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张 凯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残疾运动员应激源和应对方式

（北京体育大学，北京 100084）

本研究旨在考察残疾运动员应激源和应对方式的总体状况及特点。使用运动员应激量表和应对量表对80名普通运动员、80名普通残疾人和50名残疾运动员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显示：（1）普通运动员和残疾运动员最突出的应激源均为比赛失利，残疾运动员在日常生活遭遇因素中显著高于普通运动员。（2）普通运动员、普通残疾人、残疾运动员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均为积极解释，残疾运动员比普通残疾人更容易接受现实，普通残疾人比残疾运动员更容易采用否认事实和行为解脱的消极应对方式，残疾运动员在情感专注与宣泄因素中显著低于普通运动员。

残疾人竞技体育； 应激源； 应对方式

1 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研究参与者中普通运动员为某运动竞技体校专业运动员80人，普通残疾人为某社区居民80人，残疾运动员为某残疾人体育训练中心50人。

1.2 研究方法

1.2.1问卷调查法研究采用方便抽样，实际发放问卷210份，收回199份，剔除极端数据和空白问卷等无效问卷 23份，最后用于统计的有176份，有效率为83.81%。其中普通运动员62人，普通残疾人79人，残疾运动员35人。

1.2.2 测量法采用由谭先明在2000年编制的应激源量表，是专门针对于测量运动员应激源的量表，较具有权威性。

1.2.3 数据处理回收问卷后用SPSS 17.0对数据进行分析，探讨普通运动员、普通残疾人和残疾运动员在应激应对方面的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应激源的分析

表1 残疾运动员应激源描述

表2 残疾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应激源差异比较

2.1.1 残疾运动员应激源的描述本次研究中，应激源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93，各维度系数分别为：人际关系0.651，运动受伤0.738，比赛失利0.824，环境因素0.690，日常生活遭遇0.859，内外压力0.705。残疾运动员应激源描述见表1。

表1表明，残疾运动员应激源均分最高的维度为比赛失利，均值为12.54；其次为日常生活遭遇，均分为11.91；均分最低的维度为环境因素，分数为4.89。这说明残疾运动员最大的应激源为比赛失利和日常生活遭遇，最小的应激源为环境因素。

2.1.2 残疾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应激源的比较使用独立样本T检验，将残疾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应激源问卷各维度得分进行差异分析，结果见表2。

表2表明，普通运动员和残疾运动员应激源均分最高的维度均为比赛失利，均分分别为11.90和12.54，同时残疾运动员在日常生活遭遇维度得分也较高，均分为11.91。残疾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在维度日常生活遭遇上有显著差异，p值为0.029，小于0.05；在维度内外压力上差异边缘显著，p值为0.063，接近于0.05。其他维度人际关系，运动受伤，比赛失利和环境因素没有显著差异。

表3 应对量表各维度信度系数

表4 残疾运动员应对方式描述

2.2 应对方式的分析

2.2.1 残疾运动员应对方式的描述本次研究中，应对量表的Cronbach系数为0.86。各个维度系数见表3。

残疾运动员应对方式描述见表4。表4表明，残疾运动员应对方式均分最高的维度为积极解释，分数为11.94；其次为接受现实，分数为11.34，均为积极应对方式；均分最低的维度为行为解脱，分数为7.31，是消极应对方式。说明残疾运动员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为积极应对方式中的积极解释和接受现实，最不常用的应对方式为消极应对方式的行为解脱。

2.2.2 残疾运动员、普通运动员和普通残疾人应对方式的差异因本研究是研究三者之间的应对方式差异，所以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表明，残疾运动员，普通运动员和普通残疾人应对方式均分最高的维度均为积极解释。残疾运动员和普通残疾人在维度接受现实，否认事实和行为解脱上差异显著，p值分别为0.008，0.021和0.000；其他维度残疾运动员、普通运动员和普通残疾人均无显著差异。

3 讨 论

3.1 研究讨论

3.1.1 残疾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在应激源上的差异比较研究发现残疾运动员和普通运动员均在比赛失利这个维度上得分最高，表明普通运动员最大的应激源来自比赛的失利，这结果与谭先明（2002）认为，比赛失利、人际关系及内外压力是运动员主要的应激源结果较为一致；而残疾运动员最大的应激源同样为比赛失利，体现出了其运动员特点，并与普通运动员在该维度上无差异，说明残疾运动员同样承受着来自负面竞技结果的压力，已经与普通残疾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该结论与研究假设不同。

此外在日常生活遭遇维度上，残疾运动员与普通运动员存在显著差异，残疾运动员显著高于普通运动员。由于残疾运动员之前的生活经历，造成了肢体残疾，肢体残疾在生活中带给了残疾运动员长期的不便以及在漫长的生活中周围正常人群带来的怜悯或歧视，从而对其心理造成了影响，所以他们在日常生活遭遇中的压力是和普通运动员有较大差异的。

因此，我们在日后辅导残疾运动员心理训练时，需要注意比赛失利后其心理发生的变化，因为其在比赛失利后的压力同普通运动员接近；同时我们也要关注残疾运动员的日常生活，改善其在生活中面对的问题，对提高残疾运动员成绩有着重要的意义。

