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刊记者 赵宇飞 陈岗 蒙珺

党委、政府要当好民营经济发展的“清道夫”
——访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栗战书

■ 文/本刊记者 赵宇飞 陈岗 蒙珺

实现跨越，民营经济是要扛大梁的

《当代贵州》：3月28日，省委、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暨表彰大会。针对民营经济发展开如此高规格的会议，在我省历史上还是首次。为什么要召开这样一次大会？

栗战书：去年以来，我们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最新指示精神，围绕2005年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实现历史性跨越的总体要求，规划了未来五年贵州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并经过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批准，成为了全省人民共同奋斗的愿景和行动。

围绕实现这一目标任务，省委、省政府经过深入调研，进一步摸实了省情，统一了思想，制定了战略，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总之，我们希望，无论是我们的工作节奏，还是发展的步伐，以及取得的发展实效，都能快一些，大一些，再快一些，再大一些，通过全省上上下下的不懈努力，把贵州经济社会导入科学发展的快车道，让贵州人民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但实现历史性跨越，我们的差距很大，难度很大，任务很艰巨。经济总量实现5年翻一番的目标，民营经济是要扛大梁的，这是贵州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决定的，也是民营经济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地位作用决定的。这就是我们开这次大会的首要目的。

栗战书指出，实现5年经济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民营经济是要扛大梁的，这是贵州经济发展历史进程决定的。图为栗战书在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调研。（本刊记者 李 枫/摄）

也就是说，我们这次大会，一方面是组织、动员和号召民营企业家们大干起来，但更重要的是解决服务缺失问题，是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包括转变思想观念、搬掉“障碍物”、出台政策、强化服务功能、整治投资环境等等，都是为了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扫平道路，给我们的市场主体、给搞民营经济的企业和人士传递信号、传递信心、传递力量，实现微观和宏观相一致，政府和企业相结合，携手并肩，共谋发展。民营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党委、政府都是有重要责任的。党委要为政府改善市场环境、解决存在问题、推动民营经济发展起主导、保障作用，换句话说，党委、政府要一起来创造环境、推动发展。

《当代贵州》：目前我省的民营经济状况似乎不容乐观。

栗战书：是的。2010年贵州非公有制经济占全省经济总量比重为35%，据有关方面推算，全国这一比重已过半。在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国有经济主要集中在关系国计民生、国家经济命脉的非竞争性领域，大量的竞争性领域要由非公有制经济来发挥主导作用。我们常说，要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但这“三力”的增强，主要不是靠垄断，其控制力也并非是量比上的绝对大。非公有制经济仅35%这一数据，并不证明我省国有经济就强大，而恰恰证明我省非公有制经济、民营经济还很弱，说明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还没有完善起来，催生民营经济蓬勃发展的土壤、气候、环境还没有很好形成，民营经济自身先天不足、后天发育不良。

贵州民营经济发展慢，既有民营经济自身的问题，又不单纯是民营经济自身的问题。表象在民营经济身上，实质是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文化思想观念落后的综合反映。归根结底，贵州民营经济发展慢的实质是改革开放不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

《当代贵州》：在会上的讲话中，您还给目前我省民营经济发展状况“画”了一幅政治经济生态画像。

栗战书：这幅民营经济发展的政治经济生态画像可以这样描述：国有经济依然是老大，资源垄断、政企联姻导致自身改革创新不足；行政管理“越位”、“错位”、“缺位”，权利交叉制衡，既得利益盘根错节，行政效能低下；民营经济夹缝中生存，地位不高门槛高，空间不大风险大，创业艰难；传统文化习俗思想观念深深影响着每一个行为主体，官本位思想，“长官”经济，封闭保守，法治不完善，信用不足，对新生事物、新生力量排斥。

政府与民营企业要像交警和驾驶员一样

《当代贵州》：您的描述非常深刻。如何才能做到“交警”管得得法，“驾驶员”行车又遵章守法？

栗战书：在这样的现实情况下，加快贵州民营经济发展，必须要增强改革发展的顶层设计和战略谋划，从整体上对贵州经济改革发展进行系统思考、理性决断：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把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经济改革发展的总方向。按照党的十七大和总结改革开放30年得出的宝贵经验，大力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建设，缩小我们发展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上的差距与鸿沟。

第二，必须坚持统筹协调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思路。从结构系统入手对我们的经济体制机制、行政管理体制机制、社会文化环境进行全面的创新改革，把政策目标与政策工具、短期政策与长期政策紧密衔接配合起来，把宏观战略与产业规划、企业规划、产品规划紧密结合起来。

