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 坚

我们探究欧洲古代民族的历史，现在主要还是依据留存下来、为数不多的古代文献，有时也辅之以一些考古发掘材料或其他学科的材料。但仍常常遇到一些对其族源或族属不甚了了的对象，古代作家的有关记述，不是失之过简，语焉不详，就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因而使今人在面对难题时，往往难于把握，倍感困惑。

在意大利半岛古代历史的漫长行程中名噪一时并曾给予罗马以强烈影响的伊特拉斯坎人（Etruscans），族源究竟是什么，至今仍有争议，迄无定论。一是东来说，如希罗多德所说，为小亚细亚迁来意大利的吕底亚人（Lydians）的后裔，或是东地中海古老的佩拉斯吉人（Pelasgi）的分支；一是意大利土著说，即自古即在半岛上定居者；再有如李维所主张的北来说，认为他们是越过阿尔卑斯山而来的北方蛮族，等等。当然，由于时间过于邈远，要真正厘清特定族体的族源，绝非易事。除伊特拉斯坎人以外，不少古代欧洲民族具体的来源，其实都还漫漶不清，令人费解，像大不列颠岛北部的皮克特人（Pict）、地中海北岸一带的利古里亚人（Ligurians）、作为西班牙土著的伊比利亚人（Iberians）等,就其说不一。

那么，判定一个民族的族属关系是不是就好办些呢？恐怕也不见得，要分具体的对象和情况。有时族属背景就相当复杂，能够确定一个族体的族属，固然最好——像赫尔维蒂人（Helvetii）肯定为凯尔特人（Celts），英高尼人（Ingauni）属利古里亚人,汪达尔人（Vandal）属日耳曼人（Germans）等——而一时难以得出明确结论来的，就只能存疑，无须勉强。有时不作硬性定论，留有余地，或采取几说并存，均予尊重，反而是一种较为客观、主动的态度。

在欧洲民族史的研究中，我们就多次遇到过这样的复杂对象，歧异莫辨，一时难于断定。巴尔干半岛及其附近同伊利里亚人（Illyrians）相关的几个族系中，就存在类似的问题。一种是甩离民族主体（或因主动向外迁徙，或因外族迁入，渐渐隔断了与民族其他部分成员间的联系）的分支；一种是居住在远离民族主体中心、与邻族接壤的边缘地带的混融型分支。用恩格斯的话来说，他们大概都可以被称作为民族“机体的某些末梢部分”。前者如意大利半岛东南端靴跟部的阿普利亚族群[包括梅萨皮人（Messapii）、雅皮吉人（Iapyges）、道尼人（Daunii）等]，半岛中东部居处亚平宁山脉与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带的皮切尼人（Piceni），半岛东北部阿尔卑斯山南麓的威尼蒂人（Veneti），或许还包括阿尔卑斯山区的雷蒂人（Raetians）、卡尔尼人（Carni）、塔乌里斯契人(Taurisci)。属后者的有潘诺尼亚人（Pannonians）、培奥尼亚人（Paeonians）、马其顿人（Macedonians），埃皮鲁斯地区的居民，似乎也可归入这一类。

他们要么置身于异族和异质文化的包围中，要么同异族比邻而居，长期以来双方互有往来，彼此影响，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或存通婚关系，或在语言、风俗习惯方面有所交流。族体间的这一相互接触、相互濡染，往往会导致不同程度的相互混化、相互融合，于是也就有可能去部分地接受和吸收异族或异质文化的成份，久而久之，慢慢变得与民族主体有所离异了。这就像我们今天所见迁居美国多年的亚裔及其后代，远居海外，自会在语言、生活习俗、价值观念等方面接受驻在国的强烈濡染，而同亚洲母邦产生距离一样。

