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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探讨①

2011-10-09李艳华葛丹丹

山东社会科学 2011年2期
关键词:交易成本外包生产性

李艳华 葛丹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探讨①

李艳华 葛丹丹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本文运用中国制造业 1996-2007年的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引用交易成本、生产制造成本和技术创新为中介变量,探讨了服务外包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内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一、服务外包有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推动作用比较小;二、服务外包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生产制造成本的中介效应却是负的,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较小或者不显著。

服务外包;制造业生产率;制造成本;交易成本;技术创新

一、引言

郎咸平曾经讲过一个传统的服装行业在现代服务业的支撑下提高国际竞争力的故事: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28%的服装属于尖端服装,一件新款服饰晚一天销售要贬值 7%,早 10天卖可以节省 7%的成本,同时还可以增加 13%的利润。由此可以看出为减少服装上市的前导 (从设计到销售)时间,用最快的速度将流行的成衣推向市场,已成为服装生产商的占优策略,这需要大量服装设计和现代物流业的专业协作。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顾客个性化需求不断增加,企业面对的是一个变化迅速且无法预测的买方市场。传统企业出于管理和控制上的需要,对为其提供原材料采购、人力资源管理、产品分销等服务的其他企业采取的投资自建、投资控股或兼并等纵向一体化战略已无法快速敏捷地响应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企业倾向于收缩活动范围,将生产性服务业外部化,实行服务外包,这样制造业就能从自身不擅长的业务中解脱出来,把主要力量集中在企业优势项目的生产制造上,旨在提高其生产效率。

当前我国制造业也紧跟了世界服务外包的步伐,但是发展也只能循序渐进,我国服务外包业依然存在规模较小、质量较差、发展滞后等问题。本文通过实证分析,试图回答两个主要问题:一、我国制造业企业的服务外包是否能够促进其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以及这种促进作用有多大;二、服务外包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内部机制是什么,即通过引入制造成本、交易成本和技术创新三个中介变量研究服务外包如何通过中介效应来影响制造业的生产率,以期发现我国服务外包发展的症结之处,为我国制造业服务外包发展寻找合适的着力点,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二、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制造企业将原本自建自控的服务部门外包出去会给企业的生产率带来怎样的影响?国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大部分实证研究表明服务外包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Thijs ten Raa与 Edward N.Wolf通过数据分析对 1977-1987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恢复增长的原因进行了探讨,实证表明制造企业将其相对无效率的服务环节外包出去,专注于提高自身核心竞争力,将会带来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①Thijs ten Raa,EdwardN.Wolf.Outsourcingof Services and The ProductivityRecovery inU.S.Manufactuing in the 1980s and 1990s[J].Jour2 nal of ProductivityAnalysis,2001,16:149-165.我国学者对制造业服务外包生产率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徐毅、张二震使用投入产出表的数据,以我国 35个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检验了外包对全员劳动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把原本自制的但属于其他产业的中间投入品外包出去,将会提高企业的劳动生产率。①徐毅、张二震:《外包与生产率:基于工业行业数据的经验研究》,《经济研究》2008年第 1期。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Ⅰ:服务外包可以提高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

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机制或者影响途径的量化是进一步研究的方向。②唐玲、刘海云:《外包生产率效应的研究评述》,《国际经贸探索》2009年第 11期。在上述假设的基础上,我们希望能够深入内部的影响机制来作进一步探讨。

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认为劳动分工能够提高劳动者的熟练程度,节省工作转移时间,降低劳动的复杂性,继而提高生产效率。由于专业服务机构经验丰富,并且存在外部竞争压力,所以收费较低;制造企业将一些原来属于企业内部的职能部门转移出去,或者取消使用原来由企业内部所提供的服务,转向使用企业外部这些更加专业化的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不仅节省了费用,更重要的是制造企业也能将有限资源集中于其优势环节的生产上,优化资源配置,终将带来企业生产制造成本的降低,提高生产率。

基于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Ⅱ:服务外包的出现,使得社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程度加深,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制造成本,提高其生产率。