第三，必须始终坚持以改革开放为民营经济的发展加力、开路。开放是外生动力，改革是内生动力。越是落后的地方，改革的阻力越大；越是阻力大的地方，改革的潜力也越大；越是困难，改革越是要破冰前行，加强调控、下放权力、激发活力。在贵州，在一定意义上讲，开放带来的活力比改革带来的活力要大。要把扩大开放、增强外生动力作为突破口，以开放促改革、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外生动力推动内生动力，释放改革、开放“双活力”。

第四，必须优化干部队伍、提高行政效能。国内外无数经验表明，实现经济增长最有效的途径，是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优质的公共服务助推经济活动，简言之，政府要当好经济发展的“清道夫”和“守夜人”，为经济发展提供环境、服务保障，使资本来投资，使劳动者能就业，最终政府收税、投资者获利、劳动者领工资。没有行政管理水平、行政信用、行政服务方面强烈的改观，干部队伍建设没有突破性成效，跨越就没有可能。

《当代贵州》：我省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对于政府做好“清道夫”和“守夜人”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栗战书：经过前期的调研讨论，我们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全省民营经济发展的意见》，这个《意见》有许多创新和突破，是解放思想的产物，是实事求是的产物，是与时俱进的产物。但这个文件只是一个纲，要贯彻落实，还必须有一系列的系统支撑文件和操作手册。要在短期内对《意见》进行进一步的细化，由相关部门出台具体细则。比如，“除国家法律法规明确禁止的领域外，一律对民营经济开放”，这一条非常重要，但哪些是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领域，很多人是没有研究的。要列出清单，让管理部门、管理人员和民营经济企业、人士都知道，就像交警和驾驶员一样，都知道什么是违规什么不是违规，这样就使管理者不会有很大的自由裁量。

《当代贵州》：您的比喻很形象。准确规范的制度是形成规范的市场的首要条件。

栗战书：对！我们要在市场准入、行政审批方面把国家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领域逐条列出来，让所有想创业的人知道除了这些是不能闯的“红灯”外，其它的我们都能做。又比如，“严禁在国家法律法规规范标准之外提高行业准入、市场准入门槛”，也很需要相应的方便查阅的配套手册把各级政府部门审批的权限明确清楚，好让民营经济的从业者和各级职能部门的公务员都知道政府部门的权限在哪里，哪条线是他们不可逾越的，不要让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觉得他们是万能的，可以随意地扩大行政许可范围。再比如，“全面清理整顿现行与民营经济市场准入有关的规定”也非常重要，可谁来清理？什么时候清理完？要有一个明确的规定。总之，我们的文件编制、贯彻落实完全可以借鉴ISO9000国际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的编写方法，一个纲领性的文件要有一系列的支撑文件和操作手册，形成一个系统性的文件，然后通过对系统性文件的宣讲、执行、纠偏、再执行、再纠偏，最后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件事情，会后请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牵头，继续研究和制定具体方案。

念好“简”“优”“限”三字诀

《当代贵州》：您对抓好落实，做实工作提出了“三字诀”。

栗战书：政策规定出台了，我们要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一件一件地去做，去落实。在省直机关作风建设交流推进大会上，我就提出“简”、“优”、“限”的要求，“简”就是简化事项，“优”就是优化流程，“限”就是限时办理。

《当代贵州》：您是受到怎样的启发，总结出了“三字诀”？

全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暨表彰大会重点解决了为民营经济创造环境，使党委、政府真正当好经济发展的“清道夫”和“守夜人”等一系列问题，给全省民营经济企业和人士传递了信号、信心和力量，在全社会全方位形成了大力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氛围。（本刊记者 傅泊霖/摄）

栗战书：前一段时间，围绕“简、优、限”我做了些调研，听到了一些实际情况，震惊不小，我思考了很久。目前我省一个项目开工前的各项审批工作快则要一年，慢则要两三年才能完成，开工之前的各种审批程序之复杂、管理部门之多、个人好恶左右审批之严重是我们所不能想象的。各种审批和会签部门多达几十家，土地、环保、发改、规划、建设、园林、林业、交通、人防、消防、城管、招投标、财政、监察、审计、纪检、行业主管、施工图审查，甚至防疫、防雷、供水、供电等等，在项目建设中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很多项目业主苦不堪言。对这些审批、登记，都取消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有些审批项目是必需的，但这么繁杂的程序和这么漫长的审批过程，必须加以改革、改进，办法集中起来说，就是“简”、“优”、“限”。这是我们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必须首先做好的一件事情。

