是人们在体验的基础上经过认知加工形成的，储存于认知主体的大脑之中，原文作者与译者和读者的认知世界必定是既有同也有异，这就决定了不同文本之间具有互译性，也决定了有些信息是不可译的，同时还决定了不同译者对同文本有不同的处理方法，译本存在差异性。比方说，汉语经常出现无主句，而在英语中只要是句子(祈使句除外)就应当有主语，在翻译中就涉及到添加和删除主语的问题。在汉译英时，汉语无主句的主语有时在上下文中可明显推导出来，此时添加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但有时在上下文中却颇费周折，可有多种理解，这在汉语典籍中情况尤为突出，主体在语篇空间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这就给理解和翻译带来一定困难，如“江枫渔火对愁眠”，究竟是谁在“愁”，谁在“眠”，似有多种理解，而这些解释都是人们在各自的“认知世界”中寻得的，有人“愁”和“眠”的主语是作者，有人认为是游人，还有人认为是渔民等，这就出现了多种不同的译本，这只能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知世界”中获得解释。

[1] Svorou, Soteria. The Grammar of Space [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4.

[2] 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哲学基础：体验哲学[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2(2).

[3] Lakoff,G. & Mark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M].New York: Basic Books,1999.

[4] Lacoff,G.&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5] Lacoff,G.Women,Fire,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

[6] Gardenfors,Peter.Some Tenets of Cognitive Semantics[A].Cognitive Semantics-Meaning and Cognition[C]Allwood Jeans and Peter Gardenfors(eds.).Amsterdam: John Benjamins,1999.

[7] 汪榕培.迎接中国外语科研创新的春天[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1(10).

[8] Beaugrande.Factors in a Theory of Poetic Translating [M].Assen:Van Gorcam,1978.

The Explanation of Translation from Cognitive Linguistics View

MENG Zhi-gang
(Foreign Studies Faculty, 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65, China)

embodied philosophy; cognitive linguistics; translation; interaction; textuality

Utilizing basic ideas of the embodied philosophy and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 general,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cognitive model of translation. Such a model sees translation in terms of both of multiple interactions among subjects with differently embodied backgrounds and of a good mastery of the various meanings of the original discourse. These meanings then get mapped and re-express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resulting in the depiction of the reality world and the cognitive world.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ll three factors (author, text, reader) in communication, this new model ensures the harmony and appropriateness in translation.

H315.9

A

1673–2804(2011)01-0135-04

2010-03-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