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祥

毛泽东和山西解放战争

■张国祥

从“上党端盆”到平汉大捷

日本刚一宣布投降，阎锡山就奉蒋介石的密令，命其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率5个师、1.7万余兵力，从临汾、浮山、翼城出发，进犯太行和太岳解放区间的长治即上党地区，并很快抢占了长治、长子、屯留、潞城、壶关、襄垣6座县城。随后，又派其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8个师、2万余兵力，由太原南犯增援长治。当时，国民党军队已沿同蒲、平汉线由南向北推进，如果对入侵上党之敌不迅速予以消灭，待蒋军主力北上后，将会使我晋冀鲁豫野战军腹背受敌，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给整个战局带来难以估量的严重影响。据此，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作出了发动上党战役的重大决策。

1946年，毛泽东在枣园窑洞中工作。

上党战役从1945年9月1日开始，至10月12日结束。整个战役由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指挥，太行、太岳、冀南3区部队参加，6万余民兵、自卫队助战。上党战役几乎是同毛泽东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同步进行的。一个是“打”，一个是“谈”，对于运用这“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问题，毛泽东在事前就作了充分阐明。他指出：“对于国民党进攻，必须站在自卫立场坚决反击之，但须打得好，不要浪打，打则必胜。”“我党力量强大，有来犯者，只要打好，我党必定站在自卫立场上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不要轻易打，打则必胜），绝对不要被反动派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但是不论何时，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之手段，达团结之目的；有理有利有节；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等项原则，必须坚持，不可忘记。”也正像他对从延安回太行执行作战任务的刘伯承、邓小平讲的那样：“我们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首先立足于争取和平，避免内战。我们提出的条件中，承认解放区和军队为最中心的一条。中间可能经过打打谈谈的情况，逼迫蒋介石承认这些条件。今后，我们要向日本占领地进军，扩大解放区，取得我们在谈判中的有利地位。你们回到前方去，放手打就是了，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问题。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别的法子是没有的。”事态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历经42天的上党战役，总计歼灭敌兵力13个师、3.5万人，取得了重大胜利，从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的地位”，逼迫蒋介石无可奈何地在《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简称《双十协定》）上签了字。

乘着“上党端盆”的胜利东风，毛泽东又部署了平绥战役和平汉战役。关于平绥战役，毛泽东指示晋察冀和晋绥两解放区的领导人聂荣臻、贺龙等，要充分认识平绥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极为重大”，并针对国民党军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调集所辖主力和收编伪军共6万余人，进占被八路军包围的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已被解放的武川、陶林、丰镇、集宁、兴和等城镇，企图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铁路，切断我在东北、华北、西北之通路的阴谋，指出：“此次平绥战役，系为收复失地、打开交通路而战，是有充分理由，望鼓励士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反共反人民之顽伪军”，而至平绥战役胜利后，“以必要数量之得力部队，由大同南下，肃清阎逆势力，直至太原附近，再依情势，考虑夺取太原问题。”关于平汉战役，毛泽东则命令刘伯承、邓小平等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领导人，要“以上党战役的精神”，“取得第二个上党战役的胜利”，指出：“在你们领导之下打了一个胜利的上党战役，使得我军有可能争取下一次相等的或更大的胜利。在你们领导下的一切力量，除以太岳全力展开同蒲路的作战争取应有胜利外，必须集中太行与冀鲁豫全力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着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意义极为重大。你们须准备以一个半月以上的时间，在连续多次的战斗中，争取歼灭八万顽军的一半左右或较多的力量，方能解决问题”，须知“八万顽军中有几个军具有颇强的战斗力，不可轻视。但顽军新到，地理民情不熟，关系不一，补充困难，急于求胜，又有轻视我军的心理，使我有隙可乘。务望鼓励军民，团结一致，不失时机，以上党战役的精神，争取平汉战役的胜利。”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部队，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进行了平绥战役，共计歼敌1.2万人，收复了绥东、绥南广大地区。而晋冀鲁豫军区主力部队，仅以短短10天时间即传来了平汉战役的捷报，计歼敌两万余人，争取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率该军及河北民军等万余人举行起义。晋冀鲁豫军区太岳部队发起的同蒲战役，共计歼敌8000余人，阻止了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沿同蒲路继续北上的企图。这南北两线作战的双双胜利，既打破了敌人控制平绥路的企图，又堵住了华北的南大门，从而有力地掩护了人民军队在东北的战略展开。