与生产制造环节相比,服务具有产出的无形性、生产消费的同步性、生产结果的非储蓄性等特征,并且提供服务的人力资本具有主观能动性,其努力程度难以把握,产出结果难以衡量。对这种服务形式的需求如果通过市场合约形式来解决,必然带来由于监督成本的高昂所引起的交易成本的大幅上涨;但若采用企业合约形式,由于激励不足或是对高水平人才的培养成本较高等原因,也会使组织成本高昂。而服务外包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和劳务活动企业合约的统一,兼取两种合约的优势。③江小娟等:《服务全球化与服务外包:现状、趋势及理论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第 121页。根据W illiamson的观点,外包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本源就在于外包这种企业活动的重复性、长期性和合作性。④W illiamson,O.E.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J].Journal ofLaw and Economics,1975,(22):230-256.

基于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Ⅲ:服务外包使得外包提供商和制造企业形成相对稳定的“客户 -供应商”关系,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由交易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交易成本的上升,以此也会对制造业生产率产生影响。

波特的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就是将资源配置于能创造较高价值的战略环节。面对市场和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制造业企业通过生产性服务业外包的方式分散风险,降低服务成本的投入,增强企业的灵活性,并努力地进行技术创新,促进技术的专业化和精细化,从而提高技术创新的效率,增加了创造较高价值的途径。Alan MacPherson通过对纽约 400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发现,制造业企业能否不断将新产品成功推向市场,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该企业对非核心服务的外包程度。⑤A lan M.The role ofproducer service out sourcing i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New York state manufacturing firms[J].Annalsof theAssoci2 ation ofAmerican Geographers,1997,87(1):52-71.

基于以上理论,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Ⅳ:制造业的服务外包有利于行业技术创新,最终能够提高制造业的生产率。

以上假设Ⅰ是针对服务外包生产率效应而提出的假定,假设Ⅱ、Ⅲ、Ⅳ是对影响机理的探讨所进行的假定。在以下实证部分,我们采用温忠麟等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⑥温忠麟、张雷等:《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2004年第 5期。,不仅检验服务外包对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同时在此基础上对这种影响的内部机制进行探讨。

三、研究方法和数据的选取

(一 )研究方法

中介变量是自变量对因变量发生影响的中介,它主要代表一种内部机制,通过这种内部机制自变量对因变量起作用。例如在考虑自变量 X对因变量 Y的影响时,如果 X通过变量M来影响 Y,则称M为中介变量。假设所有变量都已经中心化 (即均值为零),当M是唯一的中介变量时,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用下列方程和路径图来描述。

说明:c是 X对 Y的总效应,并且影响显著;c′是直接效应;ab是经过中介变量M的间接效应,也是中介效应;e1、e2、e3是误差项。

根据下图所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采用强迫进入法分三步回归分析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大小:第一步,X对 Y回归,检验影响是否显著;第二步,在影响显著的情况下,以M为因变量、X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第三步,以 Y为因变量、X和M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如果在第二步 X前面的回归系数和第三步中M的回归系数都显著,那么中介效应显著,特别当第三步中 X前面的系数不再显著,则完全中介效应显著;如果至少其中一个系数不显著,还需要进一步做 Sobel①这 是 Sobel根据一阶 Taylor展式得到的近似公式,分别是 a和 b的估计值,Sa、Sb分别是 a和 b估值对应的标准误,检验原假设 H0∶ab=0,即检验统计量 z=a^b^/Sab与 0.0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相比。检验确认M是否是 X与 Y关系的中介变量。分析表明,通过该程序得出的检验结果,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的概率都比较小。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

(二 )数据的选取

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我国制造业服务外包发展较晚,本文选用 1996-2007年的数据为分析对象,结合上述研究方法,将数据选取说明如下:

1.因变量 Y

为了能够客观度量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水平,本文选取制造业 28个细分行业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两位数分类法,分类号从 13到 41的细分行业)②包 括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饮料制造业,烟草制品业,纺织业,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皮革、毛皮、羽毛 (绒)及其制品业,木材加工及木、竹、藤、棕、草制品业,家具制造业,造纸及纸制品业,印刷业和记录媒体的复制,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橡胶制品业,塑料制品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作为分析对象,由于统计口径中缺乏对全行业经济指标的记载,本文将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制造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行业增加值 /职工人数)作为因变量,数据由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整理获得。

2.自变量 X

由于难于全面获取历年行业服务外包的数据,考虑到从组织形式上看,服务外包是生产性服务业形成与发展的主要模式③原毅军、刘浩:《制造业的服务外包与技术创新效率的提升》,《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7年第 12期。,本文就是以这种模式为研究对象,分析外包后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的生产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对生产性服务业的界定没有达成一致,根据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四个行业代表生产性服务业。这四个行业的增加值及其总和分别代表四个生产性服务部门和整个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需要说明的是,生产性服务业的服务对象不仅仅是制造业部门,也包括其他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和个人,同时此处生产性服务的外延的设定本身也将一些消费性服务纳入进来。因此,以这些指标作为自变量构建的模型,对分析结果难免会造成偏差,但是由于本文分析的是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影响,相信这种偏差不会影响分析的导向性。

3.中介变量M

针对上述假设Ⅱ、Ⅲ、Ⅳ,本文将交易成本、制造成本和技术创新作为模型的中介变量。

交易成本和制造成本的度量是本文数据选取的难点,虽然作者努力尽可能准确地去刻画它们,但由于受到目前行业统计数据的局限,只能选取并不严格等同于它们的替代变量来分析。主营业务成本是指企业已销售的产成品、自制半成品和工业性劳务等的生产成本。营业费用是用来核算工业企业在产品销售阶段所发生的各种费用,包括运输费、包装费、广告费、保险费等。因此,本文选择制造业单位产品增加值所带来的主营业务成本增加来度量制造业行业的生产制造成本,选用单位产品增加值所带来的营业费用增加来度量制造业的交易成本。①冯泰文:《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对制造业效率的影响》,《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年第 3期。数据来源于华通数据库。

技术创新能力的测度也比较困难,在创新型企业和组织的技术创新能力研究领域至今还没有一个能够较全面反映技术创新能力构成、得到广泛认可、实践上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和测度工具。②官建成、史晓敏:《技术创新能力和创新绩效关系研究》,《中国机械工程》2008年第 16期。本文选用 R&D人员投入和研发经费投入作为衡量技术创新投入的指标,选用新产品销售额、专利申请数量作为衡量技术创新产出的指标,利用DEA方法计算的历年制造业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作为衡量技术创新能力的指标。数据由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整理得到。

四、检验结果和分析

(一)分别以生产性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增加值为自变量,以制造业 28个行业全员劳动生产率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第一步回归)。从回归结果的第一步数值发现除金融业外回归结果都在 1%的水平下显著,金融业的回归系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并且它们的回归系数都为正,这说明服务外包的发展有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是这种提升作用还较弱,验证了我们假设Ⅰ的正确性,该结果还表明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

(二)从营业费用在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二步中的回归系数都为负,并且在 5%的水平内都显著,说明服务外包的发展有利于营业费用的减少;在第三步,回归方程加入交易成本这个变量后,营业费用和各生产性服务部门前面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说明交易成本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中起着部分中介效用,并且服务外包的发展有利于交易成本的降低,验证了我们假设Ⅱ的正确性。

从数值上看,营业费用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作用的中介效应与总效应的比值为 0.3488,这说明交易成本能够解释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作用的34.88%。各细分生产性服务部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金融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以及房地产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作用的解释程度分别有 34.43%、54.29%、23.33%和 10.51%,说明生产性服务业通过交易成本对制造业效率有较大间接正作用,这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外包的初衷。