3.1.2 残疾运动员，普通运动员和普通残疾人在应对方式上的比较研究发现残疾运动员、普通运动员和普通残疾人三类人群在各自的应对方式上都较为平均，无明显倾向性；三类人群得分最高的应对方式均为积极应对方式积极解释，这表明三类人群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均为积极解释，即从所经历的事情中从积极的方面来解释该情况，并寻找积极意义，这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说明普通运动员应对方式较为积极，这与谭先明等（2001）研究发现，运动员倾向于较多采用的应对方式是“主动应对”“忍受”“寻求支持”“情绪宣泄”，较少采用的应对方式是“求助宗教”“逃避”结论一致；而残疾运动员该维度也为最高，说明该理论同样适合于残疾运动员。由此得知经过长期的体育训练，残疾运动员同样能够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来应对压力，体现出了体育锻炼在残疾人心理调节方面的作用，普通残疾人的应对方式同样倾向于积极解释，可能因为普通残疾人由于肢体的缺陷，长期地在压力下生活，导致其已经寻觅出积极的应对方式来调节自我，从而在应对方式上表现得较为积极，该结论与研究假设不同。

同时，残疾运动员与普通残疾人在接受现实、否认事实和行为解脱上存在显著差异，残疾运动员在接受现实上显著高于普通残疾人，说明残疾运动员比普通残疾人更多地采用接受现实这一积极的应对方式，可能由于长期的体育竞技训练，从而使残疾运动员比普通残疾人更加善于去选择接受发生了的事情，面对压力更加得积极；在否认事实和行为解脱上残疾运动员明显低于普通残疾人，说明残疾运动员比普通残疾人更少地采用消极的应对方式，当遇到压力时，没有经过体育训练的普通残疾人更容易采取一种逃避和放弃尝试的应对方式，可见体育运动对残疾人群在心理调节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们发现从普通残疾人到残疾运动员，在应对方式上有着较大的差距，为我们在今后指导普通残疾人心理调节方面提供了一个较好的方法。即体育锻炼能够有效地改变残疾人群的应对方式，使其更为积极，由此可见体育锻炼在残疾人心理调节方面有着重要意义。

3.2 研究局限

首先，值得讨论的是本研究的研究方法，尽管两个问卷均是信效度较高的问卷，且本次测验的Cronbach系数也较高，但是仍难以排除问卷的一些缺点，比如难以实际了解残疾运动员的个性化压力源，只能从量表上泛泛得知应激源维度，同样应对方式也没有得到残疾运动员的具体方式，只能大概知道其维度。建议后来者可采用内容更加具体的访谈法进行定性研究，或者更加科学的实验研究来对残疾运动员的应激源和应对方式进行描述，以及差异、相关等的检验，如此便能得到更加具体、科学的结果。

其次，接触残疾人群，尤其是残疾运动员较为困难，研究参与者难以寻找。年轻的残疾人群和普通残疾人较为配合研究，而年纪大的残疾运动员抵触情绪较大，不愿参与测试，或者不按真实情况填写问卷，所以部分数据无效。同时在应对方式上某些维度信度较低也可能与残疾人群填答的情况有关，也可能是COPE量表在残疾人群中的适应性问题引起。其抵触情绪原因经了解得知，其一是他们经历过很多次问卷测试，但并没有结果反馈；其二，有些研究人员不顾研究参与者同意与否就将结果公布使用，对研究参与者造成了伤害；其三，他们并不十分信任问卷得出结果的可靠性，认为研究对他们来说无意义，故不重视，随意填写；其四，由于残疾生活多年，受到过正常人群的歧视，所以对正常人来做的研究或者进行的活动较为抵触，不想参与。综上，希望能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教训，需要在这些方面予以注意。

4 结 论

4.1 普通运动员和残疾运动员最突出的应激源均为比赛失利，残疾运动员在日常生活遭遇因素显著高于普通运动员。

4.2 普通运动员、普通残疾人、残疾运动员最常采用的应对方式均为积极解释，残疾运动员比普通残疾人更容易接受现实，普通残疾人比残疾运动员更容易采用否认事实和行为解脱的消极应对方式。

[1]闫挺，毛志雄，连文杰.运动心理学在残疾人体育领域中的应用研究综述[J ].体育学刊，2007，14（4）：119-124.

[2]张力为.体育运动心理学的研究进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3]陈静，温红博.优秀乒乓球运动员压力来源与应对的质性研究[J ].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7（7）：49-55.

[4]谭先明，陈小敏，王春阳.运动员心理应激及其中介因素的研究[J ].中国临床康复，2002，13（6）：1966-1967.

[5]刘惜荣，谭先明.排球运动员负性情绪与应激源及应对策略的相关性研究[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2，22（4）：21-24.

[6]李伟.中国运动领域应对研究的现状与展望[J ].体育科学，2005（2）.

[7]陈传锋，李建设，汪莹和陈伟.不同项目运动员压力源与应对方式的比较研究[J ].中国体育科技，2009，45（1）：46-50.

[8]杨清，李艳翎和李军.运动员应激应对策略探讨[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7，30（11）：161-163.

[9]谭先明.运动员心理应激量表的编制与初步分析[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2000，20（4）：73-77.

[10]韦有华，汤盛钦. COPE量表的初步修订[J ].心理学报，1996，28（4）：380-387.

[11]Anshel M H.Qualitative validation of a m odel for coping a-cute stress in sport[J ].J Sport Behavior，2001，24：223-246.

[12]Kow alsk,K.C., & C rocker, P.R.E.. Developm ent and validation o f the coping function questionnaire for Adolescent in sport [J ].Journal of Sport & Exercise Psychology，2001，23：136-155.

[13] Christine A. Hovanitz (1986). Life event stress and coping style as con tributo rs to psychopathology[J ].C lin Psychology，1986，42：34-61.

G80

A

1674-151X（2011）11-152-03

投稿日期：2011-07-11

汪喆（1987 ～），本科。研究方向：体育教育。

10.3969/j.issn.1674-151x.2011.11.0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