自卫反击作战的节节胜利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以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由此爆发。

“山西是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三大解放区的依托和腹心地带，是东北、西北、山东和华中各解放区相互之间联系的枢纽。在整个解放战争中，它处于华北战场的中心，既是消灭阎锡山和傅作义、胡宗南集团的主战场，又是支援人民解放军在西北、中原和东北战场作战的重要配合战场和战略后方。”在全面内战爆发伊始，蒋介石投放了其正规军总兵力的30%，约160万人，并叫嚣要在3至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人民解放军，尔后解决东北问题。“其具体战略企图是：以主要铁路为轴线，主力由南向北进攻，夺取和控制解放区的城市和交通线，歼灭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的主力，或将黄河以南解放区人民武装部队的主力逐步压迫至黄河以北，在华北地区予以聚歼。以山西为中心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及环绕与穿插其间的平汉铁路、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和平绥铁路，便成了国民党反动派进攻的主要目标和重点地区。”还是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针对国民党军即将向解放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的严重形势，毛泽东即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各战略区，指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大打后，估计六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因此，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并依据这样的估计，拟定了南、北两线的作战计划，其中北线的作战计划是：以晋察冀和晋绥野战军及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用半年或较多的时间，夺取三路（平汉路北段和正太路、同蒲路），并相机夺取四城（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以使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

全面内战爆发后，中共中央坚持原定北线“夺取三路四城”的作战计划，并于7月20日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党内指示，指出：“我党我军正准备一切，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借此以争取和平。蒋介石虽有美国援助，但是人心不顺，士气不高，经济困难。我们虽无外国援助，但是人心归向，士气高涨，经济亦有办法。因此，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同时指出：“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最后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此点，应使全党和全解放区人民都能明白，都有精神准备”，这样，“山西战场的主要作战任务，就是围绕夺取三路四城，在南、北两线反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南线，粉碎阎锡山、胡宗南组合的联防体系，控制同蒲铁路南段，使晋南地区由胡宗南进攻陕北的后方基地，变为策应人民解放军向西北进攻的战略后方；在北线，打退傅作义、马占山的进犯，确实保障解放军对晋北的占领，使之成为以张家口为中心的基本战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彻底粉碎蒋介石在平（北平）、津（天津）、张（张家口）地区建立发动内战的北方补给基地的阴谋计划”。

据此，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又具体部署了晋北战役、大同集宁战役、闻（喜）夏（县）战役、同蒲战役、临（汾）浮（山）战役、吕梁战役、汾（阳）孝（义）战役、晋南反攻战役、正太战役等主要战役。为每战必胜，毛泽东对各该战役部署之周密和精细程度，充分反映在给有关作战部队领导人的电示的字里行间。如晋北战役，毛泽东竟一连7次致电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李井泉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等，进行了详细周密的部署。又如吕梁战役，毛泽东亦曾相继5次电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富治。按照毛泽东的部署，晋绥野战军、晋察冀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部队，协力作战，相继取得了上述自卫反击作战的胜利，总计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解放县城40多座，迫使国民党阎锡山部困守在同蒲线的运城、临汾、太原、大同等孤城中。

而且，毛泽东在总结这一阶段的作战经验中，还特别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即陈赓纵队胜利进行闻（喜）夏（县）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为样板，明确提出了“集中主力各个歼敌”和“指挥灵活加勇敢”的作战方法。不久，又为中央军委专门起草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对党内指示，强调指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作战方法。