而相邻地带的人群和语言文化的影响，则有一种就近汲取的“边际效应”。人们画水彩画时不难会发现，当两种原色相遇的时候，在水份较多的情况下，经常出现相互渗透和混融的现象。蓝色和红色相遇，纸上就会混成紫汪汪一片，蓝色和黄色混合，则又变成绿色。紫色里分别包含了蓝、红两种成份，紫色是蓝色、红色两种原色混合而成的。不妨说，种族、民族背景相异的人长期交往和混化，也会发生类似的现象。混合而成的族体，本身的成份自然不可能是完全单纯的，常常既有甲，又有乙，有时同民族主体有联系，包含着民族主体的成份，但又不完全相同，因为多少已经吸纳了周邻的异质成份在内，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亦此亦彼，面目已非了。当然，这种同原族体相比而出现的差异之程度，一般则取决参与混合的各种成份的数量比例关系。恰如人类学家所谓的要受“隔绝程度、种族混血、杂交群团的构成，以及参与杂交的群团成份的数量关系”等一系列因素的制约。就如同紫色一样，或呈偏红一点，或则偏蓝一点，关键在于哪种原色成份多些。在人种方面也是如此，最典型的像美洲的混血人，肤色等体貌特征偏深偏浅、近此近彼，同参与混合的不同人种的成份比例有关。如当代美国黑人，完全保持非洲祖先原初体貌特征的已经不多，毕竟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当时的黑奴及其后裔已经融入了相当比例的其他成份。

上述巴尔干古代族体的族属背景，仍须具体分析、说明一下。处于意大利半岛南北两端的阿普利亚族群和威尼蒂人、卡尔尼人及皮切尼人，一般被认为是原居巴尔干半岛的伊利里亚人迁入意大利后形成的分支，背景倒也相对单一，伊利里亚人而已。不过天长日久之后，与意大利各族群难免会有所互动并受其影响。譬如皮切尼人南部地区的考古材料似乎表明，他们同比邻而居的意大利翁布里－萨贝利（Umbro-Sabelli）系统的族群存有某些近亲关系。这就是说，伊利里亚族系的皮切尼人在定居意大利后，与毗邻的翁布里－萨贝利人开始有所接触，可能已经有了一定的混合。

雷蒂人则较复杂，有人单纯视之为威尼蒂人中“未开化的和野蛮的一支”，也有人则把雷蒂人看作一支为躲避凯尔特人的侵袭而北上移居阿尔卑斯山区的伊特拉斯坎人。还有人则注意到他们与阿尔卑斯山区凯尔特居民错落杂居的环境，及其文化中存在的凯尔特因素，认为他们是“处于强有力的凯尔特影响之下的伊利里亚人”。当代学者多倾向于认为，他们可能“部分地为伊利里亚人，部分地为凯尔特人”，或直接表述为“伊利里亚人和凯尔特人的混合血统”。雷蒂人的语言过去被视为处于凯尔特语和伊利里亚语中间的地位，但如今又有学者注意到了它当中包含的某些非印欧语因素。这是否正意味着，雷蒂人的祖先至少部分地可能同印欧人大入侵前的非印欧土著居民有关?后来印欧人侵入欧洲大陆，他们才又吸纳了凯尔特、伊利里亚的部分人员或语言因素。再后来，又接受了伊特拉斯坎语和罗马化带来的拉丁语影响。如此层层叠加，在与不同移民进一步融合的基础上，形成了残留在今意大利、瑞士边境一带的少数民族罗曼什人（Romansch）、弗留利人（Friulians）和拉定人（Ladins），古代雷蒂人的语言，则演化成了上述民族至今尚在使用的列托－罗曼语。

值得注意的是，阿尔卑斯山区的崎岖地貌导致的交通不便，在很大程度上则起了保护这些小民族、小语言的作用。同样居于阿尔卑斯山区的卡尔尼人、塔乌里斯契人的族属，亦被学界作了相似的复杂解读，他们或被认为属伊利里亚族系，或被看成凯尔特人，如法国著名的凯尔特历史学家亨利·于贝尔之所见。 甚至还有人认为卡尔尼人在渊源上颇近雷蒂人，大概也与非印欧语古老族群相涉。塔乌里斯契人则很有可能是一支原本从高卢母体被甩离出来的随同东迁的凯尔特人，进入阿尔卑斯东部山区（当今奥地利、斯洛文尼亚）驻留后，或又同本地的伊利里亚土著有所混化而形成的。这类伊利里亚-凯尔特混合型部落（Illyrico-Celtic tribes）在距此不远的多瑙河中游一带还可见到，例如今匈牙利境内的厄拉维斯奇人（Eravisci）等。