《当代贵州》：“简”、“优”、“限”具体有哪些内涵？

栗战书：“简”，就是简化、精简。我从五个方面来说：第一，要完整收集关于我省项目建设的所有政策。不仅仅要通过常规渠道收集，还要通过一定的实际调研收集，这样才能收集到比较全面的相关政策特别是各地、各级、各单位制定的“土政策”。收集后，一一审核，下决心把该砍的统统砍掉。

第二，尽量放权给地方政府和项目业主。给地方政府放权已经开始实施一段时间，总体效果还是好的，但是只给地方政府放权还不够，还应该给项目业主放权，现在我们的很多政策和程序是建立在业主都是想把事情做坏的假设基础上的，所以政府各级部门的政策管得很严，审批权集中，业主的自主性非常小，往往是极少数几个人为广大的业主出主意、定方案，导致审批部门的工作繁忙，效率低下，而业主又事事不能做主，事事要层层上报，要等待各级部门批准，这种做法显然不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要放权给地方、给企业，让业主有更多的自主权和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人家“我的青春我做主”。

《当代贵州》：“我的青春我做主”，您为民营企业打了一针生动的“强心针”。

栗战书：有一部电视剧叫做《我的青春谁做主》，对于我省的民营业主来说，我们就是要让人家“我的青春我做主”。

第三，取消擅自扩大行政许可的所有规定。虽然行政许可法颁布快十年了，但是有些部门擅自扩大行政许可的情况还是依然很严重，因此很有必要对擅自扩大行政许可的规定一一进行排查，并坚决取缔。第四，把地方政府层层加码的各种政策统统去掉。第五，避免同一个事项多个部门重复审查的情况。简化审批程序是加快项目建设的重要途径，我们各级干部对简化审批的重要性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不能随意增加审批程序，增加企业和项目业主的负担。比如最近某市政府发布了一个文件，在建筑外装修之前要业主单位把外墙材料和涂料色卡提交规划部门“审批”后才能施工，本来建筑的外墙材料和颜色已经在规划方案审批的时候审批过了，又要在施工阶段增加一次对材料的审批，况且颜色的选择没有绝对标准，对色卡都要审查，我们政府部门“审批”的随意性也太大了，我们不能让企业在“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的环境中战战兢兢地做事。

《当代贵州》：精简了就要优化，要重组“简”后的政策，形成新的流程。所以您提出了“优”。

栗战书：是的。仅仅“简”是不够的，还必须将“简”后的政策进行优化设计，重新科学的进行混合式流程设计，能并联审批的绝不串联审批，需要串联审批的必须明确谁是谁的前置条件，要坚决杜绝部门之间的审批互为前置条件的现象。

把可以不在开工前审批的改成竣工前、甚至开业前控制。我们现行的很多政策制定都是基于限制投资过热为出发点的，所以很多审批事项都要求在开工前完成，而在更好更快的新形势下，这种所有事项都在开工前审批的方法显然需要改变，把可以不在开工前审批的全部改成竣工前、甚至开业前控制，这样可以为项目建设赢得时间。

凡是能事前提出控制条件的绝不采取事后评审的方法。比如现在的交通影响分析，目的是为了控制项目建设对城市道路交通的影响，如果像规划的“规划条件”一样，事先对项目提出“交通条件”，明确项目可以开口的位置、大小和停车要求等，凡是符合“交通条件”的规划项目，就可以不再进行交通影响分析，这样会缩短很多项目开工前的审批时间。

《当代贵州》：怎么理解这个“限”字？

栗战书：首先要“限权”，设立审批规矩。凡是审批部门的审批事项都必须事先制定审批能否通过的预设条款，凡是符合可以通过的预设条款的项目就必须通过，这样才能避免审批人因自己的好恶和认知水平而影响项目审批速度和审批质量。在现行的实际工作中经常会碰到审批人员今天告诉你要做成圆的，等你按照审批人员的意见改成圆的时候他又告诉你要做成方的，因此要做到“限”就必须先立规矩、定规范，让审批人员和所有业主都知道红灯在哪里，绿灯在哪里，不能给一个黄灯，让你去问交警能过还是不能过。

二要“限时”。限时就必须做到一次性告知，可是现实工作中能享受到“一次性告知”的业主很少，这还需要专门机构去研究如何做到“一次性告知”的问题，要有一些硬性规定确保审批部门不得不一次性告知；比如海关网上申报，网上审批的方式就很值得学习，如果用网上申报、网上审批应该能起到一次性告知和最短时限审批的作用。

