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高军 实习记者 刘祖涵

本刊记者 高军/摄

随着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推进，业内外人士对医改的思考也更加深入。今年是医改攻坚年，对医改的讨论更是热烈。针对这一热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同仁医院副院长徐亮在今年两会期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徐委员表示，政府应该出政策，在政策的指导下，医改才能有效进行。他说：“只有政府制定出政策后，我们才能在政策的指导和激励下做试点、做示范，如果政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起不到激励作用，基层工作就很难开展。”

在谈及公立医院的改革问题时，徐委员表示，公立医院的改革应该采取两手抓的政策。他说：“公立医院的改革包括两方面，一是管理机制，二是服务价格体系。这正是公立医院改革的政策瓶颈所在。优化管理机制才能使医疗资源的利用最大化，完善服务价格体系才能提高医疗服务效率。”

关于医疗体系的管理机制，徐委员认为，看病难的原因在于看病乱。医疗体系的管理应该实行规范化的分级制。他说：“国外的医疗体系是分层的，而我们国家的医疗体系却是呈碎片化的，无论大病小病全到大医院就诊。国外为了降低成本都实行首诊制，即由社区来把门，有需要的、一定指征的患者到大医院就诊，而不是大病小病全找大医院。”他举例说：“由于同仁医院是卫生部批准的电子病历和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单位，服务效率进一步得到提高之后，门诊量激增，过去不到一千人，现在只是眼科的门诊量就已达到两千多人，这是各个医院都面临的问题。因此，如果没有分级医疗，患者治疗得不到严格管理，就不可能满足需求。”

他说：“按照病症特点来分类，疾病分为常见病占80%，疑难病占10%，需特殊处理的疾病占10%。”徐委员通过分析患者就诊的现状形象地说明了实行分级医疗制度的必要性。“如果普通门诊是大门框，专科门诊、专家门诊都是小门框，如果三个门框平行摆着，80%的患者全都会到小门框那儿就诊，全找专家看病。但如果实行分级医疗，第一道门设为普通门诊，然后通过分诊把疑难的、特殊处理的分到不同的诊室，这样就比较顺畅。”

他认为，分级医疗有利于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他指出，据2010 年卫生局的统计，全北京市医院门诊量达到了1.4亿人次，但社区门诊量只占21%左右，那也就是说大医院看的病占70%，所以大医院必然应接不暇，而基层医院有的反而是空的。但近年各地区对基层医疗的投入并不少，都是实行保基层的措施。

针对医疗投入的问题，徐委员提出医改应该重视这一问题。他说：“从整体来说，这几年医疗的投入比例是逐年升高的，但这个比例和国际上相比，还是相对较低的。这几年我国的医务人员已经激发了潜能，大医院要求门诊开放时间从5 天改成7 天，社区医院上班时间从8 个小时改成24 个小时。在这种超负荷工作的情况下，我们最后的医疗消耗也只占GDP 的5.2%，在国际上算是低的，算是给国家省钱的。所以我觉得下一步改革应该重视医疗投入这一关键因素，我们大医院只有在好的政策激励下，才能更大程度地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就政策的实施问题，徐委员认为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存在局限性，应该向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努力。他说，2006 年我们做过一个项目，叫区域协同医疗，也就是大医院对社区医院进行辐射，这个形式很好，当时也很受欢迎。这种方式可以把我们的专科技术辐射到基层，让农民都能看上眼病，得到专家治疗。但是，这个项目不可持续，因为政府拨的经费用完了，这个项目也就结束了。

徐委员认为区域协同医疗是值得提倡并推广的，有利于提高整个医疗服务的效率和服务质量。他说：“我们应该实行多元化办医的思路，就是各级医疗机构通过各种途径都要把基层做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基层的投入不是设备、经费的投入，而是要动用各级医疗机构都对它进行服务，使之成为一个综合性的建设，我认为区域协同医疗是将来一个很重要的服务途径。”

对于改革服务价格体系的问题，徐委员认为，政府应该建立补偿机制，否则，医改的前景就会令人担忧。他说：“如果不把补偿机制建起来，改革的可行性就不强。我们把以前生存的根给砍了，新的东西又没有进来，改革怎么能继续下去呢。”他认为，政府应该提高医务人员应收的直接费用，这样才可能减少甚至杜绝“间接费用事件”的发生。他说：“香港医务人员的应收直接费用占80%，国际上一般的医院医务人员的应收直接费用占50%，而我们国家医务人员的应收直接费用普遍低于20%，但我国的药品消耗费用占50%以上。这折射出了老百姓觉得看病贵、医院医务人员觉得收入低的问题。”

徐委员认为，医疗事业属于服务行业，医务人员的收入也应该按照服务行业的标准来制定。他说：“医疗是种服务，国外已经按照服务项目收费的标准实施医疗收费。但我们的定价体系不是按照服务来定的，不是按人的服务质量来体现的，而是按设备、按药来体现的，所以造成了整个医疗行业靠设备、靠药来增加收入。我国的输液量已超过国际上的几倍。这是我国现有的价格体系所导致的，这是中国的特色，如果改变不了这种现状，很多事情就很难开展。所以政策引导和行业价格体系对医疗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