如果说阿尔卑斯山区、意大利半岛上述族群的族属够五光十色、令人目炫的话，那么巴尔干的一些代表性对象也同样值得关注，潘诺尼亚人、培奥尼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埃皮鲁斯地区的居民，也都不失其若干成份融汇后形成的多色调、复合型特点。其形成的原因倒未必是出现了甩离民族主体的情况，而更多的外来影响则主要源自于同相邻族群的交往。一般认为，潘诺尼亚人大概属于受到外界迁入的凯尔特人血统和文化影响的，或“部分凯尔特化”的伊利里亚人分支。

这种复合型族群的内部诸种成份的融合，也有不同情况。有的是以人数居多的这一方，适当吸收了另一方的某些成份，以自己为主，同化了别人；有的则是己方数量少，结果被别人同化了；还有的情况是融合双方人数不相上下，混合后重组为新的族体。从理论上说，这些差异应该可以大致决定互融后产生的族体的性质或族属。然而在实践中，特别在两个或两个以上族体居住的相邻地带，却往往颇难具体区分，这是因为由不同成份混合起来了，亦此亦彼。不同的学者常常抓住其中某一方面下断言，以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罗马人所谓的潘诺尼亚人，希腊人则常称之为培奥尼亚人，但其居域范围似更偏南些。罗马人把潘诺尼亚人视为伊利里亚人的一部分，而一些现代学者却认为培奥尼亚人的背景可能同色雷斯人有关。那么，它究竟属于伊利里亚人，还是色雷斯人？我看更大的可能性是两者的因素皆有，可能是两者的混合，产生于两者间的一个过渡类型、中间类型，如同红、蓝两色间混融出来的紫色，靠近哪一边，则受哪一边的影响就大些。但确切判定哪方面的比重更大，偏红还是偏蓝，因距今年代过于辽远，资料阙如，恐怕一时还不易断定。中国人都熟知回族，回族究竟该如何定位？我们一般知道，回族是从元代的色目人发展而来的，也就是同蒙古人结盟的一些西域伊斯兰教民族（包括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各族）的成员，后同驻地的汉族长期融合以后形成的。有人说他们是汉族的后裔，回族自然不赞同。但若称其全为西域穆斯林的后裔，恐怕也不确切，因为其中又融入了汉族的成份。所以，片面强调其中某一方面、忽略甚至抹煞其他方面，都是不准确的，只能说它是一个混合型的新族体。

古代马其顿人的情况也十分复杂，族属同样并不单纯，即使在古典作家中也莫衷一是。当代学者已大体肯定马其顿人统治阶层或民族主干大约属于希腊系统的多利安人（Dorians），同时也不能不注意到其下层居民中还广泛存在着伊利里亚人和色雷斯人的成份。这就是说，马其顿人基本上也是一个混合型族群。这恐怕与他们在巴尔干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关，恰巧位于希腊、色雷斯、伊利里亚三大族群分布范围的邻接处。埃皮鲁斯人的状况类似，阿尔巴尼亚学界主张埃皮鲁斯人属伊利里亚人系统，而实际情况则更像马其顿人，也是混融性的。英国著名古希腊史专家哈蒙德就指出，埃皮鲁斯人可能就是希腊多利安人和伊利里亚人的血统。埃皮鲁斯地区所处的地理位置，也恰在伊利里亚和希腊两大巴尔干族群的相邻地带。