摧毁国民党在山西统治的四大战役

从1947年6月起，中国的政治局势开始发生了历史性的根本转折。这时，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为标志，拉开了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战略进攻的帷幕。留在山西的人民解放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也向国民党阎锡山部发起战略进攻。进攻的第一仗选在敌人在晋南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的运城，尔后由南向北推进，连续发动了临汾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直至推翻了阎锡山的反动统治，解放了山西全境。

对于山西战场上的这四大战役，毛泽东更加给予密切关注和缜密部署。关于运城战役，他致电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后为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副司令员滕代远和第一副政治委员薄一波，指出：“（一）同意你们打运城。（二）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城无把握……”关于临汾战役，他致电徐向前等，指出：“攻克临汾对各方面（特别是对支持西北战争）极为有利。二纵可以再留晋南作战一时期。但对临汾城防及陕州宜川两处敌人增援之可能性，我们尚无把握，望调查并考虑电告……”又指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指彭德怀、张宗逊——引者）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荫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指李井泉、周士第——引者）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关于晋中战役，他致电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政治部主任甘泗淇，指出：“……向前兵团业已北上，日内发起晋中战役。该兵团拟固定在晋中打阎，直至攻克太原为止。你们不要希望其西调。”关于太原战役，在前后10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给徐向前、周士第、陈漫远、罗瑞卿等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将领及中共中央华北局的电报，即达20多次。1948年7月晋中战役结束，人民解放军乘胜进逼太原时，毛泽东就在电示中指出：“在你们当面敌人歼灭之后，太原已形孤立，我军有提早夺取太原之可能。杨爱源（时任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引者）至南京求救，蒋有允派援兵之意。望你们考虑派必要兵力抢占太原机场，估计到阎锡山可能和我们争夺机场，故你们如决心占领机场时须注意：(一)派出充分之兵力。（二）于机场附近构筑深地堡及工事。（三）全军即位于太原附近休整，并于此次休整中完成攻击太原之准备。”又指出：“太原空虚，有乘胜夺取可能。你们决心甚好。望首先控制机场，以尽可能短促时间完成攻城准备，即行攻城。攻城方法望采用山东部队所使用者，既迅速，伤亡又少，又节省炮弹、炸药。即是在火力掩护下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携小量炸药置于城根，炸成一洞，再用同样方法置炸药于已炸开之洞内，炸成一更大之洞；第三次，用大量炸药，置于该洞，即可能成功……同时，你们完成对太原之包围后，可派俘官入城，携带信件给阎锡山，要他迅即归降，并负责保护城内一切公私产业及军用物品，我军可给以不杀之保证。对于全部阎军将领及其眷属，亦可保证不杀。如果可能，你们应争取于十天内外夺取太原。”当外围战斗开始后，毛泽东又在电示中指出：“你们原定十月十八日开始太原战役，现已提前十三天。因敌被迫向外扩张，给我以良好歼敌机会，如果敌人战力不强，你们又指挥得当，乘机进击，可能于短时间内全部肃清城外之敌，并可能缩短攻城时间，不要停留多久，即可乘胜攻城，提早解放太原。因此，你们发布战讯时不要说敌人向外扩张，而应说你们业已开始太原战役，并且战讯要待外围战大体告一段落时发表为宜。”在太原外围战斗即将胜利告捷之际，人民解放军发起了平津战役。“估计到太原攻克过早，有使傅作义感到孤立，自动放弃平（北平）、津（天津）、张（家口）、唐（山）南撤或分别向西向南撤退，增加尔后歼灭的困难”，毛泽东果断作出了缓攻太原的战略决策，并由此在电示中指出：“再打一二个星期，将外围要点攻占若干，并确实控制机场，即停止攻击，进行政治攻势。部队固守已得阵地，就地休整。”作为无产阶级伟大政治家和战略家的毛泽东，一直企盼着用不流血的和平的方式解决太原问题。当北平和平解放时，他在电示中又强调指出：“北平和平解决后，太原亦有和平解决之可能。”故“请你们注意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如有接洽机会应利用之。”在阎锡山逃离太原，南京方面代总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后，毛泽东即令攻击太原的时间推迟至1949年4月22日，并指出：“那时如能签定和平协定，则太原即可用和平方法解决；如和谈破裂或签订后反悔不执行，则用战斗方法解决，对我亦无多大损失。”这样，经过再三争取，当和平解决无望后，毛泽东便在电示中明确地指出：“你们觉得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4月24日，太原战役胜利结束后，在太原前线的人民解放军一部又奉毛泽东之命挥师北上，兵临大同城下，大同即于5月1日宣告和平解放，山西解放战争由此画上圆满的历史句号。