三要限制项目审批过程中技术审查的行政垄断。凡是能通过咨询公司去做的工作要放权让咨询公司去做，不能由政府部门下属的事业单位独家垄断，这种垄断小则影响项目的推进速度，大则造成新的腐败土壤。

四要限制地方政府设置行政性进入壁垒的做法。行政性进入壁垒的设置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建设成本增加、落后得到保护，不利于我们开放发展，更不利于更好更快的发展。

五要在各种规范性文件中删除模棱两可的用语。规范性文件中的所有用语必须准确、清晰，对会引起歧义的用语必须增加解释。比如我们在各种申报条件中最常见的一句话叫做还需提供“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什么叫“其他需要提供的有关资料”？不同的人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心情很可能会告诉你不同的结果，这是一个非常不明确的概念，经办人的行政自由裁量就非常大。

让“花花草草”健康成长，实现民营经济三年倍增

《当代贵州》：做到 “简”、“优”、“限”，是不是就可以了？

栗战书：不。以上只是列举了存在于审批环节中的一些问题。对于我省民营经济的发展还存在一些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规章的问题。

在一些调研座谈上，不少民营经济从业者还给我们倒苦水，反映我们整个社会从政府公务员到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处处都存在对民营经济从业人员的歧视；民营经济从业人员从办理结婚证、准生证，到贷款买房、职称申报，都要比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从业人员付出更大的代价；去办银行贷款会被怀疑是“萝卜章”，去办准生证会被怀疑是否躲着生孩子，等等。

2010年我省共有医药生产企业175家，总产值180亿元，但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只有30多家，在当年中国医药企业利润100强排名中，没有一家贵州企业。这一现象已经引起了广泛的思考。图为百灵集团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本刊记者 李 枫／摄 ）

凡此种种，我们还有大量阻碍民营经济发展、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适应市场经济体制、不符合公平公正法治要求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规章，我们民营企业也因此受到许多不公不良待遇、企业发展也因此蒙受损失。对这些问题，全省各级党委、政府及部门，要一件一件、一个环节一个环节的去调整改革解决，真正当好经济发展的“清道夫”和“守夜人”。否则，民营经济就是有浑身解数，也挣不脱这么多束缚和羁绊，加快发展只能是一句空话。我们在全省开展的“三个建设年”、“四帮四促”等活动，就是要求大家在这些具体的问题上、在自己服务行政的领域中动真格的，大胆的去破，大胆的去立，这绝不是几个部门的事情，而是各个部门、各行各业、全社会都要参与其中的问题，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加快民营经济发展、实现跨越建功立业。

总之，我们必须以时不我待之紧迫感使命感，拿出坚定的勇气和行动除旧布新，坚决查处不在状态、不作为、设置障碍、破坏发展的人和事，大力宣传和弘扬创业光荣、平等准入、公平待遇的观念，消除对私营经济和私营经济从业人员的歧视，在全社会全方位形成大力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加快发展的良好机制和氛围，使各级领导增强压力感，推动民营经济飞速发展、成倍增长。我们各级党委政府要为贵州民营企业发展创造一个宽松良好的经营环境，让能长成大树的成大树，能成小草的成小草，即便不能成树、成草的也可以成青苔，无论大树小树、藤蔓青苔、花花草草都能够健康成长，实现民营经济三年倍增的目标。

全省加快民营经济发展暨表彰大会成为一个里程碑，以此为界，对各地各级各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情况和实绩进行考核，以前慢了就慢了，之后再快不了的，就是要抽鞭子、调干部。

要争当企业家，创业不“守业”，不做“侏儒企业”

《当代贵州》：您刚才所说的都是对党委政府的要求，对于我省的民营经济自身和企业家，您觉得他们应该怎么做？

栗战书：在省委常委会讨论研究加快民营经济发展问题时，大家比较集中的都谈到政策上降低门槛、创建公平环境、培育市场主体、改善市场环境等问题，更多的是从优化治理、政府善治的角度出发考虑这一问题的。

除此以外，我在想，还有什么问题影响到我们民营经济的发展。这时候，我省医药行业的发展进入了我的脑海。

我省医药业从上世纪90年代异军突起，可以说都是民营经济的天下，基本不存在煤炭、铝业、磷业发展中私营企业遭遇待遇不公、准入困难的问题。但到2010年全省医药生产企业才175家，总产值只有180亿元，销售收入上亿元的企业30多家，剩下的140多家规模小而散；较大一些的企业都是上世纪成长起来的，近几年里没有新生成有规模成长性好的企业。而与我省医药行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省份的一些医药企业在面临同样发展机遇和困境情况下，迅速扩张实现了跨越， 2010年中国医药企业利润最新100强排名中，没有一家贵州企业。这说明了什么呢？