在欧洲，这样的例证并非个别。处在今法国、意大利、瑞士交界处的一些古代族体，族属身份也常常显得比较模糊。阿尔卑斯山区的部分利古里亚人由于同邻近的高卢凯尔特人交往频密，融通日深，常常处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一些现在作为利古里亚人群体的分支或部落，又常被人视作凯尔特人，譬如，萨鲁维伊人（Salluvii）、奥克西比人（Oxybii）、德西亚特人（Deciates）、拉埃维人（Laevi）、勒庞蒂人（Lepontii）、利比西人（Libici）等，就是这样。他们要么被看成凯尔特人，要么被称为利古里亚人。这种状况无非表明，他们的族属背景可能并不单一，而那一地区确实活跃着部分兼具利古里亚人和凯尔特人色彩的人群，甚至难以辨清其本来面目并准确定位或归类，所以学界便索性直接冠以凯尔特-利古里亚人（Celto-Ligurians）、凯尔特-利古里亚部落（Celto-Ligurian tribes）或凯尔特-利古里亚文化之类的名号，而不强求明晰化。

与此相似的情况在上古西班牙也有。土著伊比利亚人和稍晚迁入的凯尔特人逐渐发生交融，出现了一个被称作凯尔特伊比利亚人 (Celtiberians)的混合型族群。 该称谓早在古代即已问世，最早似乎由希腊历史学家提麦奥斯引入历史，在古典作家中通用。一方面有人把他们看成是伊比利亚半岛上不同程度地混有伊比利亚人成份的凯尔特人；但另一方面也有人将其视作定居在凯尔特人土地上的伊比利亚人。年深日久，其间的性质差异已经很难分清，进入西班牙的凯尔特人终究与原先的伊比利亚人发生了深切的融合，虽则这一融合的具体细节和相融程度，人们已经无从明了，但融为一体的事实则是可以肯定的。当此境况，在这个罗马人已经熟知的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群体里，非要分清哪些族体原属伊比利亚人，哪些原属凯尔特人，似乎已经没有太多的必要。

民族与民族之间，语言与语言之间，文化与文化之间，尤其在它们彼此邻近、互有交错的中间或过渡地带出现亦此亦彼的现象，其实并不是罕见的。如我国甘肃南部的临夏和夏河的拉卜楞寺一带，就是明显的民族及宗教文化混杂地区。在这里，以土门关为界，形成以以藏族为主体的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以回族为主体的临夏回族自治州南北相对的局面。两地在唐代时分别归属吐蕃和中原的陇右道统辖。两地不仅自然地理环境相异，人文环境也判然有别。北面主要居住着回族，多见伊斯兰教的清真寺，南面则多藏族，不时可见到藏传佛教喇嘛寺的经幡飘动。然而，有趣的是，在两地相邻的土门关附近，却有一些村庄里喇嘛寺和清真寺并存，显然这里是回、藏混居地区。这就是说，在这两个民族宗教文化传统极其深厚、自我凝聚力极强，或排他性比较显著的族体之间，也并不是完全截然分开的，也还存在一个彼此交错、渗透，双方文化并存的共同空间，存在一个中间地带、过渡地带。这是我们所见的现状，有交往、有并存，如果假以时日，是不是会导致彼此间的互融呢？这种现实中可以见到的活生生例证，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历史上的、外国的类似族际交往关系。

为什么脱离民族主体的或居于毗邻地带的族体往往身份、族属不太显明，使人困惑？因为他们不是远离民族母体，同本身固有的文化源泉隔离过远，久而不得滋养，就是近水楼台，同外族、邻族靠得过近，就近接触，易于感受其影响。曾以英裔移民为主构成的美国国民来到新大陆后，受所居地异质文化的影响，在身份认同、文化心理方面已同英国本土居民渐行渐远，美国文化因而变得更具多元性，即使是使用的英语，在语音、语词方面也已出现变化，成为了美式英语。甩离民族－文化主体的人群，同本族分道扬镳之后，倒是有可能形成新的族体。我们看到的历史上的族体，有的已经完成了演变，有的可能还正处于演变的过程中，情况是复杂、多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受邻族或邻近文化的影响。譬如当今中国的黑龙江边境同俄罗斯、新疆同中亚各国、云南同缅甸的文化习俗影响，有些竟至超过同内地其他省份的关系。回到古代，凯撒在《高卢战记》开首就提到高卢全境分三部分，那里凯尔特人各支的状态各有不同。他指出，高卢北方比利其部的人们日耳曼色彩浓重，学界不是将其视作凯尔特人，就是列入日耳曼族系之列，像特雷维里人（Treveri）、帕埃曼尼人（Paemani）、康德鲁西人（Condrusi），厄布隆内斯人（Eburones）等，其中有的部落甚至还干脆自称日耳曼人；而西南部阿奎丹尼地区的部落，却又深受比利牛斯山脉南边伊比利亚人的影响；只有中间的高卢人才是纯粹或正统的凯尔特人。这一说法恰恰表明，高卢凯尔特人各部在民族、文化上其实无不受到邻居的影响，出现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效应。

