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贤

1982年11月10日，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执政18年后猝然去世。邓小平决定派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作为中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其葬礼。在中苏间人员往来断绝了十七八年的情况下，这个“大举动”在国际上立即引起了广泛关注，被称为“邓小平对苏共新领导发动的一场‘葬礼外交”。

由于当时的北京——莫斯科航班很少，往返不好相衔接，国务院一位主要领导人便提出派一架专机送我国特使赴莫斯科参加葬礼。这一意见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同意。不过，黄华特使觉得，14日有班机去莫斯科，能赶上吊唁活动，便决定不坐专机去，给国家省点外汇。黄华特使乘坐的班机起飞后不久，小平同志提出，让黄华特使在首都机场发表个书面谈话，以便把几句要紧的话，说给苏共新领导听一听。但身边的人告诉他，黄华特使这次是坐班机去莫斯科的，飞机已经起飞了。于是，老人家便请当时正好在身边的胡乔木同志拟稿，按照小平同志口授的内容，很快就草拟出黄华特使这篇书面谈话(以下简称“谈话”)。

我国驻苏联大使馆很快就收到了国内发来的“谈话”，打印出来也就一页A4纸的篇幅。我当时在使馆任二等秘书，被指定担任黄华特使的联络员。我细细地品读“谈话”好几遍，感到文章虽短，但暗藏深意，话里有话。

“谈话”有三个妙笔。一个是称勃列日涅夫为“苏联卓越的国务活动家”，说他的逝世“是苏联国家和人民的重大损失”；他逝世前不久，“曾在多次讲话中表示将致力于改善中苏关系”，中方对这些讲话表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