业内一位老总认为，问题主要出在他们自己身上。这些年来外地医药企业，一是通过资本运作，实施低成本扩张，大量兼并、收购、重组医药企业，丰富了产品种类，扩大了经营领域，做大了产业规模；二是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新产品研发和市场开发，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不断提升；三是大力推进企业体制机制创新，产权制度改革、股份制改造、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建立、境内外资本市场上市等都已完成，一些企业正在通过以战略联盟的形式，谋求与国内外强势企业强强联合，提升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我们的药企止步不前，面对变化了的市场，错失发展良机，缺乏向外扩张的动力，认为现在这样就很好，自我满足；产品竞争低端混战，高端失守，技术创新不足，企业转型不够，依然是地缘式经济、家族式企业、作坊式经营；懂经营、会管理，特别是懂现代企业管理经营、资本运作的人才匮乏。归根结底，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因为缺乏战略企业家、战略投资家，企业管理投资者缺乏战略眼光、战略思维、战略修养、战略创新所致。一句话我们很缺乏企业家，缺乏企业家精神。

《当代贵州》：什么是真正的企业家，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栗战书：我看过德鲁克的《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在德鲁克看来，“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就是有目的、有组织的系统创新，通过创新改变资源的产出，通过改变产品和服务，为客户创造新的价值和满意度。所以，仅仅创办企业是不够的。一个人开了一家餐馆，虽然他冒了一点风险，也不能算是企业家，因为他既没有创造出一种新的满足，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消费需求。但同样在餐饮业，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却是杰出的企业家，因为他让汉堡包这一在西方很普通、很普遍的产品通过连锁的方式进行标准化生产，大大提高了资源的产出，增加了新的消费需求，影响了人们的生活。

同时，德鲁克也告诉我们“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与什么无关：一是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与企业的规模和性质无关。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是私人企业还是公共部门（包括政府部门），无论是高科技企业还是非科技企业都可以有企业家，也可以具备企业家精神。二是企业家或企业家精神与所有权无关。无论是企业所有者，还是职业经理人，还是一个普通职员，都可以成为企业家，并具备企业家精神。三是企业家与人格特性无关，他们不是“专注于冒险”，而是“专注于机遇”。

德鲁克还把创新从企业的层面扩大到非营利机构和政府，指出企业家社会不但是企业家的社会，而且是任何具有创新能力的组织的社会。创新是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自我更新的特殊工具：所有人类思想、理论、机构、制度以及技术的产物都会陈腐、僵化和过时，因此，它们在实现目标或是不能完成目标之后，就应该退出历史舞台。这就好比生物体的新陈代谢，这样生物体才能得以自我更新和进化。

《当代贵州》：对于当下的贵州，您觉得德鲁克的话有什么意义？

栗战书：在我省当前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德鲁克的话语发人深省。

当前，我省经济和社会正处于变化之中，迅速改变的外部环境带来新的挑战，旧有平衡被不断打破带来新的风险，历史发展赋予我们新的使命。面对这些，无论是党委政府、社会组织，还是公司企业、社会公民，我们都应该大力推进创新、树立企业家精神，建设一个企业家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个体、每一个组织都将学习、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视为一种平常、稳定和持续的活动，渴望新事物，渴望新变化，渴望新价值，能够在困境中、突变中、不平衡中，自我制造困境、制造挑战、制造不平衡，以寻求机遇、创新突破，能够源源不断地把创新观念、创新思想、创新理论，转化为创新实践、创新行动、创新成果，最终，公民因此实现了人的全面发展，企业管理者因此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领袖，社会因此得以发展进步。

如果我们仅仅靠为名、为利、为权、为自己这些欲望来激发创业，在达到一定目标后往往会停滞不前，转为“守业”，最终成长为“侏儒企业”；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超越个人需求的伟大目标，你就会获得永不枯竭的创新动力，这种动力会推动你不断去创新、去努力。曾有人问德鲁克：“如果要你用一句话描述一下企业家的特征，你会说什么？”德鲁克答道：“企业家就是那些愿意过不舒服的日子，或者说不愿意过舒服日子的人。”我想，他不会反对我们为他补充一句：“为了一个值得他们那样去做的目标。”

（编辑/喻丹、彭奇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