不难发现，语言方面也有类似状况，以汉语方言为例。我们知道，河北省方言中，靠近北京的保定、廊坊一带，方言近似京语；而东南部邻近山东的沧州、衡水一带，则与山东话相似；西北部张家口一带的方言，似乎又接近邻省的山西话。南方浙江的方言也是如此，譬如，浙北方言类似苏南话、上海话；而浙南温州一带的方言外人不易听懂，自成体系，因不少方面已受到邻省闽语的影响。而安徽淮北地区、江苏北部徐州一带方言，则与邻近的河南豫东方言、山东西南部方言相当接近，几属同一方言片。湖北大部分地区的方言皆属北方话方言区，但边际效应仍颇明显。其中的江淮官话区，主要分布在邻近安徽的鄂东地域；而与江西毗邻的鄂南一带，则属赣方言区 ；鄂西北的方言则又同相邻的河南、陕西两省近似。语言如此，民族、文化的分布和互渗关系，亦然。

前述阿尔卑斯山区的雷蒂人可能是伊利里亚人和凯尔特人的混合型族体，但其语言可能原属古老的非印欧语，晚期又受伊特拉斯坎语的影响。如何来理解这种色彩斑斓、层层叠叠的外部影响？

我们知道，最早居住在欧洲大陆的居民是操非印欧语的，大约公元前2000纪初以后，说印欧语的人群才陆续移居欧洲大陆，并最终确立了自己作为今日欧洲主流民族和文化的地位。而那些非印欧语居民及其语言文化，或许就是形成日后欧洲基础的最底下、最原始的居民层和文化层，有点类似油画布上最先涂抹上的那层底色。雷蒂人语言（包括很多学者注意到的利古里亚人语言）中的这部分因素，应该就是这层底色的留痕。愈是地势崎岖不平或受山林河湖阻隔的地方，由于不易遭受外界因素的干扰，民族、语言文化的原生态痕迹就愈是容易保存下来，所以阿尔卑斯山应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地区。从生活在这里的雷蒂人、利古里亚人的语言里找寻到一些远古非印欧语的残迹，也就不足为奇了。此外，像高加索山区，还有中国云南的那些山区，民族、语言、文化关系之繁杂、传统保留之丰富，也都与此有关。

最近看到一个材料，说江苏南京附近有个古城高淳县，有2000多年历史，却是一个保持着方言古韵的活化石。地理上虽离南京不远，过去却因交通不便，纵向联系很少，几乎没有受到南京这六朝故都文化的影响，所以时至今日，仍然保留了浓重的古吴语的特点，甚至同苏南、浙北的现代吴语在语音、词汇和语法上都存在明显的差别。这种古吴语，我们是否可以看作上述那种原生态的、底色的文化层呢？就是说，在历史的长河中，虽经时代洪流的一再冲刷，晚近的文化层一次次的侵入、覆盖、层层叠压，却始终未能将其完全侵蚀和混化，而是奇迹般地残留了下来，像地下矿脉的露头一样，偶露峥嵘。

一切现代民族都是在古代民族的基础上，经过一次次分解，不断的融汇和重组而形成的，借用史学前辈顾颉刚先生的说法，民族，也可以说是“层累地造成的”。层累叠加、融汇而成的民族，每一个层次可说都有过独特的影响，只是有的厚重，有的轻薄，或影响大些，影响小些，还有的则完全被其它层次磨蚀、吸附，变得不易辨清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曾经存在过。埋藏在最底层的，应该就是最原始、最基础的那个民族－文化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