(三)从主营业务成本在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二步中的回归系数都为正,并且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外在 10%的水平内都显著,说明服务外包的发展使得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成本增加;在第三步,回归方程加入制造成本这个变量后,除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及金融业外各主营业务成本和生产性服务部门前面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说明制造成本在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中起着部分中介效用,但是服务外包的发展却使得制造成本增加,不利于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这和我们的假设Ⅲ相悖。究其原因,首先与相对低效的生产性服务水平有关,我国的生产性服务部门大部分属于垄断行业,存在较高的进入壁垒,抑制了该行业良好的竞争机制的形成;同时,这些生产性服务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不能形成规模经济,服务成本相对较高,影响了专业化分工优势的发挥;其次,是因为我国服务外包业处于起步阶段,进行服务外包的制造企业并未很好地进行资源整合,着力发展其有竞争优势的生产环节,却步入发展的盲点。

(四)从技术创新在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中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第二步中生产性服务业的系数虽都为正,但却只有生产性服务业整体、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系数在 10%的水平内显著;在第三步的回归中,加入技术创新变量虽然并没有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但是技术创新的系数却都不显著。对生产性服务业进行 Soble检验发现技术创新是生产性服务业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中介变量,但是这种中介效应比较小,中介效应/总效应只有 2.33%,说明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待通过两部门良好互动机制的建立进一步提高。

具体的生产性服务外包部门,只有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中技术创新是两部门关系的中介变量,能够解释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作用的 20.51%。这部分顺应了部门制造企业采用外包研发服务决策的意旨,因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可以帮助自身研发能力薄弱的企业借用“外脑”适时改进产品性能,实现企业产品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在其他的生产性服务部门,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都没有显现出来,这和我们的假设Ⅲ有些不符。

五、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出的主要研究结论是,服务外包的发展推动了我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这种推动作用还比较小。深入影响机制角度分析发现,制造业服务外包使得其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成本是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对制造业生产率提升中发挥显著正效应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最高的金融业达 54.29%,这从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制造企业进行服务外包的初衷;制造成本也是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的中介变量,但是这种中介效应却是负的,即服务外包的发展使得制造成本增加,这正呼吁了对相对低效生产性服务业进行改革和引导制造企业规划实施好服务外包事宜的迫切性;技术创新作为服务外包和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中介变量所带来的中介效应是很小的,并且这种中介效应只有在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部门中有所显现,在其他部门都没有显现出来,这体现了建设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之间良好互动机制的必要性。

据此,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一步挖掘服务外包对制造业生产率提高推动作用的潜力:

(一)努力打破制约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各种障碍

首先,要加快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步伐,降低进入门槛,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培养多元化的竞争主体等,鼓励市场竞争,以提高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和质量;其次,针对我国服务外包发展布局比较分散、企业规模小的现状,制定相关的规划政策,推动服务外包产业集聚,以期其产生显著的经济效应,显现出规模效应;再次,要制定各种优惠措施,从政策角度为制造业这一知识密集型行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推动其对制造业企业的知识技术溢出。

(二)引导制造企业做好服务外包的善后工作

一方面,鼓励制造企业将一些非核心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剥离为社会化的专业服务,实行“主辅分离”,大力发展产业内部的专业化分工体系;另一方面,引导外包后的企业整合内部资源,推动企业通过管理创新和业务流程再造,逐步将发展重点集中于其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环节,倚重技术创新、市场拓展和品牌运作,降低制造成本,培育核心竞争力。

(三)增强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外包业的互动性

在我国生产性服务业供给能力比较弱、而制造业对其潜在需求日益增加的现状下,促进生产性服务外包业发展,使其与制造业生产效率提高互动的对策应该体现在扩大供给、探求提高生产性服务供给与培养其专业化优势的有效途径与措施上;同时要从多方面采取措施把对生产性服务的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的有效需求,促使供给与需求相互对接、相互转化、相互促进,确保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外包业保持良好的动态的契合。

(责任编辑:筱方)

A

1003—4145[2011]02—0100—05

2010-11-02

李艳华 (1985-),女,山东菏泽人,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葛丹丹(1985-),女,山东青岛人,山东大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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