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后，发动全面内战。毛泽东指挥解放区军民进行自卫反击。这是毛泽东在审阅有关电文。

土地改革任务的圆满完成

伴随着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山西各解放区开展了为广大农民群众所梦寐以求的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

为着适应人民解放战争的新的革命形势的要求，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及时作出了关于改变土地政策的重大决策，即把抗日战争时期执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先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支持农民通过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方式，从地主阶级手中取得土地；后于1947年7月至9月间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提出了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全国彻底消灭封建剥削制度的斗争纲领。由此，山西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基本分作两个历史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心是贯彻实行《五四指示》；第二个阶段的土地改革运动，主要是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

在贯彻实施《中国土地法大纲》的过程中，老区和半老区中心是开展了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根据土地改革进行的不同程度，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方针。除少数土地改革运动走了过场的地区，通过没收地主的土地、财产和征收旧富农多余的土地、财产，实行了平分外，在多数土地改革搞得好的和比较好的地区，则采用了“抽补调剂、填平补齐”的办法。这样，经过一系列工作，全省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于1949年5月圆满结束。而以彻底平分土地为主要内容的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即从1947年12月运城解放后开始，继而由南向北渐次展开，也于1950年底胜利完成。

值得指出的是，在土地改革运动中，由于种种原因，在一些地方曾经发生了“左”倾错误，以至酿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其突出表现有四点：一是鼓吹所谓“贫雇农路线”，侵犯中农利益，提出“贫雇农想怎样干就怎样干，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要怕侵犯中农，否则是阶级立场观点问题”等错误口号，平分了中农的土地、财产；二是对地主、富农“扫地出门”，不给出路，甚至加以非法管制，随意吊打和肉体消灭；三是侵犯地主、富农在城镇经营的工商业，以至没收了小商小贩的财产；四是对出身于地、富家庭的知识分子和开明士绅，一律予以排斥打击，直至出现了“乱斗、乱打、乱杀”的问题。

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中发生的“左”倾错误，即很快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严重关注。194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杨家沟会议（即“十二月会议”）上，毛泽东特别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政治报告；接着，又连续撰写了《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等一系列重要文献，全面、深入、反复、细致地阐明了党的有关土地改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强调指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土地改革工作中的总路线和总政策。”他还向全党大声疾呼：“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工作方法。我们所犯的错误，研究其发生的原因，都是由于我们离开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主观地决定自己的工作方针。这一点，应当引为全体同志的教训。”毛泽东的论述和指示，进一步为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指明了方向，从而有效地克服和纠正了“左”倾错误，保证了土地改革任务的胜利完成。

1947年，毛泽东在转战途中。

经过土地改革而彻底翻身解放的广大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和革命的政治热情。他们无私奉献、倾其所有，从人力、物力、财力上支援解放战争，并由此形成了一浪高过一浪的参军参战的群众热潮。在整个解放战争中，有30余万山西儿女参军入伍，有100余万民兵、民工随军远征参战。在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中摸爬滚打而锻炼成长起来的数万名领导骨干，奉命北上、西进、南下，又参加了开辟和建设新解放区的伟大斗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继抗日战争之后，古老的三晋大地再铸新的辉煌，又一次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作者系山西省史志研究院原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